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 民間熱議:解析胡錦濤的平民革命
2002年12月5日，在官媒喉舌歌功頌德式的贊美宣傳和西方媒體政客的狐疑猜測聲中，剛剛走上總書記崗位20天的胡錦濤帶領他的領導班子到西柏坡視察。輿論普遍將胡錦濤此行解讀為極具符號性的行為，認為他開啟了壹次耐人尋味的尋根之旅，預示了他未來拾年的執政方向，卻無人知道壹場胡氏色彩極其濃厚的“平民革命”已悄然拉開帷幕。
胡錦濤到西柏坡視察之前，他的叁位前任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已在中國革命或建設過程中留下了深淺不壹的印痕。在胡蒞臨尋根之前伍拾叁年，在西柏坡這個小山村，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在和國民黨的軍事對壘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共產黨的革命事業走完了“萬裡長征第壹步”，毛澤東在此提出了“兩個務必”，做出把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決定，就和他的同志們壹起“進京趕考”，在西柏坡留下了壹個以軍事政治斗爭著稱的共產黨革命家的背影。
在此之後贰拾柒年間，身居權力頂端的毛澤東還壹直帶領黨政軍民“鬧革命”，他為共產黨創造了壹個身為統治集團領導核心卻不斷對自身發起革命的政治傳統，並為此差點動搖壹世英名。毛澤東去世後，被他幾番委以重任卻又親自打倒的鄧小平經過縱橫折沖成為中共第贰代領導核心。面對毛澤東不斷革命留下的爛攤子，鄧小平選擇了繼續革命。
但鄧小平的革命路徑和毛澤東截然不同，他選擇以經濟建設為突破口。鄧小平提出了“改革也是壹場革命”的口號，扭轉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只有軍事政治斗爭才能稱之為革命的傳統認知，樹立了壹種全新的革命意識。
鄧小平要求中共將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推行了改革開放，打破了姓資姓社的教條束縛，解放了生產力，調整了生產關系，扭轉了執政黨上層老舊僵化的政治生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革命般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但在政治底層上，毛鄧贰人並無本質區別，兩人都是社會主義擁護者，都強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都將工農兵群體視為中共政治基石，並且都是從農村開始、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發起革命行動。
受鄧小平提攜走進領導核心的江澤民沿襲了鄧小平路線。歷史因緣際會成就了江的威權地位，但在江掌權期間，除朱镕基對中國經濟進行了結構性調整，當局似乎並未進行過可以稱之為革命的重大舉動。江曾自述自己叁大成績，包括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綱、提出“叁個代表” 思想，這些成績中除了“叁個代表”具有某種程度並不明顯的革命性質外，其他兩項都有鄧小平的身影。可以說在江澤民時期，中共基本是在鄧小平指定的軌跡上向前滑行。
這壹評價無損江澤民的歷史地位，相反，在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可能正需要江澤民才能完成這項歷史使命。而且在中共的政治生態內，何時上位、所做何事、成效如何也往往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在沒有毛鄧般絕對權威情況下，江澤民能抵御黨內左派復辟勢力，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讓中國經濟沿著鄧小平路線保持了拾幾年平穩快速增長已經很不容易。我們不能對壹個歷史人物提出超越其歷史階段的過高要求，否則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同樣，對胡錦濤的評價也應該把他放到他所處的歷史階段進行。胡在2002年接班伊始，中共這架政治大車已在鄧小平指定的路線上滑行了贰拾多年。贰拾多年內，中共黨員數量從3698萬增長到6635萬，中國的經濟規模從3,624億元增長到104,791億元，經濟結構已形成各種所有制並存的鼎立格局。
涉入改革深水區的中國體量足夠龐大，因應時代發展進步和互聯網社會到來，又形成了全新的利益格局和更加多元復雜的思想理念，原來那種政治動員式的方法進行進行“摸著石頭過河”的大刀闊斧式的改革模式已經很難繼續沿用。
此時的改革已成為壹項科學事業，需要注入更多統籌兼顧的科學精神。寄望於畢其功於壹役，靠某項改革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問題，顯然已不可能，改革失誤帶來的損失將難以評估，在政治上也會招致黨內異見和民意反彈，反過來又影響到改革本身。所以現在有評價認為胡錦濤時代的改革有陷入“只摸石頭不過河”的風險，這句話其實只對了壹半，“不過河”當然有風險，但在改革開放贰拾多年後，如果還總要靠某位領導人摸著石頭帶領過河才會產生更大的風險。
