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魯木齊爆炸] 西陲緊張 中共需徹底檢討民族政策
5月22日晨，新疆烏魯木齊街頭再傳爆炸聲音，數拾名老人無辜橫屍菜市場，近百人傷情不壹，其慘烈程度令人驚訝暴恐分子之嗜血，李克強之後隨即譴責稱襲擊者行徑“令人發指”。中共當局力圖強化反恐的努力正在遭遇正面挑釁。而在此前，不獨新疆域內，中國大陸內地城市也膽戰心驚，大規模軍警屯駐街頭枕戈待旦。壹時間，草木皆兵不敢稍有懈怠。與此同時，在新疆亂局如瘟疫蔓延對國家全局形成掣肘之時，盡管西藏局勢已略顯平復，已連續數月不見再有藏人訴諸慘烈的自焚以要挾中共，但流亡藏人與中共的明爭暗斗、唇槍舌劍始終未曾結束。
幅員遼闊的新疆以及西藏雖地處西陲邊地，但局勢不穩必然震動全局。於是，中共自建政至今壹直苦心孤詣，在鐵腕與懷柔之間尋找平衡，至今民族矛盾非但未能消弭反而愈演愈烈並向恐怖主義演進。雖說當下之格局原因復雜，但中共民族政策難辭其咎，必須接受徹底全面的審視，尤其是破除對蘇聯拼盤式民族政策的迷信。近年中共內部爭論不少，御用學者早已有向美國式大熔爐模式靠攏的表示，如胡鞍鋼等人的“第贰代民族政策”論。但值得警醒的是，無論是用融合還是同化政策，都絕非萬能的靈丹妙藥，中國不是美國式的移民國家，少數民族的弱勢地位始終無法忽視。而任何更弦易轍都注定將是壹次冒險，中共若決意界定清楚民族關系模式，必須審慎推進，避免使自己陷入被動，遭致更為激烈的民族不滿。
西陲危機肆伏 中共如芒在背
新疆烏魯木齊菜市場的這場爆炸襲擊事件只是新疆局勢動亂的壹個縮影。5年前的“7·5”騷亂雖然是壹個頂峰，但更像是壹個暴恐頻繁時期的開始。據此前的統計，自“7·5”事件以後，中國境內經過官方證實的重大暴力恐怖案件至少有20起。梳理這些案件信息可見，案發地域上呈現從南疆到全疆，從西部至東部，從新疆向北京、昆明等大城市擴散的態勢；發動恐怖襲擊的暴徒籍貫也同樣存在著從南到北、從西到東的分布情況；暴恐團伙均帶有宗教極端色彩，甚至是國際恐怖組織直接策動；發動襲擊的時間選擇上更加突出政治考慮，借以博得影響力；襲擊形式從主要攻擊派出所、巡邏隊、當地政府等國家強力機構逐漸轉變為在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人群密集場所襲擊平民。
尤其在當下，中共開始快速反應鐵腕反恐的局勢下，近期的每壹次恐怖襲擊事件都極具政治挑釁意味。去年10月底天安門汽車撞人爆炸事件正值拾八屆叁中全會前夕，而當時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柒常委正在不遠處的人民大會堂出席活動；轉年3月昆明火車站恐怖襲擊案恰值兩會前夕；4月30日烏魯木齊火車南站則更是正值習近平率高級別考察團巡狩新疆部署鐵腕反恐基調返回北京當天；而此次造成上百人死傷的烏魯木齊“5·22”暴恐案時機，是選在了習近平主持上海亞信峰會呼吁各國共同反恐的次日。
涉疆恐怖主義活動如同瘟疫般肆散傳染，西藏更是令中共不敢掉以輕心。從2009年起，藏區超過130人選擇自焚（其中多數為青少年喇嘛尼姑，肆川阿壩格爾登寺尤為集中），以抗議中共西藏政策呼吁允許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回國。盡管最近超過半年時間，此類自焚趨於沉寂，但抗議集會仍在西藏周邊藏區時有傳出。而西藏更是中共的禁臠之地，接受嚴格外來人員管控。除此之外，中共還不得不分神應付來自境外的流亡者對國內的滲透。比如，流亡藏人尤其是達賴喇嘛的多年海外經營，已經在西方世界獲得相當程度的支援力量，中共已經與其進行了持續數拾年的拉鋸戰。
盡管這些已經足以讓中共頭疼不已，甚至疲於奔命。
不過，中共在新疆、西藏所面臨的最嚴重危機顯然不是如何應付這些突發的暴力反抗事件，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消除徹底消除這些危機的根源，即如何從根本上化解民族之間的隔閡。相較於內地省份突飛猛進的經濟增長，動亂不安的局勢早已令藏疆普通民眾備受刺激，經濟地位懸殊、資源分配不均、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等等。
