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双重身份
不用说美国疆域的形成过程就是靠武力扩张的，在美国成为世界霸权以后，对外国的多次军事干预多以本国的战略利益为准绳，比较典型的，是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越南，它导致300万人死亡(百度百科“越南战争”条目估计中间数);在伊拉克，它杀了60多万人。今天美国的国防开支高于其后12个国家的总和，她总在率先研究和开发更令人恐怖的新武器。为了保持武器技术的领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中国外交必然会走向天下主义
那么中国呢?从国家规模和实力上，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十年内超过美国。因而中国具备成为天下主义中心的条件之一。那么道德自觉呢?在今天，我们看不到明显的迹象，然而我们可以说，中国有着道德自觉的潜质。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天下主义的传统，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奉行着天下主义的原则。朝贡体系只是传统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局部。诞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孟学说，很注意国与国之间的道德准则。孔子赞扬在国家军事冲突中仍然遵循礼的行为;孟子则说“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强调大国对小国要仁慈;他们坚持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关于如何最终解决战国纷争的问题，孟子说要“一之”，即统一天下，而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尽管并没有充分实现儒家的世界理想，但以儒学作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历代成功的王朝还是大体上遵循了上述儒家的国际原则。它们信奉“中国一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它们希望“近者悦，远者来”。汉代，尤其是东汉的贸易政策是自由放任的(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26页)，宋代的进口关税平均约为1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41页)，清代约为4%(张晓宁，《天子南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40页)。南宋乾道年间，一海外巨商死于中国，“有资巨万”，宋朝政府“属其徒护丧以归”(黄纯艳，118页)。它们期待“施仁义于天下”，并用道德约束自己在国际上的行为。甚至对于敌国，它们也不愿意乘人之危。唐贞观十四年，侯君集伐高昌，恰好高昌王去世，有人劝侯君集乘机攻打，被他拒绝，说“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贞观政要》“征伐第三十五”)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虽然在近代以来其文化传统受到打击，但从长远看，仍有着强劲的文化底气，天下主义仍是一个融化于中国精神中的道德价值。因而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天下主义也会强劲复兴。李慎之先生曾说，“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二期。)更何况，中国还有着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使它不得不走向天下主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约有20个邻国。与所有邻国和睦相处，有着互相尊重和信任、且充满亲情的好邻居，是中国人民的重要福利之一。因而中国要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于睦邻问题。而邻国与邻居的区别在于，邻居可以选择，如孟母三迁，千金买邻，但邻国不可选择。因而邻国相睦要花费更大气力。
再仔细观察，中国与其邻国的人口共约37亿人，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中国解决好与邻国的关系，世界永久和平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岂止一半，中国与其邻国就会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联盟，提炼出国家间睦邻友好的基本原则，积累和睦相处的实践经验，就会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与实力的基础，进而将天下主义的原则推向全世界。
中国不得不走向天下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性的灾难就等同于中国的灾难。如果世界上发生核大战导致人类毁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当一个人类群体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覆盖了全部人口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时，全局性的福利或损失就几乎等同于这个群体的福利或损失，它就有足够的动力去获取这一福利或避免这一损失，从而作出具有全局视野的决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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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中国外交必然会走向天下主义
那么中国呢?从国家规模和实力上，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十年内超过美国。因而中国具备成为天下主义中心的条件之一。那么道德自觉呢?在今天，我们看不到明显的迹象，然而我们可以说，中国有着道德自觉的潜质。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天下主义的传统，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奉行着天下主义的原则。朝贡体系只是传统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局部。诞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孟学说，很注意国与国之间的道德准则。孔子赞扬在国家军事冲突中仍然遵循礼的行为;孟子则说“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强调大国对小国要仁慈;他们坚持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关于如何最终解决战国纷争的问题，孟子说要“一之”，即统一天下，而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尽管并没有充分实现儒家的世界理想，但以儒学作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历代成功的王朝还是大体上遵循了上述儒家的国际原则。它们信奉“中国一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它们希望“近者悦，远者来”。汉代，尤其是东汉的贸易政策是自由放任的(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26页)，宋代的进口关税平均约为1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41页)，清代约为4%(张晓宁，《天子南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40页)。南宋乾道年间，一海外巨商死于中国，“有资巨万”，宋朝政府“属其徒护丧以归”(黄纯艳，118页)。它们期待“施仁义于天下”，并用道德约束自己在国际上的行为。甚至对于敌国，它们也不愿意乘人之危。唐贞观十四年，侯君集伐高昌，恰好高昌王去世，有人劝侯君集乘机攻打，被他拒绝，说“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贞观政要》“征伐第三十五”)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虽然在近代以来其文化传统受到打击，但从长远看，仍有着强劲的文化底气，天下主义仍是一个融化于中国精神中的道德价值。因而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天下主义也会强劲复兴。李慎之先生曾说，“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各国平等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二期。)更何况，中国还有着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使它不得不走向天下主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约有20个邻国。与所有邻国和睦相处，有着互相尊重和信任、且充满亲情的好邻居，是中国人民的重要福利之一。因而中国要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于睦邻问题。而邻国与邻居的区别在于，邻居可以选择，如孟母三迁，千金买邻，但邻国不可选择。因而邻国相睦要花费更大气力。
再仔细观察，中国与其邻国的人口共约37亿人，占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中国解决好与邻国的关系，世界永久和平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岂止一半，中国与其邻国就会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联盟，提炼出国家间睦邻友好的基本原则，积累和睦相处的实践经验，就会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与实力的基础，进而将天下主义的原则推向全世界。
中国不得不走向天下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性的灾难就等同于中国的灾难。如果世界上发生核大战导致人类毁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当一个人类群体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覆盖了全部人口的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时，全局性的福利或损失就几乎等同于这个群体的福利或损失，它就有足够的动力去获取这一福利或避免这一损失，从而作出具有全局视野的决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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