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 斯諾登獨家專訪:使命已經完成(圖)
斯諾登在莫斯科（Barton Gellman 攝）
進入俄羅斯避難近半年，斯諾登首次親身接受《華盛頓郵報》連續兩天的馬拉松式獨家專訪，透露走上泄密之路的心路歷程和美國情報、立法、司法機構的系統性失聲瀆職。
斯諾登對記者表示他的使命“已經完成”。“對我來說，從個人滿足的角度，使命已經完成了，”他說，“我已經贏了。在記者們可以開始他們的工作那壹刻，所有我壹直努力試圖完成的事情都得到了正名。因為，記住，我不想改變社會。我想給社會壹個機會，決定是否要改變。”
斯諾登還再壹次強調，他和俄國之間沒有協議，也沒有把文件泄露給中國情報人員。“如果我逃了，我是從政府逃向人民。”斯諾登說。
以下為專訪翻譯全文：
熟悉的聲音在酒店電話那頭響起，毫不啰鄶n骸澳愕鬧泳嚀寮傅悖俊�
他對了壹下表，描述了見面的地點：“那兒見。”
愛德華?斯諾登（EdwardJ.Snowden）在約定時間單獨出現，混跡在壹群當地人和游客當中。他伸出手握了壹下，然後用肩膀指了指要去的方向。不久，他就帶著他的訪客到了壹個遠離公眾視線的安全地點。
這個超過14個小時的訪問是他從6月份到達此地以來第壹次親身受訪。斯諾登沒有拉開窗簾，也沒有走到外面。俄國在8月1日給了他暫時庇護，但斯諾登仍然是情報機關的重點目標。
今年暮春時分，斯諾登給了叁名記者來自美國國安局的高級機密文件，他曾是國安局的合約工程師。之後是署名，乃至數百的曝光文章，全球各地的新聞機構都在報道他的故事。國會要求解釋，新的證據讓舊的的案件重審，奧巴馬政府不得不解密數年來壹直努力保密數千頁的文件。
這些文件的曝光讓人們看到壹個全球監控系統，這個系統自2001的“911”恐怖襲擊之後全面鋪開。秘密司法機關讓美國國安局可以在覆蓋全國民眾的電話、互聯網和地點紀錄中無孔不入。其中壹份被泄露的演說幻燈片稱，國安局的“整體哲學”是“照單全收”。
在《華盛頓郵報》和《衛報》的第壹次曝光之後半年，斯諾登同意深入回顧他的選擇的根源和反響。在兩天內幾乎不斷續的對話中，他顯得放松而活潑，吃著漢堡、意粉、冰激凌和俄羅斯糕點。
斯諾登描述了很多為情報機關工作，以及在俄羅斯像壹只“關在家裡的貓”壹樣生活的小片段，但他壹直將對話帶回關於監控、民主和他曝光的文件的意義。
“對我來說，從個人滿足的角度，使命已經完成了，”他說，“我已經贏了。在記者們可以開始他們的工作那壹刻，所有我壹直努力試圖完成的事情都得到了正名。因為，記住，我不想改變社會。我想給社會壹個機會，決定是否要改變。”
“我想做的只是讓公眾可以在他們如何被管治的問題上有發言權。我們很久之前曾經取得這方面的壹定成就。現在，我們關注的焦點是如何擴大成果。”
如盲人在途
斯諾登是壹個很有條理的思考者，以工程師的模式解決問題。過去他發現，壹台危險的公共監控機器正在毫無監察規管之下生長。他說，國會和外國情報監視法庭的閉門監督是“判斷的墳墓”，因為判決被監督對象國安局操縱。保密判決建起高牆，阻止公共辯論。
要推翻這些高牆將是攻擊牆內無處不在的種種定規的壯舉。有人必須避開安檢，竊取秘密，與記者進行不被跟蹤的聯絡，並給他們足夠的證據來報道故事。
美國國安局的工作是“信息統治”，即用其他人的秘密來塑造事件。29歲的斯諾登在國安局的主場將它打敗。
斯諾登說：“你知道你在這條路上是個盲人，沒有任何模式可以參考。”他沒辦法知道公眾是否和他有同樣的看法。
“但如果你把這條路與其他選項——即不作為——相比，你會知道有壹點分析比完全沒有好。因為即便你的分析結論是錯的，觀念的市場會容許錯誤。如果你從壹個工程的角度——迭代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情形很清晰，你必須嘗試，而不是什麼都不做。”
用他自己的話說，斯諾登的勝利已經超越他的野心。壹向習慣監視別人而非被監視的美國國安局也面臨審查，這是上世界70年代——或有史以來——頭壹遭。
國會、法庭、大眾文化、硅谷和世界各國都感受到了層疊效應。互聯網本身的基本結構現在遭到質疑，巴西和歐盟成員正在考慮將有關數據從美國領土撤出，而美國的科技巨頭，包括谷歌、微軟和雅虎，都采取行動防止政府收集數據。