可以說，中共傳統民族政策被推至壹個臨界點，迫使中共必須重新檢視。而這種檢視必須是自上而下的通盤的徹底的考慮，乃至新的制度設計，尤其破除對蘇聯模式的迷信，將其奉為不可逾越的圭臬。中共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必須接受徹底的重新檢視與反思，但這種檢視絕非之前民族政策具體化的修補和調整，也不僅限於軟硬的贰元選擇，而是必須就全局性的自上而下的通盤更新換代，脫胎換骨。此外，中共的民族政策脫胎於蘇聯模式的母體，卻在內在指導思路上出現前後矛盾，在“同化”還是維持“多元”的預設目標間始終首鼠兩端，言行不壹。
蘇聯模式走入死胡同
1991年12月25日，曾經與美國並駕齊驅，馳騁贰戰後世界政壇的超級大國頃刻間轟然倒坍。在此之前的壹年間，以立陶宛為起始，各加盟共和國通過民族自決紛紛宣布獨立，蘇聯被肢解為拾伍個國家。更早之前，以蘇聯為師的東歐衛星國也在短時期內分崩離析。南斯拉夫則在此後的1992年不斷分裂，最終壹分為柒，期間民族間殺伐不斷終於釀成1999年的科索沃危機。
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壹員，中共當下以民族區域自治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政策即脫胎於蘇聯模式，是為當下世界兩大主流民族關系之壹的拼盤模式。為爭取少數民族支持，中共將民族矛盾簡單對應為漢族對少數民族的壓迫，隨之采取包括認錯、補償在內的壹系列動作。這壹形式在早期的確團結少數民族，減少統壹阻力頗為有利，但是這種做法隱患重重。比如由此制造了對多數民族的不公平，強化民族認同更可能埋下分裂主義的種子。
斯大林如果不是誤解了列寧那便可能是缺乏擔當。當初列寧率先以民族自決形成聯邦奠定國家根基也只是權宜之計，而並非將之視為傳至久遠的方式。有文章稱，拾月革命後俄國各地的政治形勢非常復雜，列寧認為，在當時的客觀形勢下，馬上建立壹個統壹的單壹國家在現實中做不到，只能通過承認自決權，在此基礎上通過自願原則組建壹個大國家（聯邦或國家聯盟）。他希望在理論上給予各民族完全的“自決權”後，各國的無產階級會回過頭來支持建立統壹的國家。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列寧的意思非常明確，聯邦制只是在特殊國情條件下向完全統壹（單壹國家）的“過渡”形式。列寧逝世後，共產黨壹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機會帶領蘇聯各族走出這壹“過渡”形態，但他和後繼的領導人並沒有這樣做。
而唯蘇聯馬首是瞻的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包括中國將其奉為圭臬。蘇聯以民族命名個加盟成員，而中國也在中共建政後拾余年間相繼成立5個自治區。雖然中國的憲法沒有“愚蠢”到輕易地允許各加盟共和國可自決是否留在“蘇聯”中，但毫無疑問它也同時在進壹步強化、固定民族的身份認同，並將其轉化為政治上的現實利益。中共體制內學者胡鞍鋼說，民族融合自然會有矛盾磨合的陣痛期，但不至於形成分裂，而強化民族識別便無疑在培養分裂主義的傾向。
而20世紀80年代，胡耀邦在位時期更是將這條道路走得更遠。有資料顯示，當時胡耀邦視察西藏對漢族幹部的作為很是不滿，於是下令多數漢族幹部撤出西藏，各少數民族地區聞風而動，中共影響力和控制力被實質性削弱。
同時，伴隨當時的政治空氣松動、民族學校匱乏，新疆地下講經堂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甚至成為此後不斷挑起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的火種。至今，此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觀。