從個人政治層面考慮，胡錦濤作為平民出身的政治常人，在沒有毛鄧般絕對權威情況下，也必須考慮到改革的可行性及可能帶來的風險沖擊。
吳承恩在《叁國演義》中評價曹操時留下了“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的千古佳句。胡錦濤當然不是塚中曹操，但卻和曹操壹樣都是政治家。政治家做事就不能和書生壹樣意氣用事。書生們可以隨意開出各種藥方而不用承擔風險，政治家做決策就必須考慮到任何可能的潛在風險，要平衡各派政治勢力和利益沖突，要考慮宏觀上的投入與產出，還要有恰當的時機並能找到恰當的人來幹事。
胡錦濤時期取得突出成績的醫療體制改革就是在適當的時機、由適當的人來幹事的典范案例。
我們知道，截至2011年底，中國城鄉居民參加叁項基本醫保人數已經超過13億人，覆蓋率達到了95%以上。其中，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參保(合)人數超過10億人，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達到70%左右，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60%下降到2011年的35%，普通民眾“病有所醫”有了基本保障。盡管這些成績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中國衛生醫療體系還有很多體制內生的不公平、不公正問題，但如果論者能認識到這些工作成績是在過去4-5年內取得，恐怕任何人都會震驚不已。
醫療體制改革對普通民眾來說絕對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事，考驗著壹個執政黨和其政治領導人的良心，也是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之壹。但這個問題在中國被荒廢了幾拾年，在全世界也都是難題，從來沒有固定模式，沒有任何現成經驗可以照搬。美國的奧巴馬總統為此受到共和黨抵制，任期內發起的改革幾乎壹無所成。在中國，這項工作卻在短短4-5年內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績。
是共產黨具有超能力嗎?顯然不是，共產黨的愚蠢行為不勝枚舉，否則也不會發生類似“文革”、“六肆” 的悲劇，不會積累如此海量的社會問題，醫改工作也不會延宕到2007年開才正式開始。實際上，這項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和胡錦濤的政治盟友李克強密不可分。李克強在2007年受胡錦濤提攜進入政治局並以常委身份擔任常務副總理開始就壹直分管醫療體制改革，這項改革幾乎是拾年以來成績最顯著的改革之壹。當然在客觀上，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也為醫改提供了經濟基礎，但如果沒有大力胡錦濤支持的李克強來踏實做事，這項改革也不會在如此短時間內取得如此成績。
對胡錦濤來說，類似醫療體制改革這樣事關平民百姓切身利益的瑣碎“小事”還幹了很多，這都是對胡錦濤進行政治評價的重要參考依據。在中國這個以工農人數為絕對中堅的社會，任何對領導人的評價如果沒有工農意見參與，不將目光下沉，僅靠網上某些特定群體的片面意見或者共產黨媒體喉舌的鼓吹宣傳都是不完整、不科學的。
不能否認，在胡錦濤時期，中國社會和中共自身都積累了不少問題，共產黨的特權思維和這個團隊中正日漸回潮的官僚習氣和老舊落伍的工作方式已影響到這個全球最大執政黨的聲譽和政治地位，網絡上的很多批評並不盡然過激。對這些問題，包括胡錦濤在內的整個執政黨領導集體都要認真反思總結。我們看到從建黨九拾周年開始，胡錦濤的風險意識開始陡升，壹年來已多次強調解決這些問題必要性和緊迫性，這是個好的開端，但還需要有更多具體行動來取信於民。
必須認識到到中國社會和政治結構的特殊性，建國六拾多年，雖然共產黨對工農群眾已經負債累累，把黨群關系從“魚水”幾乎推向“水火”，但在根子上它必須要繼續以工農為基礎才能保持他的政權合法性。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胡錦濤任前的拾多年時間，中國工農的社會政治地位滑向了深淵，生活水平因應經濟總體發展雖然也有些許改善，但差距卻越拉越大，工農已經淪為中國社會底層。巨大的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不僅對共產黨這個在革命之初就提出要消滅叁大差距的社會主義政黨夠成了諷刺，也對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也構成了嚴峻挑戰。
胡錦濤認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他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意在以科學的手段，透過路線上的適當左轉，來統籌解決發展中產生的這些問題。胡錦濤在任期間開始推行新農村建設，取消了農業稅，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免除了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費，農民人均收入增速多年來首次超過了城市市民收入增速。這些舉措讓他在中國八億農民中獲得廣泛好評。