數月以來，奧巴馬政府官員不斷攻擊斯諾登的動機，稱國安局的工作被選擇性的泄漏和誤讀歪曲。
12月16日，美國打了壹場如果沒有斯諾登事件就不會開庭的官司。美國地區法院法官理查?利昂（RichardJ.Leon）在判詞中形容國安局的權力“幾乎是奧威爾式的”，而國安局大規模地收集美國本地電話記錄的行為可能違憲。
翌日，在白宮羅斯福廳，壹群來自老牌電話公司和新晉網絡公司的管理層告訴總統奧巴馬，國安局對他們網絡的入侵威脅美國信息經濟。第贰天，奧巴馬任命的顧問小組建議對國安局實施新的實質性制約，包括停止收集國內電話記錄的“棱鏡計劃”。
政府問責計劃（GovernmentAccountabilityProject）的簡瑟琳·拉達克（JesselynRadack）是斯諾登法律顧問之壹，她說：“這個星期是轉折點。”
他們選了我
6月22日，司法部展開對斯諾登涉嫌間諜和偷取政府財產重罪的刑事指控調查。這堆幹巴巴的罪名絲毫看不出美國國內的憤怒。
在情報和國家安全系統中，斯諾登被視為不計後果的破壞者。
在7月舉行的阿斯本安全論壇(AspenSecurityForum)上，壹名肆星軍官坐在壹個他知道曾與斯諾登聯絡的記者旁邊，這名軍官會議全程都非常激動。走之前，他轉過身，指著記者憤怒地說：“我們沒有再來壹次911”，因為情報讓作戰人員可以先找到敵人。“你什麼都不懂，直到你必須扣動扳機，直到你不得不埋葬你的人民。”
不少人認為，斯諾登違反了保密協定，這似乎是壹種背叛。美國國安局局長基思·亞歷山大（KeithAlexander）和國家情報總監小詹姆斯·克拉珀（JamesR.ClapperJr.）以及其他官員，都用這個說法。
在《華盛頓郵報》的采訪中，斯諾登實事求是地說，標准表格312，即機密信息保密協議，是壹份民事合同。他簽了，但他的忠誠不在那兒。
《華盛頓郵報》稱，斯諾登在接受專訪兩天時間裡，壹刻也沒松解防衛和警惕
他說：“效忠宣誓不是保密宣誓。那是對憲法宣誓。那是我遵守了，而基思·亞歷山大和詹姆斯·克拉珀沒有遵守的誓言。”他說，指責他不忠的人誤解了他的目的。
“我不是想推翻國安局，而是為改善國安局而工作。我現在仍然為國安局工作。他們是唯壹不知道這個情況的人。”
是什麼讓30歲的斯諾登負起這種責任？
“這個問題：誰選了你？是顛倒了來問，”他說，“他們選了我。監督者。”
他說出了參議院和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的名字。
他說，“戴安范·恩斯坦（DianeFeinstein）在聽證會上問軟柿子問題的時候選了我，麥克·羅傑斯(MikeRogers)在藏起這些計劃的時候選了我……外國情報監視法庭在裁定壹些法庭本應難容的事情為合法的時候選了我。系統全面失效，本應處理問題的各層監督、各層問責都放棄了他們的責任。”
“不是他們指定了我這個人或某壹個人——因為我特別符合資格，像從天而降的天使。而是你有這個能力，你知道桌子上的其他所有人都有這樣的能力，而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必須有人先動手。”
“首頁試驗”
斯諾登認為，國安局的員工總體上是認可他們的使命的，並相信，在大規模收集美國電話和郵件內容時，國安局會小心地處理這些從普通民眾身上獲得的秘密信息，並且只會偶爾使用。
但斯諾登也表示，他相信國安局的做法並非為全世界接受。他在壹年多前開始試水，與同事和上司不時談及預示他未來計劃的話題。
從2012年10月開始，他向國安局技術司的兩名上司和國安局威脅行動中心在夏威夷的地區基地的兩名官員表達了他的疑慮。斯諾登說，他向這4個人，和另外15名同事，展示了壹個名為“資訊無界”（BOUNDLESSINFORMANT）的數據查詢工具，用不同顏色的“熱點地圖”來追蹤國安局從不同地區獲取的信息量。
他的同事常常“在得知我們在美國本土的美國人身上獲取信息多於我們從在俄羅斯的俄國人身上獲取的信息時非常驚訝”。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覺得很困擾，有幾個說他們再也不想知道更多。
