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号右派罗隆基最后的晚餐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他担任如下公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仍住在红门铜环的迺兹府公馆里,直至他辞别人世。
走访罗隆基秘书与“联络员”
1986年11月23日,北京雨夹雪,颇为泥泞。我在下午来到木樨地,叩开叶笃义先生家的房门。叶笃义曾担任罗隆基的秘书。1957年,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后,在198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五届一中全会上,叶笃义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后来,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副主席。
我请叶笃义先生谈罗隆基。作为罗隆基的秘书,他非常详细向我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以及猝死经过。以上关于罗隆基之死的情况,便来自叶笃义的口述。
我问及那位给罗隆基每天打针的护士是否还在,能否采访?叶笃义摇头,说事隔多年,已经不知那位护士的去向。后来,倒是上海《文汇报》老报人、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谢蔚明先生,在1993年6月18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及:“我认识她,姓王。浦熙修和我都叫她王小姐,原系协和医院护士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洛克菲勒在协和安装铁肺后返美,就是王小姐护送的。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浦(熙修)、老舍注射肝精针剂,都是承她义务帮忙的。我也是请她注射的。罗(隆基)身亡之时,她应是花甲老人了。”
叶笃义告诉我,罗隆基去世之前的那个晚上,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
叶笃义先生知道我希望深入了解罗隆基猝死的情况,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赵君迈家的地址。我当即赶往赵宅。不料赵君迈先生的家人告知,他因病住在北京军区总院201房间。我问病情如何,答曰交谈无妨。北京军区总院离赵宅不远,在东城区东四十条南门仓5号。这样,我在1986年11月25日上午,赶往北京军区总院采访。85岁的赵君迈,穿着病号衣,披着军大衣,接受我的采访。他听力差,戴着助听器,在病榻上跟我笑谈往事。
赵君迈告诉我,他并非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而是无党无派人士。1957年,他既非“右派分子”,也不是“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新华社在1957年3月15日关于全国政协会议的报道中提到他,只一句话而已:“赵君迈认为,应该提倡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所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安然无恙。然而,他却是章伯钧与罗隆基这两位“大右派”的联络员。
也真巧,前一天----11月24日,我在北京拜访当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陈新桂,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头衔”便是“章罗同盟的联络员”。然而赵君迈却是正儿八经的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
赵老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的疑惑,便告诉我,“在全国政协设有一个联络委员会,总共有25个联络委员,我名列其中。按照规定,每个联络委员都要联络几个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大都是有点‘麻烦’的人物。罗隆基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到了‘大麻烦’,谁都不敢担任罗隆基的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问,谁愿意当罗隆基的联络员?我说,罗隆基是我的老朋友。我自告奋勇当他的联络员。”
龚饮冰是龚育之的父亲(龚育之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赵君迈说,龚饮冰跟他是同乡,很熟悉。龚饮冰希望通过联络员了解联络对象的思想状况。赵君迈既跟龚饮冰熟悉,又跟罗隆基熟悉,确实是很恰当的联络员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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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仍住在红门铜环的迺兹府公馆里,直至他辞别人世。
走访罗隆基秘书与“联络员”
1986年11月23日,北京雨夹雪,颇为泥泞。我在下午来到木樨地,叩开叶笃义先生家的房门。叶笃义曾担任罗隆基的秘书。1957年,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后,在198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五届一中全会上,叶笃义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后来,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副主席。
我请叶笃义先生谈罗隆基。作为罗隆基的秘书,他非常详细向我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以及猝死经过。以上关于罗隆基之死的情况,便来自叶笃义的口述。
我问及那位给罗隆基每天打针的护士是否还在,能否采访?叶笃义摇头,说事隔多年,已经不知那位护士的去向。后来,倒是上海《文汇报》老报人、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谢蔚明先生,在1993年6月18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及:“我认识她,姓王。浦熙修和我都叫她王小姐,原系协和医院护士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洛克菲勒在协和安装铁肺后返美,就是王小姐护送的。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浦(熙修)、老舍注射肝精针剂,都是承她义务帮忙的。我也是请她注射的。罗(隆基)身亡之时,她应是花甲老人了。”
叶笃义告诉我,罗隆基去世之前的那个晚上,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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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君迈告诉我,他并非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而是无党无派人士。1957年,他既非“右派分子”,也不是“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新华社在1957年3月15日关于全国政协会议的报道中提到他,只一句话而已:“赵君迈认为,应该提倡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所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安然无恙。然而,他却是章伯钧与罗隆基这两位“大右派”的联络员。
也真巧,前一天----11月24日,我在北京拜访当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陈新桂,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头衔”便是“章罗同盟的联络员”。然而赵君迈却是正儿八经的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
赵老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的疑惑,便告诉我,“在全国政协设有一个联络委员会,总共有25个联络委员,我名列其中。按照规定,每个联络委员都要联络几个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大都是有点‘麻烦’的人物。罗隆基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到了‘大麻烦’,谁都不敢担任罗隆基的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问,谁愿意当罗隆基的联络员?我说,罗隆基是我的老朋友。我自告奋勇当他的联络员。”
龚饮冰是龚育之的父亲(龚育之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赵君迈说,龚饮冰跟他是同乡,很熟悉。龚饮冰希望通过联络员了解联络对象的思想状况。赵君迈既跟龚饮冰熟悉,又跟罗隆基熟悉,确实是很恰当的联络员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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