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强制节育30年 计划生育害苦多少人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魏鸿蔼也指出，在他的病人中有20％－30％结扎后会出现痛性结节，这些病人由于泻精时出现疼痛感而影响正常的性生活。
血肿和伤口感染作为输精管切除术后最常见的近期后遗症，发病率尚无确切结论，有的说低于1%和2%，但有的也说高至4%和6%。但可以证实的是，输精管切除术手术后近期（2 年内）输精管切除男子罹患泌尿生殖道感染或炎症的风险是未切除男子的1.5～2.5 倍（刘小章《输精管绝育术后后遗症与远期安全性》）。
（二）绝育手术让有些男性失去性福和劳动能力
统计表明，全世界6200多万例男性绝育手术中，中国占3200万例，但这3200万例结扎的男性当中，占95%都是被强制结扎的。由于传统观念和保存家庭劳力等原因，男性的结扎人数要远远低于女性，但被结扎男性身心所受的折磨却一点也不少，比如：
从重庆来深圳的打工者黎邦华于2005 年5月被居委会被强迫结扎留病根，丢饭碗失性福，甚至工作都不能做了（《男子被强迫结扎留病根丢饭碗失“性福”》2007年12 月24 日）。
清涧县石咀驿枣林子沟村村民吴宏业1973年8月20日做了结扎手术后，他感觉腰部疼痛且浑身乏力，小腹一直伴有疼痛。1978年，清涧县医院对吴宏业的诊断结果是“扎管后神经管能症”。老吴说，结扎手术后，他就基本不能做重活，后曾经营过一个小卖部，辗转到现在，他只能蜷缩在榆林城区的一个角落里，和妻子一起以收破烂为生。（《榆林晚报》2012年5月14日）
类似的事件也是不胜枚举，当然，同女性的后遗症一样，男性有多少人结扎后出现后遗症，也是计生部门的禁区，数据同样是个谜。
三、强制执行让害人的政策大行其道
为了推行天怒人怨的强制节育，计生部门协同政府想尽办法对老百姓进行围追堵截，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贯彻“计划生育国策”，政府主要采用的强制手段有：
（一）政府：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实行“一票否决制”
政府为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投入了巨额人力物力，仅人力一项，据报道，“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如此庞大的利益相关集团，也正是阻碍“放开二胎”民意呼唤的最大阻力。
在管理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计划生育要由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并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地方官无论其他方面表现多么优秀，只要当地出生人口数量超标，就会受处罚，处罚包括扣发工资、奖金和福利，威胁免职和降职，断绝晋升之路。这套办法极具效力，逼迫党政干部为完成计划生育目标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方便管理，有些实现计生办竟荒唐到直接向各乡镇下达人流指标，曹锦清在河南调研时就听村支书说到了这种事情：“从1992年开始，市、县计生办还制定一项新的规定:各村每年按全部育龄妇女（从新婚到49岁）的2%比例，送到县卫生院进行流产。这个指标定得莫名其妙。各村超计划怀孕的人数各不相同，同村各年超计划怀孕的人数也不一样。按这个指标，我村每年得送2名孕妇去做流产手术。前年，我村只有一名妇女超计划怀孕，按指标还缺一名，结果只得到邻村去‘借’，实际上是出钱去‘买’的。去年我村没有超计划怀孕的，听说县卫生院有专门出售‘流产证明’的，每份证明一七八百元。我们只得花钱买了两张‘证明’。为了完成这一指标，看来我们还得每年安排两名妇女超计划怀孕了，你说荒唐不荒唐。”（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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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血肿和伤口感染作为输精管切除术后最常见的近期后遗症，发病率尚无确切结论，有的说低于1%和2%，但有的也说高至4%和6%。但可以证实的是，输精管切除术手术后近期（2 年内）输精管切除男子罹患泌尿生殖道感染或炎症的风险是未切除男子的1.5～2.5 倍（刘小章《输精管绝育术后后遗症与远期安全性》）。
（二）绝育手术让有些男性失去性福和劳动能力
统计表明，全世界6200多万例男性绝育手术中，中国占3200万例，但这3200万例结扎的男性当中，占95%都是被强制结扎的。由于传统观念和保存家庭劳力等原因，男性的结扎人数要远远低于女性，但被结扎男性身心所受的折磨却一点也不少，比如：
从重庆来深圳的打工者黎邦华于2005 年5月被居委会被强迫结扎留病根，丢饭碗失性福，甚至工作都不能做了（《男子被强迫结扎留病根丢饭碗失“性福”》2007年12 月24 日）。
清涧县石咀驿枣林子沟村村民吴宏业1973年8月20日做了结扎手术后，他感觉腰部疼痛且浑身乏力，小腹一直伴有疼痛。1978年，清涧县医院对吴宏业的诊断结果是“扎管后神经管能症”。老吴说，结扎手术后，他就基本不能做重活，后曾经营过一个小卖部，辗转到现在，他只能蜷缩在榆林城区的一个角落里，和妻子一起以收破烂为生。（《榆林晚报》2012年5月14日）
类似的事件也是不胜枚举，当然，同女性的后遗症一样，男性有多少人结扎后出现后遗症，也是计生部门的禁区，数据同样是个谜。
三、强制执行让害人的政策大行其道
为了推行天怒人怨的强制节育，计生部门协同政府想尽办法对老百姓进行围追堵截，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贯彻“计划生育国策”，政府主要采用的强制手段有：
（一）政府：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实行“一票否决制”
政府为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投入了巨额人力物力，仅人力一项，据报道，“截至2005年底，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此外，全国还有计划生育协会专职干部1142万人，兼职干部5727万人……”如此庞大的利益相关集团，也正是阻碍“放开二胎”民意呼唤的最大阻力。
在管理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计划生育要由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并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地方官无论其他方面表现多么优秀，只要当地出生人口数量超标，就会受处罚，处罚包括扣发工资、奖金和福利，威胁免职和降职，断绝晋升之路。这套办法极具效力，逼迫党政干部为完成计划生育目标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方便管理，有些实现计生办竟荒唐到直接向各乡镇下达人流指标，曹锦清在河南调研时就听村支书说到了这种事情：“从1992年开始，市、县计生办还制定一项新的规定:各村每年按全部育龄妇女（从新婚到49岁）的2%比例，送到县卫生院进行流产。这个指标定得莫名其妙。各村超计划怀孕的人数各不相同，同村各年超计划怀孕的人数也不一样。按这个指标，我村每年得送2名孕妇去做流产手术。前年，我村只有一名妇女超计划怀孕，按指标还缺一名，结果只得到邻村去‘借’，实际上是出钱去‘买’的。去年我村没有超计划怀孕的，听说县卫生院有专门出售‘流产证明’的，每份证明一七八百元。我们只得花钱买了两张‘证明’。为了完成这一指标，看来我们还得每年安排两名妇女超计划怀孕了，你说荒唐不荒唐。”（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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