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猎] 中国富豪赴海外狩猎: 多以炫耀为目的
王巍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1994年,南非白犀牛有6700头左右。为了以利用促进保护,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决议将白犀牛由附录一级降为附录二级,准予狩猎。南非政府向私人庄园主拍卖了494头活犀牛,获得相当于人民币7000万元的收益。由于犀牛栖息地扩大以及解决周围土著居民的民生问题,私人庄园纷纷将犀牛繁殖后,向狩猎者和世界各大动物园出售,使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已增长到目前的17600头。
2011年8月,王巍在国内一个“我为什么狩猎”讲座中提出“狩猎是一种可持续的保护动物的手段”,话音刚落,便遭到了在场听众,特别是媒体记者们的质疑。
听众中不断有人大声问道“你是说杀死动物是为了保护它们?”王巍当时没有再做更多的解释。
与此观点相反,国外动物保护组织“反对残忍体育项目联盟”2004年12月提交给(英国)环境部长的报告中提出,生态旅游比战利品狩猎给当地人带来更大的收益:根据2004年11月南非伊丽莎白港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私人禁猎区的生态旅游创造了海外狩猎15倍的收入。虽然猎人付重金,但是普通游客的数量要高得多。猎人一次就把动物打死,但是摄影游客拍摄了上千次后动物仍旧活着。“拍摄一只带鬃毛的雄师一年能给肯尼亚国家公园挣来五万美元。相比之下,在与之比邻的坦桑尼亚,一个猎人一般付一笔2000美元的‘战利品’费用,而狮子就永远消失了”。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北京达尔问求知社的研究员刘慧莉说,战利品狩猎的落脚点依然是杀害。保护并不是直接目的,也不能保证每一个猎人都在乎自己花的钱是否用于当地保护事业。狩猎者打完猎拿上自己的战利品就离开了,很少关心狩猎费是否真用到当地的环保和动保事业上了,事实上很多狩猎者的钱都进了当地官员的腰包。
很多狩猎活动被质疑为踩法律的红线。亚洲动物保护团队发起人暨执行长苏佩芬说,“现实中,很多狩猎的许可证里狩猎的目的和可狩猎的人在使用时与原证书内容不合。”
苏佩芬没有绝对反对狩猎,但是对一些落后国家是否对申请手续和狩猎证书严格把关, 狩猎的数量是否依据科学研究的数据表示担心。苏佩芬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里写道:“把狩猎动物做为人们的娱乐活动是极为残忍的, 现在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反以杀生做为娱乐,成为西方利益集团的获利的主要来源,中国的新兴中上阶层应多为警惕。”
卢彬在国内的俱乐部及富豪狩猎团也受到了质疑。3月8号开始,我爱狩猎俱乐部网站上除了卢彬本人,其余照片中国国内富豪猎人的面孔统统被打上了马赛克。
被质疑的狩猎“习惯”
即使是圈内人,对中国富豪狩猎的一些做法仍难理解。
退休后从欧洲来到中国推广狩猎的老猎手马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西方的战利品狩猎者相比,中国的富豪狩猎者绝大部分以炫耀为目的。
中国的富豪总是希望猎杀尽可能多的猎物,带不走的就扔掉。马克说,去海外打猎的中国人,多是生意人,通常四五十岁,有经济实力,爱开越野车,喜欢户外运动,没有开枪心理障碍。“很多人只满足打很多的动物,然后在自己的猎物前拍照,用来攀比”。
马克介绍说,为了照顾中国顾客贪多图快的心理,加拿大的一些狩猎场甚至提前几个月做好准备,他们会经常给当地的黑熊喂食,这样黑熊就形成了到点吃饭的习惯。中国客户到达后,会被安排到高处隐蔽,等黑熊来吃东西时,中国富商就可以猎杀它。而且中国客人的背后,还要有两名带枪的导猎来保护,一个人是防止受伤的黑熊冲过来,另一个人负责防止在狩猎时,其他大型猛兽过来攻击猎手。