而在應對民族矛盾危機中，經典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變機制便是歸咎於民族壓迫和經濟發展不平衡。但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分裂”給予了我們壹個極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訴我們並不是經濟便可決定壹切。布拉格之春後，捷克斯洛伐克的聯邦制得到確立，而且從歷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擁有良好的傳統友誼乃至民族血緣，但在東歐劇變的浪潮中仍然走上分道揚鑣的之路。須知，起初在中央政府的推動和扶持下，斯洛伐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壹直到最後雙方已經將不分伯仲。
社會主義國家對於經濟地位決定民族關系的偏執壹如當下的中共，但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夠有效減少該地區的分離主義沖動嗎？坦白講，經濟落後雖然是造成當前民族矛盾尖銳對立的重要因素之壹，但絕非壹勞永逸解決民族問題的萬能靈丹妙藥。當下中共在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柔性策略，大規模的援助源源不斷，改善民生似乎成為最為根本的釜底抽薪之策。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其積極意義，但顯然還遠遠不夠。
大熔爐模式是唯壹選擇嗎？
蘇聯模式之外，還有路可走？大熔爐（英語：melting pot）指的是在各種民族混雜的都市中，由不同民族文化不斷地影響、同化和融合，形成壹種很獨特的新的共同文化的社會。也即是將壹個主流價值觀視為基本盤，以近似絞肉機的方式吸納同化所有的個體，使其接受共同的價值觀，也即是對個體認同感的重新建構。這就是包括美國、巴西等國的模式。對於每個個體而言，適應並接受他可能需要痛苦的磨合，但的確它不會受到與主流價值觀形成挑戰的群體勢力，因此基本沒有分裂風險。
但是這壹思路也會遭到批評，中國媒體曾刊文稱那只是假象。而美國智庫的評論還似乎支持類似的判斷。路透社與益普索集團2013年的壹項聯合調查結果被視為對“大熔爐”神話的挑戰。這項全國范圍的調查顯示，40%的美國白人只與白人交朋友，而非白種人的美國人中，大約25%的人的交際圈僅限於本種族的人。紐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安?莫寧說：“這個國家有著漫長的限制異族接觸的歷史。對於白人和黑人而言，即使限制已成過去，但是到了今天仍然留有痕跡。”調查結果還表明，跨種族關系在地區間、種族間和不同的年齡段之間都有不同。西海岸和夏威夷的居民擁有的異族朋友是最多的；而南方人是最少的。
而且美國、巴西均為移民國家，尤其是美國更具有代表性。美國價值觀宣稱尊重每個獨立公民的公民權利，但卻並不認同族群作為權利主體的正當性（出於殖民歷史的考量，美國“破例”允許“保留地”的存在以保護土著印第安人是個例外）。其實質上是讓個體在抗拒盎格魯—撒克遜化時不接受揉碎本民族價值重新被同化的過程，美國以標榜民族文明多樣化的聲音批評它是對多民族文化的劫持。也許大熔爐的神話即是如此殘酷。
20世紀伍六拾年代以來，隨著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美國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叁代大熔爐模式，即在強調繼續鞏固和發展美利堅民族和美國人的統壹性的同時，又承認和容忍族群的“文化多元性 ”，允許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傳統。但顯然那更被視為壹種姿態。而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群則必然有意無意地不斷融入以盎格魯—撒克遜人價值觀為根基的美國價值觀塑造中。