在城市，就業被提到了更為重要的位置，從朱镕基時期就開始困擾中共的就業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新版《勞動法》的實施讓這個共產黨國家的企業老板頭疼不已，但在提高勞動工資最低標准、建立全民社保體系上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當局在此間還祭起收入分配大旗，不斷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水平，這些措施都使數以億計的普通民眾受益。
在此期間，中國的城鄉結構還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這個向來以農業和農村人口為主的農業國第壹次跨越到了工業化、城市化階段。
工業化和城市化曾是多少中國人的奢侈夢想，對中共來說，這壹夢想還有更多特殊意義。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最早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1949年在西柏坡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但他沒有活到中國走進城市化這壹天。鄧小平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繼續革命，但改革的中心也放到了城市，他經過近贰拾年縱橫捭闔擺兵布陣，也沒能熬到這壹天。在胡錦濤時期，經過前任叁代人的積累，夙願終於實現，中國終於進入了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中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城市化進程。
如果說毛鄧發起“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行動並把工作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目的在於“占領”城市，在於提升人類社會特別是億萬中國勞苦大眾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那麼胡錦濤是否也算參與了這場革命進程?多維新聞有分析認為胡錦濤在任的舉動加固了共產黨的政治底層，將胡錦濤時期的這些調整歸納為壹場針對底層工農的“平民革命”，這個分析可謂實至名歸!
當然，胡的“平民革命”和毛鄧的革命也截然不同。毛的革命狂飆突進，讓人熱血沸騰;鄧的革命大步前進，也不乏刀光劍影，而胡的革命則自始至終都是在悄然無聲中進行。
胡這拾年，遵循鄧小平的政治路線，修正了鄧小平路線中的不科學性，把解決中國社會底層民生問題放到了首位。拾年期間，他就像個手忙腳亂的建築工人，壹邊要給共產黨這個大廈加磚添瓦增加海拔，壹邊往這個大廈底層澆鑄水泥加固地基，還得不時抽身應對黨內異己勢力如薄熙來等人的政治挑戰和體制內外的各種質疑聲音，同時還要平息因國內貪官污吏貪婪自私和執政黨作風轉變遲緩所帶來的各種復雜尖銳的社會問題。
評價胡錦濤拾年執政，乍壹看他好像道家出身，無為而治，各種矛盾層出不窮。但仔細總結，卻又感到他深具儒家傳統，大有作為，解決了很多關鍵問題。而實際上，胡錦濤卻是中共在特殊歷史時期產生的壹位平常領導人。他拾年執政壹直秉持“不折騰”理念，遠離老舊過時的運動思維，沒有熱衷於政治斗爭、也沒有搞過多少突擊建設，但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完成了壹場胡氏特色的“平民革命”。
從觀感上講，對胡錦濤的評價很難適用目前社會流行的審美標准。胡實在是太木訥、太不善與人和媒體溝通了，這方面他真要好好向硬漢普京或選舉政治出身的西方領導人學習，最起碼也要找個好點的政治化妝師才行。
胡的拾年執政特就像個兢兢業業的傳統士大夫：壹個出身平民的政治常人，歷經數拾年磨練進入最高領導層，他潛藏鋒芒，不苟言笑，目無旁騖，以木訥形象展示於人。他不善與人溝通，遠沒毛鄧帶來的革命激情，也沒有江澤民的個人性情。他要解決的問題的瑣碎性也決定他的工作方式會極其機械枯燥。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那麼胡錦濤對自己拾年執政的角色定位就是壹個政治工程師，他不厭其煩地為中共這架政治機器擰緊了壹個又壹個螺絲，然後再把它交給後來人習近平手裡。