“这不叫狩猎,这叫打动物。”马克对此很不屑,他认为狩猎的目的不在于是否打死了动物,马克说,在他几十年的狩猎生涯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当他通过动物留下的足迹、粪便、毛发等,判断出动物的方位,然后跟踪锁定猎物,在瞄准的最后一刻,却放弃了射击,“能锁定它们,这已经足够证明我作为猎人的超凡能力,并不一定要杀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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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王巍在国内一个“我为什么狩猎”讲座中提出“狩猎是一种可持续的保护动物的手段”,话音刚落,便遭到了在场听众,特别是媒体记者们的质疑。
听众中不断有人大声问道“你是说杀死动物是为了保护它们?”王巍当时没有再做更多的解释。
与此观点相反,国外动物保护组织“反对残忍体育项目联盟”2004年12月提交给(英国)环境部长的报告中提出,生态旅游比战利品狩猎给当地人带来更大的收益:根据2004年11月南非伊丽莎白港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私人禁猎区的生态旅游创造了海外狩猎15倍的收入。虽然猎人付重金,但是普通游客的数量要高得多。猎人一次就把动物打死,但是摄影游客拍摄了上千次后动物仍旧活着。“拍摄一只带鬃毛的雄师一年能给肯尼亚国家公园挣来五万美元。相比之下,在与之比邻的坦桑尼亚,一个猎人一般付一笔2000美元的‘战利品’费用,而狮子就永远消失了”。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北京达尔问求知社的研究员刘慧莉说,战利品狩猎的落脚点依然是杀害。保护并不是直接目的,也不能保证每一个猎人都在乎自己花的钱是否用于当地保护事业。狩猎者打完猎拿上自己的战利品就离开了,很少关心狩猎费是否真用到当地的环保和动保事业上了,事实上很多狩猎者的钱都进了当地官员的腰包。
很多狩猎活动被质疑为踩法律的红线。亚洲动物保护团队发起人暨执行长苏佩芬说,“现实中,很多狩猎的许可证里狩猎的目的和可狩猎的人在使用时与原证书内容不合。”
苏佩芬没有绝对反对狩猎,但是对一些落后国家是否对申请手续和狩猎证书严格把关, 狩猎的数量是否依据科学研究的数据表示担心。苏佩芬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里写道:“把狩猎动物做为人们的娱乐活动是极为残忍的, 现在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反以杀生做为娱乐,成为西方利益集团的获利的主要来源,中国的新兴中上阶层应多为警惕。”
卢彬在国内的俱乐部及富豪狩猎团也受到了质疑。3月8号开始,我爱狩猎俱乐部网站上除了卢彬本人,其余照片中国国内富豪猎人的面孔统统被打上了马赛克。
被质疑的狩猎“习惯”
即使是圈内人,对中国富豪狩猎的一些做法仍难理解。
退休后从欧洲来到中国推广狩猎的老猎手马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西方的战利品狩猎者相比,中国的富豪狩猎者绝大部分以炫耀为目的。
中国的富豪总是希望猎杀尽可能多的猎物,带不走的就扔掉。马克说,去海外打猎的中国人,多是生意人,通常四五十岁,有经济实力,爱开越野车,喜欢户外运动,没有开枪心理障碍。“很多人只满足打很多的动物,然后在自己的猎物前拍照,用来攀比”。
马克介绍说,为了照顾中国顾客贪多图快的心理,加拿大的一些狩猎场甚至提前几个月做好准备,他们会经常给当地的黑熊喂食,这样黑熊就形成了到点吃饭的习惯。中国客户到达后,会被安排到高处隐蔽,等黑熊来吃东西时,中国富商就可以猎杀它。而且中国客人的背后,还要有两名带枪的导猎来保护,一个人是防止受伤的黑熊冲过来,另一个人负责防止在狩猎时,其他大型猛兽过来攻击猎手。
“这不叫狩猎,这叫打动物。”马克对此很不屑,他认为狩猎的目的不在于是否打死了动物,马克说,在他几十年的狩猎生涯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当他通过动物留下的足迹、粪便、毛发等,判断出动物的方位,然后跟踪锁定猎物,在瞄准的最后一刻,却放弃了射击,“能锁定它们,这已经足够证明我作为猎人的超凡能力,并不一定要杀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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