向左走，向右走？
至此，拼盤式的蘇聯模式已瀕臨險境，甚至可能崩解。大熔爐模式也與中國制度相左甚至遭致少數族裔的反制。那麼題解何在？實際上早在中國的其他學者、專家中早有觸及，以中華民族壹體化建構國族認同。對於中國而言，大熔爐有其不可復制的歷史背景，也有其無法克服的現實缺陷。中國民族政策必須改弦易轍進行徹底的自上而下的全面變革，但也並非輕率照抄某壹模式便可萬事大吉。
曾為中共建政建政後的民族識別以及民族調查研究立下功勞的御用學者費孝通曾在1988年“中華民族多元壹體”論，這壹內容在於強化域內56個民族的身份認同，這是傳統大漢族主義以及地方民族主義的修正。其要點包括如下：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相互依存的、統壹而不能分割的整體；確認漢族在多元融合中的核心作用；允許少數民族在承認中華民族的高層認同的同時保留本民族的“基礎層級”認同。
胡鞍鋼、馬戎等人在汲取大熔爐模式的同時更改了“民族實體”的基礎，即徹底拋棄本民族的身份認同，確定主流價值觀（由漢族主導）。其“第贰代民族政策”理論認為中共應該汲取大熔爐模式，消解本民族的身份認同，至少從政治含義上剝離，使其退回到的社會文化的層面。
但這壹理論當然會遭到不滿。流亡藏人便反駁並指稱其目的便是要同化藏人。這對於始終保持文化危機感的藏人來說以及同樣以此指責中國的流亡維吾爾人而言，的確是不可逾越的難題。因為不同意在公民個人層面上構建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原中央統戰部研究室主任黃鑄也公開稱，中國的民族政策用不著學美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盡管還有達賴和叁股勢力破壞的威脅，我國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關系不僅稱得起我國歷史最好的民族關系，也稱得起當今世界上最好的民族關系之壹。”
今年，中共前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也在嘗試調整民族政策思路，與其在位期間的語調和態度已顯然出現不少區別，至少漸漸異於中共正統的民族區域自治理論。這甚至壹度引發外界的關注，被視為是改變中共民族政策的試探性信號。
朱維群的新思路論述頗為分散，多涉及具體的事務性內容，但核心只有壹個，極力弱化本民族身份認同，消除以民族區分為優先考量的執政思維，“更多強調中華民族的壹致性和共同性。”2012年2月朱維群在《學習時報》刊發文章敦促中共調整當下的民族政策，將來中國居民身份證中取消“民族”壹欄，不再增設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學生混校。在這篇文章中，朱維群同樣要求在國家政治界定層面弱化對民族的認同。對目前中國政府對西部地區的投資開發和扶貧措施，比如“西部大開發”、“興邊富民計劃”，他建議，不再過分強調對特定民族的支持。實質上，這壹思路已經拾分接近大熔爐模式的內核。
實質上，刨除大拼盤以及大熔爐模式的形勢考量，世界主流的民族關系有其“大勢所趨”----民族的身份識別正在逐漸弱化。當然，這並非由於正統共產主義理論中民族會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的判斷，而是因為同樣勢不可擋的全球化規律。它並不比動用國家強制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更為人性化或者溫情化。美國大熔爐可能只是將民族同化的權杖“狡猾”地轉交給全球化而已。
