中国第二号右派罗隆基最后的晚餐
赵君迈跟罗隆基无话不谈。他注意到，罗隆基往日爱穿西装，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则常穿中山装。经赵君迈提议，邀集几位老友，轮流聚餐，在餐桌上联络感情。这样的聚餐，大约每星期一两次，以晚餐为多，偶尔也有午餐。每一回聚餐，不论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还是四川饭店，章伯钧来，罗隆基也来。这样，被打成“章罗联盟”之后，章伯钧与罗隆基倒是常见面，常联络----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没有什么可吵的了。罗隆基没有车，通常是章伯钧用车接他，一起去饭店。有时，罗隆基外出要用车，就打电话给章伯钧借车。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康同璧以及她的女儿，还有黄绍竑、陈铭德，也常常参加聚餐。大家一起谈天气，谈种花，谈美食，边吃边聊，话题漫无边际，不过几乎不愿涉及政治。罗隆基虽然还是那样的脾气，但说话比起过去要谨慎多了。
康同璧是康有为次女，年长于罗隆基。她早在罗隆基赴美国留学前14年----1907年，便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国之后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解放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当时约50多岁，个子矮矮的，一直没有结婚。她常常跟随母亲康同璧一起参加聚餐，并看望罗隆基。
黄绍竑是当年以李宗仁为领袖的桂系将领之一，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湖北省主席、浙江省主席。1949年他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此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陈铭德是老报人，曾任《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社长、总编辑，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养父。浦熙修当年是《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所以罗隆基跟陈铭德也很熟悉。
在罗隆基晚年，常去看他的还有罗涵先。2010年5月12日，我在北京采访民盟中央原副主席、88岁的罗涵先。罗涵先曾任罗隆基秘书，所幸在“反右斗争”中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笔者在访问罗涵先时，他幽默地说明了自己没有成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在1957年，他除了担任罗隆基的秘书之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大鸣大放”时，每一次民盟中央召开“鸣放”会，发言的人都极其热烈，要“排队”才能挨到发言的机会。在即将轮到罗涵先发言时，别人就会说，你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怕没有机会发言？让一下吧！就这样，罗涵先一让再让，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所以也就没有“右派言论”。
罗隆基、章伯钧与这样一些朋友来往，在聚餐、谈天之中，稍稍得到些许安慰。罗隆基和章伯钧都不抽烟、不喝酒，无法借酒浇愁，只是借聚餐驱除那可怕的孤独感。
赵君迈说，章伯钧、罗隆基当年都是目空一切的人物，他们高傲。自从成了“右派分子”之后，那股傲气不见了。虽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通常不谈政治，但毕竟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摔跤的人，难免不谈政治。偶然间，他们说起章乃器，说起梁漱溟……他们对老朋友充满思念之情。他们对于章乃器、梁漱溟的“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屈不挠，不承认“错误”，表示佩服。
章伯钧曾说，章乃器比我强，他始终没有认“罪”，坚持到底。罗隆基则说，1952年“批判”梁漱溟，他处之泰然，始终不屈服，这样的人真不多。
章伯钧说起了“反右派斗争”：“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罗隆基接过章伯钧的话说：“像我们这样过去拥护共产党的人，成了‘右派分子’，而那些军阀、国民党反动官僚反而没有挨整，这是不公平的！把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这些进步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分子’，是极其错误的。陈铭枢，北伐名将，只是在1952年‘批判’梁漱溟的时候仗义执言，到了1957年就成了‘右派分子’……”
看得出，不论是章伯钧，还是罗隆基，在私下的谈话中，表达了对于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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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康同璧以及她的女儿，还有黄绍竑、陈铭德，也常常参加聚餐。大家一起谈天气，谈种花，谈美食，边吃边聊，话题漫无边际，不过几乎不愿涉及政治。罗隆基虽然还是那样的脾气，但说话比起过去要谨慎多了。
康同璧是康有为次女，年长于罗隆基。她早在罗隆基赴美国留学前14年----1907年，便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国之后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解放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当时约50多岁，个子矮矮的，一直没有结婚。她常常跟随母亲康同璧一起参加聚餐，并看望罗隆基。
黄绍竑是当年以李宗仁为领袖的桂系将领之一，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湖北省主席、浙江省主席。1949年他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此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陈铭德是老报人，曾任《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社长、总编辑，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养父。浦熙修当年是《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所以罗隆基跟陈铭德也很熟悉。
在罗隆基晚年，常去看他的还有罗涵先。2010年5月12日，我在北京采访民盟中央原副主席、88岁的罗涵先。罗涵先曾任罗隆基秘书，所幸在“反右斗争”中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笔者在访问罗涵先时，他幽默地说明了自己没有成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在1957年，他除了担任罗隆基的秘书之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大鸣大放”时，每一次民盟中央召开“鸣放”会，发言的人都极其热烈，要“排队”才能挨到发言的机会。在即将轮到罗涵先发言时，别人就会说，你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怕没有机会发言？让一下吧！就这样，罗涵先一让再让，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所以也就没有“右派言论”。
罗隆基、章伯钧与这样一些朋友来往，在聚餐、谈天之中，稍稍得到些许安慰。罗隆基和章伯钧都不抽烟、不喝酒，无法借酒浇愁，只是借聚餐驱除那可怕的孤独感。
赵君迈说，章伯钧、罗隆基当年都是目空一切的人物，他们高傲。自从成了“右派分子”之后，那股傲气不见了。虽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通常不谈政治，但毕竟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摔跤的人，难免不谈政治。偶然间，他们说起章乃器，说起梁漱溟……他们对老朋友充满思念之情。他们对于章乃器、梁漱溟的“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屈不挠，不承认“错误”，表示佩服。
章伯钧曾说，章乃器比我强，他始终没有认“罪”，坚持到底。罗隆基则说，1952年“批判”梁漱溟，他处之泰然，始终不屈服，这样的人真不多。
章伯钧说起了“反右派斗争”：“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罗隆基接过章伯钧的话说：“像我们这样过去拥护共产党的人，成了‘右派分子’，而那些军阀、国民党反动官僚反而没有挨整，这是不公平的！把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这些进步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分子’，是极其错误的。陈铭枢，北伐名将，只是在1952年‘批判’梁漱溟的时候仗义执言，到了1957年就成了‘右派分子’……”
看得出，不论是章伯钧，还是罗隆基，在私下的谈话中，表达了对于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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