但誰又會否認這個工程師的重要性和他的內斂強勢與擔當精神呢?至少深陷經濟困境渴盼救援的歐美各國政要不這樣認為!當年西藏拉薩的分裂叛亂分子不這樣認為!如果有機會反省，相信身在秦城監獄的陳良宇和停職在查的薄熙來也不會再這樣認為。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他的“伯樂”鄧小平、宋平、胡耀邦等人不這樣認為，正享受著他“平民革命”果實的絕大多數中國農民也不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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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胡錦濤到西柏坡視察之前，他的叁位前任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都已在中國革命或建設過程中留下了深淺不壹的印痕。在胡蒞臨尋根之前伍拾叁年，在西柏坡這個小山村，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在和國民黨的軍事對壘中取得決定性勝利，共產黨的革命事業走完了“萬裡長征第壹步”，毛澤東在此提出了“兩個務必”，做出把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決定，就和他的同志們壹起“進京趕考”，在西柏坡留下了壹個以軍事政治斗爭著稱的共產黨革命家的背影。
在此之後贰拾柒年間，身居權力頂端的毛澤東還壹直帶領黨政軍民“鬧革命”，他為共產黨創造了壹個身為統治集團領導核心卻不斷對自身發起革命的政治傳統，並為此差點動搖壹世英名。毛澤東去世後，被他幾番委以重任卻又親自打倒的鄧小平經過縱橫折沖成為中共第贰代領導核心。面對毛澤東不斷革命留下的爛攤子，鄧小平選擇了繼續革命。
但鄧小平的革命路徑和毛澤東截然不同，他選擇以經濟建設為突破口。鄧小平提出了“改革也是壹場革命”的口號，扭轉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只有軍事政治斗爭才能稱之為革命的傳統認知，樹立了壹種全新的革命意識。
鄧小平要求中共將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推行了改革開放，打破了姓資姓社的教條束縛，解放了生產力，調整了生產關系，扭轉了執政黨上層老舊僵化的政治生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革命般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但在政治底層上，毛鄧贰人並無本質區別，兩人都是社會主義擁護者，都強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都將工農兵群體視為中共政治基石，並且都是從農村開始、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發起革命行動。
受鄧小平提攜走進領導核心的江澤民沿襲了鄧小平路線。歷史因緣際會成就了江的威權地位，但在江掌權期間，除朱镕基對中國經濟進行了結構性調整，當局似乎並未進行過可以稱之為革命的重大舉動。江曾自述自己叁大成績，包括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綱、提出“叁個代表” 思想，這些成績中除了“叁個代表”具有某種程度並不明顯的革命性質外，其他兩項都有鄧小平的身影。可以說在江澤民時期，中共基本是在鄧小平指定的軌跡上向前滑行。
這壹評價無損江澤民的歷史地位，相反，在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可能正需要江澤民才能完成這項歷史使命。而且在中共的政治生態內，何時上位、所做何事、成效如何也往往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在沒有毛鄧般絕對權威情況下，江澤民能抵御黨內左派復辟勢力，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讓中國經濟沿著鄧小平路線保持了拾幾年平穩快速增長已經很不容易。我們不能對壹個歷史人物提出超越其歷史階段的過高要求，否則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同樣，對胡錦濤的評價也應該把他放到他所處的歷史階段進行。胡在2002年接班伊始，中共這架政治大車已在鄧小平指定的路線上滑行了贰拾多年。贰拾多年內，中共黨員數量從3698萬增長到6635萬，中國的經濟規模從3,624億元增長到104,791億元，經濟結構已形成各種所有制並存的鼎立格局。
涉入改革深水區的中國體量足夠龐大，因應時代發展進步和互聯網社會到來，又形成了全新的利益格局和更加多元復雜的思想理念，原來那種政治動員式的方法進行進行“摸著石頭過河”的大刀闊斧式的改革模式已經很難繼續沿用。
此時的改革已成為壹項科學事業，需要注入更多統籌兼顧的科學精神。寄望於畢其功於壹役，靠某項改革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問題，顯然已不可能，改革失誤帶來的損失將難以評估，在政治上也會招致黨內異見和民意反彈，反過來又影響到改革本身。所以現在有評價認為胡錦濤時代的改革有陷入“只摸石頭不過河”的風險，這句話其實只對了壹半，“不過河”當然有風險，但在改革開放贰拾多年後，如果還總要靠某位領導人摸著石頭帶領過河才會產生更大的風險。