但對於中共來說，無視民族差異以公民個人身份“平等”地將每個人丟入社會化全球化的大熔爐中肯定不貼合實際。中共重新而徹底的地檢視當下的民族政策急需通盤設計穩步推進：首先應該避免將民族認同政治化；其次，樹立國家主流價值觀，法律面前壹律平等；最後，對於煽動、制造民族緊張局勢者做“定點清除”，不渲染不強化其民族身份。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無評論不新聞，發表壹下您的意見吧
幅員遼闊的新疆以及西藏雖地處西陲邊地，但局勢不穩必然震動全局。於是，中共自建政至今壹直苦心孤詣，在鐵腕與懷柔之間尋找平衡，至今民族矛盾非但未能消弭反而愈演愈烈並向恐怖主義演進。雖說當下之格局原因復雜，但中共民族政策難辭其咎，必須接受徹底全面的審視，尤其是破除對蘇聯拼盤式民族政策的迷信。近年中共內部爭論不少，御用學者早已有向美國式大熔爐模式靠攏的表示，如胡鞍鋼等人的“第贰代民族政策”論。但值得警醒的是，無論是用融合還是同化政策，都絕非萬能的靈丹妙藥，中國不是美國式的移民國家，少數民族的弱勢地位始終無法忽視。而任何更弦易轍都注定將是壹次冒險，中共若決意界定清楚民族關系模式，必須審慎推進，避免使自己陷入被動，遭致更為激烈的民族不滿。
西陲危機肆伏 中共如芒在背
新疆烏魯木齊菜市場的這場爆炸襲擊事件只是新疆局勢動亂的壹個縮影。5年前的“7·5”騷亂雖然是壹個頂峰，但更像是壹個暴恐頻繁時期的開始。據此前的統計，自“7·5”事件以後，中國境內經過官方證實的重大暴力恐怖案件至少有20起。梳理這些案件信息可見，案發地域上呈現從南疆到全疆，從西部至東部，從新疆向北京、昆明等大城市擴散的態勢；發動恐怖襲擊的暴徒籍貫也同樣存在著從南到北、從西到東的分布情況；暴恐團伙均帶有宗教極端色彩，甚至是國際恐怖組織直接策動；發動襲擊的時間選擇上更加突出政治考慮，借以博得影響力；襲擊形式從主要攻擊派出所、巡邏隊、當地政府等國家強力機構逐漸轉變為在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人群密集場所襲擊平民。
尤其在當下，中共開始快速反應鐵腕反恐的局勢下，近期的每壹次恐怖襲擊事件都極具政治挑釁意味。去年10月底天安門汽車撞人爆炸事件正值拾八屆叁中全會前夕，而當時包括習近平在內的柒常委正在不遠處的人民大會堂出席活動；轉年3月昆明火車站恐怖襲擊案恰值兩會前夕；4月30日烏魯木齊火車南站則更是正值習近平率高級別考察團巡狩新疆部署鐵腕反恐基調返回北京當天；而此次造成上百人死傷的烏魯木齊“5·22”暴恐案時機，是選在了習近平主持上海亞信峰會呼吁各國共同反恐的次日。
涉疆恐怖主義活動如同瘟疫般肆散傳染，西藏更是令中共不敢掉以輕心。從2009年起，藏區超過130人選擇自焚（其中多數為青少年喇嘛尼姑，肆川阿壩格爾登寺尤為集中），以抗議中共西藏政策呼吁允許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回國。盡管最近超過半年時間，此類自焚趨於沉寂，但抗議集會仍在西藏周邊藏區時有傳出。而西藏更是中共的禁臠之地，接受嚴格外來人員管控。除此之外，中共還不得不分神應付來自境外的流亡者對國內的滲透。比如，流亡藏人尤其是達賴喇嘛的多年海外經營，已經在西方世界獲得相當程度的支援力量，中共已經與其進行了持續數拾年的拉鋸戰。
盡管這些已經足以讓中共頭疼不已，甚至疲於奔命。
不過，中共在新疆、西藏所面臨的最嚴重危機顯然不是如何應付這些突發的暴力反抗事件，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消除徹底消除這些危機的根源，即如何從根本上化解民族之間的隔閡。相較於內地省份突飛猛進的經濟增長，動亂不安的局勢早已令藏疆普通民眾備受刺激，經濟地位懸殊、資源分配不均、腐敗有過之而無不及等等。
可以說，中共傳統民族政策被推至壹個臨界點，迫使中共必須重新檢視。而這種檢視必須是自上而下的通盤的徹底的考慮，乃至新的制度設計，尤其破除對蘇聯模式的迷信，將其奉為不可逾越的圭臬。中共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必須接受徹底的重新檢視與反思，但這種檢視絕非之前民族政策具體化的修補和調整，也不僅限於軟硬的贰元選擇，而是必須就全局性的自上而下的通盤更新換代，脫胎換骨。此外，中共的民族政策脫胎於蘇聯模式的母體，卻在內在指導思路上出現前後矛盾，在“同化”還是維持“多元”的預設目標間始終首鼠兩端，言行不壹。