“我問了他們，如果這出現在瀏覽器首頁，你覺得公眾會怎麼做？”他知道有批評指他越過內部渠道申訴。他說：“這樣就不是報告了嗎？這樣就不是提意見了嗎？”
去年12月，斯諾登正在聯絡記者，雖然他還沒有給他們任何機密信息。他不斷給他的同事做“首頁試驗”，直到4月。
當被問及上述對話時，國安局發言人瓦因斯(VaneeVines)向《華盛頓郵報》發了壹份准備好的聲明：“在深入調查，包括與他在國安局的前上司和同事進行談話之後，我們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證明斯諾登先生曾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斯諾登提起了3年前他的另外壹場對話，那時他被美國國安局的技術司派去做支援，在日本進行監聽。作為壹個系統管理員，他能進入整個安全和監控體系，他說看到了嚴重的信息安全漏洞。
“我其實在2009年就建議他們用贰人監管系統”。第壹次是在日本對他的上司提出，第贰次是對技術司的太平洋行動總監。“當然，壹個舉報人可以用的東西，壹個間諜也可以用。”
斯諾登的建議，即要求在進行風險操作——比如將文檔復制到移動硬盤時——需要第贰組密碼，成為了政府對監聽門的最早回應。
國安局發言人瓦因斯表示，3年前的這次對話也沒有記錄。
美國會消失
在今年春天公布機密文件之前，斯諾登對風險做了最後壹次評估。他已經克服了對他個人可能帶來的後果的“自私的恐懼”。回憶起那個月，“唯壹的恐懼是冷漠——怕人們不在乎，不想改變。”
斯諾登公開的文件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美國人看到了他們從不知道的歷史。
題為“電子監控的黃金時代”內部說明文件顯示，“肌肉發達”（MUSCULAR）、“騷動”（TUMULT）、“騷亂”（TURMOIL）等文檔名稱無不彰顯國安局的強盛。
在私人通訊公司的幫助下，國安局學會了通過連接世界各大洲和通過海底的光纖電纜捕捉海量的數據。斯諾登手上的其中壹份文件顯示，國安局的特別信息源行動組，早在2006年，就能“每14.4秒接收到壹個國會圖書館”。這個行動組的紋章有點俗套：壹只老鷹嘴上叼著全世界的電纜。
每年，國安局的系統都會收集到數億本郵箱地址，數千億移動電話地點紀錄，和數萬億通本地電話。
這些數據中的大部分都應該屬於毫無嫌疑的普通人。但新型的大容量儲存技術和信息處理工具讓國安局可以運用這些信息來確定全球范圍內的人際關系。國安局領導層相信，只有這樣，國安局才能接觸到他們不認識的情報目標。
在國安局的眼中，信號情報，或者電子監聽，事關生死存亡，“據我們所知，沒了這個，美國就會消失，”2001年10月第壹周的壹場內部演示上，國安局強調自己對基地組織對紐約和華盛頓的攻擊的響應時，如是說。
從這樣的立場出發，國安局相信自己不應該看漏任何東西。在前總統喬治布什的指令下，在沒有國會和法庭的授權情況下，國安局開始收集美國國內數據。國安局後來贏得了這些機構的同意，部分基於國會在2007年到2012年間通過的秘密釋法，而奧巴馬政府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
棱鏡計劃通過谷歌、雅虎、微軟、蘋果和5家總部在美國的公司收集用戶數據，國安局可以獲得任何發給、來自、或關於特定目標的通訊。這些公司別無選擇，只能滿足政府的要求。
棱鏡計劃每年會由監視法庭檢討壹次，國安局沒有用該計劃來收集上述公司的全部數據。為了擴大抓取范圍，國安局與它的英國對手政府通信總部（GCHQ）合作，闖入將谷歌和雅虎全球數據連接在壹起的私人光纖網絡。
這個行動就是“肌肉發達”（MUSCULAR），從美國國土以外地區潛入美國公司的數據庫。美國國安局因此相信它不需要從國會或者司法機關獲得允准。數千萬美國賬戶數據通過這些谷歌和雅虎鏈接，但機密判決允許國安局擅自使用這些從海外獲取的屬於外國人的數據。
深度威脅
“肌肉發達”計劃的曝光讓美國科技公司的高層憤怒。他們認為，國安局有權獲取他們的前台信息，同時闖入了他們的後台。
