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日记中风云变幻的中共党史
又如《日记》1959年1月18日：“据各省汇报（缺河南、广西）：病情严重，发病者约500万人，已死7万人。”此处病情，当指因饥饿而起的水肿无疑，可知中央高层1959年年初对各地因饥荒而出现病、死的严重情况就有清楚的了解，如此，当年下半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为民请愿的激烈批判更显无理。
再如，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以参会人数而得名。1月28日《日记》记载：“由下午2时起，到3时40分止，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约8000人，分批地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与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合影。”由此可知，原来“七千人大会”实际与会人员近8000人。
还如，邓小平缺席1959年的庐山会议，一般党史或者不提或者以“因病缺席”而一笔带过，《日记》对邓病有详细记录：1959年6月5日：“夜间11时半，接李福坤同志电话，小平同志在俱乐部打弹子，不慎滑倒，经医生珍视，后来即送入医院会诊，2时半北京医院来电话，确定是骨折（右大腿），必须卧床8周，可以治好。”两个月之后，8月27日，杨再度“去北京医院看小平同志，并与他谈了约1小时多。”此时庐山会议已经结束。另如，1960年5月19日杨尚昆随毛泽东乘专列外巡，“晚11半到达南昌，下车去招待所，与彭真同志通话传达主席指示。（中略）3时返车上，主席亦于跳完舞后同回。”
最后，《杨尚昆日记》中出现的人名称呼也值得一提。国人对人称多有讲究，不同的称呼可以反映不同的情感色彩，显示关系的远近亲疏，公共场合如此，私人日记更是如此。《日记》按党内习惯对人多连姓带名称同志，或略姓以名称同志，或去同志直接以名相称呼，这一顺序可以反映彼此关系的从远到近。《日记》在建国前夕的49年，多以“周”称代周恩来，绝大情况下这是行文的方便，看不出情感，不过有时同一天日记同时出现李克农、周恩来或任弼时、周恩来时，“克农”、“弼时”与“周”的不同称代，则可见出彼一时关系之亲疏。建国后《日记》以“总理”、“周总理”或“恩来同志”称呼周恩来，偶尔也以“周”为简称的，如1960年1月3日：“在少奇同志处开会，听一波、立三、周关于6个大协作区会议情况的汇报”，此时难分亲疏，却能反映一时的情感或情绪。至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情绪，只有天知矣。
而对毛泽东的称呼，《日记》绝大多数时候循党内习惯以“主席”相称。唯一例外的是，1953年年底至1954年，尤其是54年元月期间，“主席”成了“主”，这一变化诚然是为方便的简称，但很难说没有杨尚昆某种心理变化的因素在其内，因为在这之后，对毛泽东的称呼一如从前，仍以“主席”相称。联系到这一时期正是高岗事件的发生期，这一称呼的变化是否与此事有关，殆难以考证，给人留下的已是一个不可求索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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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再如，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以参会人数而得名。1月28日《日记》记载：“由下午2时起，到3时40分止，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约8000人，分批地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与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合影。”由此可知，原来“七千人大会”实际与会人员近8000人。
还如，邓小平缺席1959年的庐山会议，一般党史或者不提或者以“因病缺席”而一笔带过，《日记》对邓病有详细记录：1959年6月5日：“夜间11时半，接李福坤同志电话，小平同志在俱乐部打弹子，不慎滑倒，经医生珍视，后来即送入医院会诊，2时半北京医院来电话，确定是骨折（右大腿），必须卧床8周，可以治好。”两个月之后，8月27日，杨再度“去北京医院看小平同志，并与他谈了约1小时多。”此时庐山会议已经结束。另如，1960年5月19日杨尚昆随毛泽东乘专列外巡，“晚11半到达南昌，下车去招待所，与彭真同志通话传达主席指示。（中略）3时返车上，主席亦于跳完舞后同回。”
最后，《杨尚昆日记》中出现的人名称呼也值得一提。国人对人称多有讲究，不同的称呼可以反映不同的情感色彩，显示关系的远近亲疏，公共场合如此，私人日记更是如此。《日记》按党内习惯对人多连姓带名称同志，或略姓以名称同志，或去同志直接以名相称呼，这一顺序可以反映彼此关系的从远到近。《日记》在建国前夕的49年，多以“周”称代周恩来，绝大情况下这是行文的方便，看不出情感，不过有时同一天日记同时出现李克农、周恩来或任弼时、周恩来时，“克农”、“弼时”与“周”的不同称代，则可见出彼一时关系之亲疏。建国后《日记》以“总理”、“周总理”或“恩来同志”称呼周恩来，偶尔也以“周”为简称的，如1960年1月3日：“在少奇同志处开会，听一波、立三、周关于6个大协作区会议情况的汇报”，此时难分亲疏，却能反映一时的情感或情绪。至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情绪，只有天知矣。
而对毛泽东的称呼，《日记》绝大多数时候循党内习惯以“主席”相称。唯一例外的是，1953年年底至1954年，尤其是54年元月期间，“主席”成了“主”，这一变化诚然是为方便的简称，但很难说没有杨尚昆某种心理变化的因素在其内，因为在这之后，对毛泽东的称呼一如从前，仍以“主席”相称。联系到这一时期正是高岗事件的发生期，这一称呼的变化是否与此事有关，殆难以考证，给人留下的已是一个不可求索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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