蘇聯模式走入死胡同
1991年12月25日，曾經與美國並駕齊驅，馳騁贰戰後世界政壇的超級大國頃刻間轟然倒坍。在此之前的壹年間，以立陶宛為起始，各加盟共和國通過民族自決紛紛宣布獨立，蘇聯被肢解為拾伍個國家。更早之前，以蘇聯為師的東歐衛星國也在短時期內分崩離析。南斯拉夫則在此後的1992年不斷分裂，最終壹分為柒，期間民族間殺伐不斷終於釀成1999年的科索沃危機。
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壹員，中共當下以民族區域自治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政策即脫胎於蘇聯模式，是為當下世界兩大主流民族關系之壹的拼盤模式。為爭取少數民族支持，中共將民族矛盾簡單對應為漢族對少數民族的壓迫，隨之采取包括認錯、補償在內的壹系列動作。這壹形式在早期的確團結少數民族，減少統壹阻力頗為有利，但是這種做法隱患重重。比如由此制造了對多數民族的不公平，強化民族認同更可能埋下分裂主義的種子。
斯大林如果不是誤解了列寧那便可能是缺乏擔當。當初列寧率先以民族自決形成聯邦奠定國家根基也只是權宜之計，而並非將之視為傳至久遠的方式。有文章稱，拾月革命後俄國各地的政治形勢非常復雜，列寧認為，在當時的客觀形勢下，馬上建立壹個統壹的單壹國家在現實中做不到，只能通過承認自決權，在此基礎上通過自願原則組建壹個大國家（聯邦或國家聯盟）。他希望在理論上給予各民族完全的“自決權”後，各國的無產階級會回過頭來支持建立統壹的國家。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列寧的意思非常明確，聯邦制只是在特殊國情條件下向完全統壹（單壹國家）的“過渡”形式。列寧逝世後，共產黨壹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機會帶領蘇聯各族走出這壹“過渡”形態，但他和後繼的領導人並沒有這樣做。
而唯蘇聯馬首是瞻的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包括中國將其奉為圭臬。蘇聯以民族命名個加盟成員，而中國也在中共建政後拾余年間相繼成立5個自治區。雖然中國的憲法沒有“愚蠢”到輕易地允許各加盟共和國可自決是否留在“蘇聯”中，但毫無疑問它也同時在進壹步強化、固定民族的身份認同，並將其轉化為政治上的現實利益。中共體制內學者胡鞍鋼說，民族融合自然會有矛盾磨合的陣痛期，但不至於形成分裂，而強化民族識別便無疑在培養分裂主義的傾向。
而20世紀80年代，胡耀邦在位時期更是將這條道路走得更遠。有資料顯示，當時胡耀邦視察西藏對漢族幹部的作為很是不滿，於是下令多數漢族幹部撤出西藏，各少數民族地區聞風而動，中共影響力和控制力被實質性削弱。
同時，伴隨當時的政治空氣松動、民族學校匱乏，新疆地下講經堂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甚至成為此後不斷挑起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的火種。至今，此局面仍未得到全面改觀。
而在應對民族矛盾危機中，經典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變機制便是歸咎於民族壓迫和經濟發展不平衡。但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分裂”給予了我們壹個極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訴我們並不是經濟便可決定壹切。布拉格之春後，捷克斯洛伐克的聯邦制得到確立，而且從歷史上捷克、斯洛伐克擁有良好的傳統友誼乃至民族血緣，但在東歐劇變的浪潮中仍然走上分道揚鑣的之路。須知，起初在中央政府的推動和扶持下，斯洛伐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壹直到最後雙方已經將不分伯仲。
