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 达赖喇嘛的回归之路(图)
“中间道路”为达赖喇嘛流亡后的政治理想，也为洛桑森格在即位时所承袭。但是一个明显的线索是，自2011年洛桑森格继承世俗权力后，藏人自焚事件开始步入井喷式爆发，这被视为背后流亡藏人极端力量不满“中间道路”数十年无功而激进路线占据上风的明证，尤其与藏青会出身的洛桑森格有莫大的直接关系。
曾在之前的文章分析，初掌流亡藏人行政大权的洛桑森格当时处于极为尴尬的位置，特别是在流亡藏人中不具备如达赖喇嘛那样的宗教号召力，因此亟需树立自己的权威。有分析人士判断，洛桑森格打着“中间道路”的旗号便是试图借助达赖喇嘛的声威，推行自己的暴力冒险路线。在主张与中共坚持对话的“中间道路”数十年无果的情形下，达赖喇嘛亦可能被裹挟“绑架”。这也可以解释洛桑森格何以着力摆脱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甚至与达赖喇嘛本人渐行渐远。当然，在备受争议的藏人自焚事件中，达赖喇嘛一度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也令人怀疑其所扮演的角色。
当藏人自焚的极端暴力仍未能在2013年对中共产生效果时，“中间道路”似乎再度占据上风。洛桑森格6月份发起一项全球运动宣传“中间路线”，但这种“皈依”究竟具有多少诚意还很难说。去年6月15日，达赖喇嘛便在悉尼明确表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代表600万藏人，并明确指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两人都无法代表境内同胞。这被视为当时对以洛桑森格为代表的激进势力表达不满的政治喊话，逼洛桑森格就履新“中间道路”路线。
有理由相信，二人在上述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导致的摇摆不定，正是导致流亡藏人至今何去何从难决断的原因。而这种分歧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二人的经历不同。达赖喇嘛虽然流亡海外后游走西方国家多年，但毕竟是一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有其自身固有的政教理想基因。而洛桑森格则是极有代表性的流亡藏人二代身份，加之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对西方一整套民族主义建国理念以及国际外交的利益讨价还价规则可能相当熟悉。加之，55年时间世界格局骤变，中国崛起以及美欧国家活力衰退成为近期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局。这意味着以西方国家为主要支持力量的流亡藏人面临生存空间可能受到影响的威胁，“中间道路”提出的历史背景已发生深刻变化。这都大大增加了流亡藏人内部在寻求出路时发生分歧的可能性。
流亡藏人的“悲情”
“南亚最大的藏人定居地位于卡纳塔克邦，近年来随着人口和城市化速度的激增，在卡纳塔克邦的印度人和藏族年轻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印度媒体报道了数起针对藏人寺院的袭击行为，以及在比拉库佩等地出现的新一轮针对年轻藏人的谋杀浪潮。”
“当今，由于土地非常匮乏和昂贵，（当地民众）对流亡藏人心有怨恨”，美籍藏人扎白丹增（Tsepak Tenzing）说，“营地一贫如洗。三个月前我在比拉库佩看望父母，我看到很多人身上长着褥疮，患有白内障、肺结核，没有食物，到处是老鼠和虫子，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帮助去补偿那些因只有居住证而无法得到工作的人。我遇到很多年轻人，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乐于得到印度国籍，这些年轻人希望去服务中心、酒店、学校等部门工作，而他们的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们一样去火车站卖毛衣。”
一年前，一名叫莫拉•莫伊尼汉的美国人在一篇博文《流亡中的藏人----何人怀揣护照，何人仅得RC（居住证）》如此描述寄居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存处境，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实际上，类似披露他们生活艰难不得不流散世界各地的报道时不时见诸报端。在文章中，他们说包括洛桑森格等流亡藏人高层都可能拥有外国国籍和财产，而大部分流亡藏人只有印度居住证。今年的早些时候，印度大选给予流亡藏人选举权，这或许让不少流亡藏人产生身份困惑，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难民身份，只是从一个国家投靠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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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之前的文章分析，初掌流亡藏人行政大权的洛桑森格当时处于极为尴尬的位置，特别是在流亡藏人中不具备如达赖喇嘛那样的宗教号召力，因此亟需树立自己的权威。有分析人士判断，洛桑森格打着“中间道路”的旗号便是试图借助达赖喇嘛的声威，推行自己的暴力冒险路线。在主张与中共坚持对话的“中间道路”数十年无果的情形下，达赖喇嘛亦可能被裹挟“绑架”。这也可以解释洛桑森格何以着力摆脱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甚至与达赖喇嘛本人渐行渐远。当然，在备受争议的藏人自焚事件中，达赖喇嘛一度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也令人怀疑其所扮演的角色。
当藏人自焚的极端暴力仍未能在2013年对中共产生效果时，“中间道路”似乎再度占据上风。洛桑森格6月份发起一项全球运动宣传“中间路线”，但这种“皈依”究竟具有多少诚意还很难说。去年6月15日，达赖喇嘛便在悉尼明确表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代表600万藏人，并明确指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两人都无法代表境内同胞。这被视为当时对以洛桑森格为代表的激进势力表达不满的政治喊话，逼洛桑森格就履新“中间道路”路线。
有理由相信，二人在上述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导致的摇摆不定，正是导致流亡藏人至今何去何从难决断的原因。而这种分歧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二人的经历不同。达赖喇嘛虽然流亡海外后游走西方国家多年，但毕竟是一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有其自身固有的政教理想基因。而洛桑森格则是极有代表性的流亡藏人二代身份，加之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对西方一整套民族主义建国理念以及国际外交的利益讨价还价规则可能相当熟悉。加之，55年时间世界格局骤变，中国崛起以及美欧国家活力衰退成为近期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局。这意味着以西方国家为主要支持力量的流亡藏人面临生存空间可能受到影响的威胁，“中间道路”提出的历史背景已发生深刻变化。这都大大增加了流亡藏人内部在寻求出路时发生分歧的可能性。
流亡藏人的“悲情”
“南亚最大的藏人定居地位于卡纳塔克邦，近年来随着人口和城市化速度的激增，在卡纳塔克邦的印度人和藏族年轻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印度媒体报道了数起针对藏人寺院的袭击行为，以及在比拉库佩等地出现的新一轮针对年轻藏人的谋杀浪潮。”
“当今，由于土地非常匮乏和昂贵，（当地民众）对流亡藏人心有怨恨”，美籍藏人扎白丹增（Tsepak Tenzing）说，“营地一贫如洗。三个月前我在比拉库佩看望父母，我看到很多人身上长着褥疮，患有白内障、肺结核，没有食物，到处是老鼠和虫子，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帮助去补偿那些因只有居住证而无法得到工作的人。我遇到很多年轻人，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乐于得到印度国籍，这些年轻人希望去服务中心、酒店、学校等部门工作，而他们的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们一样去火车站卖毛衣。”
一年前，一名叫莫拉•莫伊尼汉的美国人在一篇博文《流亡中的藏人----何人怀揣护照，何人仅得RC（居住证）》如此描述寄居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存处境，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实际上，类似披露他们生活艰难不得不流散世界各地的报道时不时见诸报端。在文章中，他们说包括洛桑森格等流亡藏人高层都可能拥有外国国籍和财产，而大部分流亡藏人只有印度居住证。今年的早些时候，印度大选给予流亡藏人选举权，这或许让不少流亡藏人产生身份困惑，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难民身份，只是从一个国家投靠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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