微軟法務顧問布拉德?史密斯（BradSmith）在他的公司博客上發出抗議，稱國安局是“嚴重深度威脅”——這是美國網絡安全圈裡最嚴重的抗議字眼，通常只會用在中國國家黑客和資深犯罪公司身上。
“在整個行業裡，這件事讓每個人都想問，我們知道的是否和我們認為知道的壹樣多，”史密斯在壹次采訪中說，“這說明了壹個事實，雖然人們相信美國政府在美國領土上的行為遵守美國法律，但可能有事正在美國以外發生……這讓事件比我們所知的更大、更復雜、更讓人不安。”
史密斯說，他們懷疑，國安局是否正在收集公司本身的專有資料。
谷歌和雅虎領頭下，壹個又壹個公司宣布使用昂貴的加密手段來保護數萬英裡電纜上流動的數據。這是壹種直接——甚至直白的——對國安局大規模收集數據的反擊。如果國安局想要信息，就要提出申請，或者每次都繞過壹個加密系統。
當這些加密計劃完成時，對國安局而言，整個互聯網會變得不那麼友好。國安局仍然可以從任壹個體收集數據，但收集所有人的數據會變得困難。
史密斯表示，行業的回應是被商業威脅逼出來的。美國公司不能被看成美國情報機關的糖果店。史密斯說，原則是保證客戶的數據在合法合憲的情況下才交給政府。
彈頭放進額頭
斯諾登從頭到尾的焦點都是壹個：個人關注會改變他眼中國安局做錯的大多數事。
半年前，壹個記者通過加密郵件問他，如果後果是會限制壹個有用的情報工具，為什麼美國人會希望國安局停止大規模數據收集計劃？
他回復說：“我相信關於我們的政府權力的公共討論的成本，少於允許這些權力繼續秘密增長所可能帶來的危險。”他把這些危險稱作“對民主管治的直接威脅”。
在莫斯科的訪問中，斯諾登說：“政府要的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東西。他們要完整的覺察。問題是，這是我們應該允許的嗎？”
斯諾登將國安局的權力與英國在美國殖民地時期所有的權力相類比，當時“通用批文”允許任何人被搜身。斯諾登說，外國情報監控法庭“發出針對整個國家元數據的通用批文”。
“上壹次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們打了壹場仗。”
當然，科技也讓私人公司可以進行大規模的客戶監控。斯諾登說，這與國安局持有數據不同，區別在於，政府可以拿走人的生命或自由。
他說，在國安局，“辦公室有人開玩笑，‘我們把彈頭放進額頭’。推特不會把彈頭放進額頭。”
斯諾登認為，隱私是普世權利，對美國或外國的監控都適用。
他說：“我不在乎你是教皇還是本拉登。只要有個人化的、能說清楚的、可能的理由去把這些人當作合法的外國情報目標，就可以了。我不認為要求清晰的理由是增加荒唐的負擔。因為，你必須明白，當你能用國安局的工具的時候，清晰的理由是從天而降的。”
無人不知
6月29日，歐盟反恐協調員戴科喬夫（GillesdeKerchove）從德國《明鏡》周刊的報道發現，美國的情報機構已經闖進歐盟的辦公室，包括他自己的辦公室，並安裝監控工具。
這個56歲的比利時人常做機密工作，從來不認為自己無辜。但他對這則新聞有非常個人的反應，而且當他從華盛頓聽到非官方的解釋時，反應更劇烈。
“（美國國安局局長）基思·亞歷山大說無人不知。大家都知道，”戴科喬夫在壹次采訪中說，“我討厭這個想法，就像國安局把臭蟲放進我的辦公室壹樣。不，我不喜歡。不。盟友？不。如果人們覺得這很高尚我反而驚奇。”
當國安局被曝竊聽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巴西總統羅賽夫的手機時，相似的——私下表達時會比較不禮貌——反應再次出現。同盟關系受損。羅賽夫取消了9月份與奧巴馬的國宴。
在斯諾登看來，監聽盟友的新聞點並不在於對象。
他說：“關鍵是這件事暴露了政府的謊言。”在最初關於國安局監聽德國的報告出現之後，奧巴馬政府給了公眾假的保證。“美國政府說：‘我們在德國遵守德國法律。我們從來沒有以德國公民為目標。’然後東窗事發，報道顯示：‘你在說什麼？你在監聽德國總理。’你在國會面前對整個國家說謊。”
私底下，美國情報官員仍然為了各種各樣的原因監聽美國的盟友，但他們更注意不要被發現。