社會主義國家對於經濟地位決定民族關系的偏執壹如當下的中共，但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夠有效減少該地區的分離主義沖動嗎？坦白講，經濟落後雖然是造成當前民族矛盾尖銳對立的重要因素之壹，但絕非壹勞永逸解決民族問題的萬能靈丹妙藥。當下中共在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柔性策略，大規模的援助源源不斷，改善民生似乎成為最為根本的釜底抽薪之策。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其積極意義，但顯然還遠遠不夠。
大熔爐模式是唯壹選擇嗎？
蘇聯模式之外，還有路可走？大熔爐（英語：melting pot）指的是在各種民族混雜的都市中，由不同民族文化不斷地影響、同化和融合，形成壹種很獨特的新的共同文化的社會。也即是將壹個主流價值觀視為基本盤，以近似絞肉機的方式吸納同化所有的個體，使其接受共同的價值觀，也即是對個體認同感的重新建構。這就是包括美國、巴西等國的模式。對於每個個體而言，適應並接受他可能需要痛苦的磨合，但的確它不會受到與主流價值觀形成挑戰的群體勢力，因此基本沒有分裂風險。
但是這壹思路也會遭到批評，中國媒體曾刊文稱那只是假象。而美國智庫的評論還似乎支持類似的判斷。路透社與益普索集團2013年的壹項聯合調查結果被視為對“大熔爐”神話的挑戰。這項全國范圍的調查顯示，40%的美國白人只與白人交朋友，而非白種人的美國人中，大約25%的人的交際圈僅限於本種族的人。紐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安?莫寧說：“這個國家有著漫長的限制異族接觸的歷史。對於白人和黑人而言，即使限制已成過去，但是到了今天仍然留有痕跡。”調查結果還表明，跨種族關系在地區間、種族間和不同的年齡段之間都有不同。西海岸和夏威夷的居民擁有的異族朋友是最多的；而南方人是最少的。
而且美國、巴西均為移民國家，尤其是美國更具有代表性。美國價值觀宣稱尊重每個獨立公民的公民權利，但卻並不認同族群作為權利主體的正當性（出於殖民歷史的考量，美國“破例”允許“保留地”的存在以保護土著印第安人是個例外）。其實質上是讓個體在抗拒盎格魯—撒克遜化時不接受揉碎本民族價值重新被同化的過程，美國以標榜民族文明多樣化的聲音批評它是對多民族文化的劫持。也許大熔爐的神話即是如此殘酷。
20世紀伍六拾年代以來，隨著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美國的族群政策演化成了第叁代大熔爐模式，即在強調繼續鞏固和發展美利堅民族和美國人的統壹性的同時，又承認和容忍族群的“文化多元性 ”，允許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族群特色的文化傳統。但顯然那更被視為壹種姿態。而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群則必然有意無意地不斷融入以盎格魯—撒克遜人價值觀為根基的美國價值觀塑造中。
向左走，向右走？
至此，拼盤式的蘇聯模式已瀕臨險境，甚至可能崩解。大熔爐模式也與中國制度相左甚至遭致少數族裔的反制。那麼題解何在？實際上早在中國的其他學者、專家中早有觸及，以中華民族壹體化建構國族認同。對於中國而言，大熔爐有其不可復制的歷史背景，也有其無法克服的現實缺陷。中國民族政策必須改弦易轍進行徹底的自上而下的全面變革，但也並非輕率照抄某壹模式便可萬事大吉。