從個人政治層面考慮，胡錦濤作為平民出身的政治常人，在沒有毛鄧般絕對權威情況下，也必須考慮到改革的可行性及可能帶來的風險沖擊。
吳承恩在《叁國演義》中評價曹操時留下了“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的千古佳句。胡錦濤當然不是塚中曹操，但卻和曹操壹樣都是政治家。政治家做事就不能和書生壹樣意氣用事。書生們可以隨意開出各種藥方而不用承擔風險，政治家做決策就必須考慮到任何可能的潛在風險，要平衡各派政治勢力和利益沖突，要考慮宏觀上的投入與產出，還要有恰當的時機並能找到恰當的人來幹事。
胡錦濤時期取得突出成績的醫療體制改革就是在適當的時機、由適當的人來幹事的典范案例。
我們知道，截至2011年底，中國城鄉居民參加叁項基本醫保人數已經超過13億人，覆蓋率達到了95%以上。其中，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參保(合)人數超過10億人，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達到70%左右，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60%下降到2011年的35%，普通民眾“病有所醫”有了基本保障。盡管這些成績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中國衛生醫療體系還有很多體制內生的不公平、不公正問題，但如果論者能認識到這些工作成績是在過去4-5年內取得，恐怕任何人都會震驚不已。
醫療體制改革對普通民眾來說絕對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事，考驗著壹個執政黨和其政治領導人的良心，也是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之壹。但這個問題在中國被荒廢了幾拾年，在全世界也都是難題，從來沒有固定模式，沒有任何現成經驗可以照搬。美國的奧巴馬總統為此受到共和黨抵制，任期內發起的改革幾乎壹無所成。在中國，這項工作卻在短短4-5年內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績。
是共產黨具有超能力嗎?顯然不是，共產黨的愚蠢行為不勝枚舉，否則也不會發生類似“文革”、“六肆” 的悲劇，不會積累如此海量的社會問題，醫改工作也不會延宕到2007年開才正式開始。實際上，這項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和胡錦濤的政治盟友李克強密不可分。李克強在2007年受胡錦濤提攜進入政治局並以常委身份擔任常務副總理開始就壹直分管醫療體制改革，這項改革幾乎是拾年以來成績最顯著的改革之壹。當然在客觀上，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也為醫改提供了經濟基礎，但如果沒有大力胡錦濤支持的李克強來踏實做事，這項改革也不會在如此短時間內取得如此成績。
對胡錦濤來說，類似醫療體制改革這樣事關平民百姓切身利益的瑣碎“小事”還幹了很多，這都是對胡錦濤進行政治評價的重要參考依據。在中國這個以工農人數為絕對中堅的社會，任何對領導人的評價如果沒有工農意見參與，不將目光下沉，僅靠網上某些特定群體的片面意見或者共產黨媒體喉舌的鼓吹宣傳都是不完整、不科學的。
不能否認，在胡錦濤時期，中國社會和中共自身都積累了不少問題，共產黨的特權思維和這個團隊中正日漸回潮的官僚習氣和老舊落伍的工作方式已影響到這個全球最大執政黨的聲譽和政治地位，網絡上的很多批評並不盡然過激。對這些問題，包括胡錦濤在內的整個執政黨領導集體都要認真反思總結。我們看到從建黨九拾周年開始，胡錦濤的風險意識開始陡升，壹年來已多次強調解決這些問題必要性和緊迫性，這是個好的開端，但還需要有更多具體行動來取信於民。
必須認識到到中國社會和政治結構的特殊性，建國六拾多年，雖然共產黨對工農群眾已經負債累累，把黨群關系從“魚水”幾乎推向“水火”，但在根子上它必須要繼續以工農為基礎才能保持他的政權合法性。
我們應該注意到，在胡錦濤任前的拾多年時間，中國工農的社會政治地位滑向了深淵，生活水平因應經濟總體發展雖然也有些許改善，但差距卻越拉越大，工農已經淪為中國社會底層。巨大的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不僅對共產黨這個在革命之初就提出要消滅叁大差距的社會主義政黨夠成了諷刺，也對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也構成了嚴峻挑戰。
胡錦濤認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他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意在以科學的手段，透過路線上的適當左轉，來統籌解決發展中產生的這些問題。胡錦濤在任期間開始推行新農村建設，取消了農業稅，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免除了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費，農民人均收入增速多年來首次超過了城市市民收入增速。這些舉措讓他在中國八億農民中獲得廣泛好評。