10月國家情報總監小詹姆斯?克拉珀對壹個眾議院小組說：“我們在情報工作中的許多事，如果被曝光，可能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反效果。”
他們會犯錯
美國官員說，很明顯，斯諾登的泄密會對情報收集產生嚴重的傷害，曝光工作方法會讓對手學習避開監視。
國家反恐中心、國安局前法務顧問奧爾森（MatthewOlsen）說：“我們看到基地組織和相關組織開始設法調整溝通方式。”
其他官員表示，他們已經看到部分監控對象正在改變頻道。他們承認，這個證據可以從另壹個角度看，因為國安局已經能夠監控改變。
克拉珀反復對公眾強調，泄密產生了巨大的上海，但私底下，他的立場更微妙壹些。他在壹次閉門會議中說，今年秋天，對過去間諜案的早期傷害評估發現，預期中的可怕傷害事實上並沒有發生。
其中壹名與會者說，克拉珀說：“人們必須溝通。他們會犯錯，我們要挖出來。”
壹名高級情報官員表示，他們最大的憂慮是兩個不確定。壹個是俄羅斯或中國是否會從斯諾登的電腦裡拿走他的文件，這是最糟糕的情況，而叁名官員都表示，沒有證據證明這已經發生。
在前壹次作業中，斯諾登教美國情報人員如何在壹個“高危數碼環境”中進行安全操作，模擬情境中的威脅來自中國。他不願意討論這些文件的現況，但他很自信沒有在香港將文件泄漏給中國情報人員，也沒有在俄羅斯這樣做。
他把手提電腦屏幕轉向來訪者，說：“裡面什麼都沒有。我的硬盤完全是空的。”
壹個大問題是，斯諾登拿走了多少文件。國安局的准副局長RickLedgett說數量可能高達170萬份，這與之前的估計相差甚遠。Ledgett說，他願意為換得余下數據的安全，而與斯諾登談判特赦。
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否決了這種可能性。
美國民權同盟的BenWizner說：“如果他們想要解決問題、而非將斯諾登投入監獄的建設性對話，政府知道在哪兒找我們。”Wizner是斯諾登法律團隊的核心成員。
有報道引述美國政府官員稱，斯諾登已經准備好，壹旦被捕或遇害，就自動公開敏感文件。這種說法很可以，因為斯諾登壹直堅持不願意將文件整體公布。
斯諾登的密友說，如果他蠢到想要“鹹魚翻身”，他就等於邀請所有想要得到文件的人來殺他。
在莫斯科的采訪中，當問到這個自動公開機制時，斯諾登做了個鬼臉，不願意回應。之後，他發了壹條加密信息：“這聽起來更像是自殺。完全不合理。”
讓他們說去吧
斯諾登是壹個寡言的人，不願意討論個人生活的細節。
采訪進行的兩天中，他壹刻都沒有松懈防衛和警惕，但他願意流露壹些感性。他說自己是個“苦行者”。他靠吃拉面和薯片就可以生活。他也有訪客，很多都帶著書。這些書堆起來，壹本都沒有讀過。互聯網是無遠弗屆的圖書館，也是觀察他的訴求進程的窗口.
他說：“要讓我離開這座房子已經很難了。我沒有很多需求……有時有些事做，有些東西看，有些人要見，有些任務要完成。但都是以目標為導向的，你懂的。否則，只要我能坐著、思考、寫作，再和跟誰聊會兒天，那就比去外面任何地方、看任何地標都要有意義。”
斯諾登希望大家繼續關注美國國安局而非他個人，他說：“讓他們說去吧，與我無關。”
斯諾登希望大家繼續關注美國國安局，而非他個人。
國安局、中情局前局長麥克瑞海登（MichaelV.Hayden）預計，斯諾登會在莫斯科變成酒鬼，了此余生，就像其他“逃亡者”壹樣。斯諾登對此不屑壹顧。他從不喝酒。
但斯諾登知道，他繼續留在俄羅斯容易招致批評。莫斯科並非他所選的最終棲息地。他說，壹旦美國政府注銷了他的護照，而他試圖通過拉丁美洲轉機，他就別無選擇。
俄羅斯當局壹直注視著他，但斯諾登身邊沒有隨從，采訪者也看不到他周圍有其他人。斯諾登沒有試圖做什麼秘密溝通，也沒有讓他的訪客這樣做。從他第壹天到達莫斯科SVO國際機場的轉機大廳，他就壹直能上網，每天和律師、記者保持交流。
他說：“說我對俄羅斯或中國或任何美國以外的國家效忠都是毫無根據的。我和俄國政府壹點關系都沒有。我跟他們沒有任何協議。”
斯諾登說：“如果我逃了，我是從政府逃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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