曾為中共建政建政後的民族識別以及民族調查研究立下功勞的御用學者費孝通曾在1988年“中華民族多元壹體”論，這壹內容在於強化域內56個民族的身份認同，這是傳統大漢族主義以及地方民族主義的修正。其要點包括如下：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相互依存的、統壹而不能分割的整體；確認漢族在多元融合中的核心作用；允許少數民族在承認中華民族的高層認同的同時保留本民族的“基礎層級”認同。
胡鞍鋼、馬戎等人在汲取大熔爐模式的同時更改了“民族實體”的基礎，即徹底拋棄本民族的身份認同，確定主流價值觀（由漢族主導）。其“第贰代民族政策”理論認為中共應該汲取大熔爐模式，消解本民族的身份認同，至少從政治含義上剝離，使其退回到的社會文化的層面。
但這壹理論當然會遭到不滿。流亡藏人便反駁並指稱其目的便是要同化藏人。這對於始終保持文化危機感的藏人來說以及同樣以此指責中國的流亡維吾爾人而言，的確是不可逾越的難題。因為不同意在公民個人層面上構建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原中央統戰部研究室主任黃鑄也公開稱，中國的民族政策用不著學美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盡管還有達賴和叁股勢力破壞的威脅，我國平等、團結、互助的民族關系不僅稱得起我國歷史最好的民族關系，也稱得起當今世界上最好的民族關系之壹。”
今年，中共前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也在嘗試調整民族政策思路，與其在位期間的語調和態度已顯然出現不少區別，至少漸漸異於中共正統的民族區域自治理論。這甚至壹度引發外界的關注，被視為是改變中共民族政策的試探性信號。
朱維群的新思路論述頗為分散，多涉及具體的事務性內容，但核心只有壹個，極力弱化本民族身份認同，消除以民族區分為優先考量的執政思維，“更多強調中華民族的壹致性和共同性。”2012年2月朱維群在《學習時報》刊發文章敦促中共調整當下的民族政策，將來中國居民身份證中取消“民族”壹欄，不再增設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學生混校。在這篇文章中，朱維群同樣要求在國家政治界定層面弱化對民族的認同。對目前中國政府對西部地區的投資開發和扶貧措施，比如“西部大開發”、“興邊富民計劃”，他建議，不再過分強調對特定民族的支持。實質上，這壹思路已經拾分接近大熔爐模式的內核。
實質上，刨除大拼盤以及大熔爐模式的形勢考量，世界主流的民族關系有其“大勢所趨”----民族的身份識別正在逐漸弱化。當然，這並非由於正統共產主義理論中民族會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的判斷，而是因為同樣勢不可擋的全球化規律。它並不比動用國家強制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更為人性化或者溫情化。美國大熔爐可能只是將民族同化的權杖“狡猾”地轉交給全球化而已。
但對於中共來說，無視民族差異以公民個人身份“平等”地將每個人丟入社會化全球化的大熔爐中肯定不貼合實際。中共重新而徹底的地檢視當下的民族政策急需通盤設計穩步推進：首先應該避免將民族認同政治化；其次，樹立國家主流價值觀，法律面前壹律平等；最後，對於煽動、制造民族緊張局勢者做“定點清除”，不渲染不強化其民族身份。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 分享: |
| 注： |
| 延伸閱讀 | 更多... |
 江蘇昆山大爆炸 最少65人遇難(圖) |
馬航殘骸大量孔洞 或導彈爆炸所致 |
| 慘 湖南客貨車相撞爆炸致38人遇難 (1條評論) |
滬地鐵乘客手機爆炸 眾人驚恐逃離 |
| 認清鋰電池使用的4大謬論 真的會隨時爆炸？ |
中國青海西寧機場發生爆炸(圖) |
| 充電時玩手機為什麼會爆炸？(圖) |
如同核彈爆炸 撒丁島上的雷雨瞬間 |
| 基地組織成員引爆炸彈 炸死自己 |
陸豐緝毒：嫌犯持有手雷 險爆炸 |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