在城市，就業被提到了更為重要的位置，從朱镕基時期就開始困擾中共的就業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新版《勞動法》的實施讓這個共產黨國家的企業老板頭疼不已，但在提高勞動工資最低標准、建立全民社保體系上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當局在此間還祭起收入分配大旗，不斷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水平，這些措施都使數以億計的普通民眾受益。
在此期間，中國的城鄉結構還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這個向來以農業和農村人口為主的農業國第壹次跨越到了工業化、城市化階段。
工業化和城市化曾是多少中國人的奢侈夢想，對中共來說，這壹夢想還有更多特殊意義。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最早提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1949年在西柏坡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但他沒有活到中國走進城市化這壹天。鄧小平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繼續革命，但改革的中心也放到了城市，他經過近贰拾年縱橫捭闔擺兵布陣，也沒能熬到這壹天。在胡錦濤時期，經過前任叁代人的積累，夙願終於實現，中國終於進入了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中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城市化進程。
如果說毛鄧發起“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行動並把工作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目的在於“占領”城市，在於提升人類社會特別是億萬中國勞苦大眾的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那麼胡錦濤是否也算參與了這場革命進程?多維新聞有分析認為胡錦濤在任的舉動加固了共產黨的政治底層，將胡錦濤時期的這些調整歸納為壹場針對底層工農的“平民革命”，這個分析可謂實至名歸!
當然，胡的“平民革命”和毛鄧的革命也截然不同。毛的革命狂飆突進，讓人熱血沸騰;鄧的革命大步前進，也不乏刀光劍影，而胡的革命則自始至終都是在悄然無聲中進行。
胡這拾年，遵循鄧小平的政治路線，修正了鄧小平路線中的不科學性，把解決中國社會底層民生問題放到了首位。拾年期間，他就像個手忙腳亂的建築工人，壹邊要給共產黨這個大廈加磚添瓦增加海拔，壹邊往這個大廈底層澆鑄水泥加固地基，還得不時抽身應對黨內異己勢力如薄熙來等人的政治挑戰和體制內外的各種質疑聲音，同時還要平息因國內貪官污吏貪婪自私和執政黨作風轉變遲緩所帶來的各種復雜尖銳的社會問題。
評價胡錦濤拾年執政，乍壹看他好像道家出身，無為而治，各種矛盾層出不窮。但仔細總結，卻又感到他深具儒家傳統，大有作為，解決了很多關鍵問題。而實際上，胡錦濤卻是中共在特殊歷史時期產生的壹位平常領導人。他拾年執政壹直秉持“不折騰”理念，遠離老舊過時的運動思維，沒有熱衷於政治斗爭、也沒有搞過多少突擊建設，但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完成了壹場胡氏特色的“平民革命”。
從觀感上講，對胡錦濤的評價很難適用目前社會流行的審美標准。胡實在是太木訥、太不善與人和媒體溝通了，這方面他真要好好向硬漢普京或選舉政治出身的西方領導人學習，最起碼也要找個好點的政治化妝師才行。
胡的拾年執政特就像個兢兢業業的傳統士大夫：壹個出身平民的政治常人，歷經數拾年磨練進入最高領導層，他潛藏鋒芒，不苟言笑，目無旁騖，以木訥形象展示於人。他不善與人溝通，遠沒毛鄧帶來的革命激情，也沒有江澤民的個人性情。他要解決的問題的瑣碎性也決定他的工作方式會極其機械枯燥。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那麼胡錦濤對自己拾年執政的角色定位就是壹個政治工程師，他不厭其煩地為中共這架政治機器擰緊了壹個又壹個螺絲，然後再把它交給後來人習近平手裡。
但誰又會否認這個工程師的重要性和他的內斂強勢與擔當精神呢?至少深陷經濟困境渴盼救援的歐美各國政要不這樣認為!當年西藏拉薩的分裂叛亂分子不這樣認為!如果有機會反省，相信身在秦城監獄的陳良宇和停職在查的薄熙來也不會再這樣認為。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他的“伯樂”鄧小平、宋平、胡耀邦等人不這樣認為，正享受著他“平民革命”果實的絕大多數中國農民也不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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