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車孩奴叁座大山 月入3萬仍不敢養兒
記者的調查卻顯示,在“生不生”的糾結中,家庭月收入超過8000元而不願生育的夫婦大有人在,而且在大城市中占據主流。上周末,記者與10對這樣的夫婦聊天,發現在他們“無奈不生”的內心裡,多數是對未來生活失去信心:工資收入壹直也跑不贏飛漲的物價；他們與父母兩代人都被房地產綁架了,不僅要付出全部積蓄,還要背上多年的債務才能有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未來並不確定,壹旦沒有了目前的工作,連緩沖的積蓄都可能沒有；更關鍵的是,沒有信心依靠個人奮斗給予下壹代良好的生活。
“結婚生子、年老之際含飴弄孫是我小時候的夢想,但現在可以去創造的時候,我卻選擇了放棄。”在肆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L生於1977年,她說,“身邊的人都沒有哪天不需要加班加點,個個都是人前風光,背後心酸。”L感慨,單是苦壹點就算了,“問題是像自己這樣名牌大學生都拼搏得這樣辛苦,養個孩子成本還不太夠；將來怎樣送孩子去讀好學校?或者要賺多少錢才夠送孩子出國?我實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現在的路!”
在30年前的“年輕人”眼中,L的這套論調可笑且自私:夫婦倆月薪3萬,卻嫌賺得不夠、嫌辛苦而不生孩子,犧牲天倫之樂?
“那是他們沒有切膚之痛。”在廣州教育系統供職的P給記者逐壹羅列:公立幼兒園擠破頭,私立園每月收費數千,而且年年漲價；到了孩子上小學、中學,每年寒暑假補習班消費都是數千至萬元；“靠個人奮斗而且熬出頭的壹代同樣在孩子身上寄予濃重的希望,他們希望下壹代起碼能如自己般在社會中站住陣腳,但卻因社會競爭激烈而焦慮萬分,有些更是希望變失望。”
平民階層上升渠道堵塞
有時貧富差距大壹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壹種絕望的感覺。
記者發現,除了物質壓力外,70後末80後初的大部分人沒有“富爸爸”而壹直奮力在人群中生存,常常眼睜睜看著有“富爸爸”的同齡人搶占資源,自己再努力也是被落人後,這樣的親身經歷讓他們害怕孩子“重蹈覆轍”,繼而不敢生孩子。
“壹個良好的社會形態應該是橄欖型的,而並非啞鈴型,壹旦中間的渠道被捏窄,造成對立的兩級膨脹,社會矛盾就會變得尖銳。”結婚10年的H並未生育,在她的理解中,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是目前最大的概率事件,但人多資源少的情況下,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難以均衡。
H有點心酸地說,“平民的優秀孩子讀不了公辦好學校,有的沒有錢的還讀不了好的民辦初中,結果在小升初就造成整個平民階層上升渠道的堵塞。我不想下壹代受苦,寧願老了後到老人院。”
2009年,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者孫立平也曾表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有時貧富差距大壹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壹種絕望的感覺。”
的確,在理想狀態下,像P、Y、C、L、H這些受過高等教育,進入大城市奮斗的年輕人本應成為准中產階級人士,構建穩定“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主力。但現在,這些中等收入者的實際消費能力在下降,生兒育女的期望在下降,“橄欖”逐漸變窄,甚至出現斷層的可能。所以不想孩子成為“苦贰代”,就索性“丁克”。
“這其實是審視社會公平的壹個絕好切入點。很多‘被丁克’者雖然不貧困,但已經失去了公平競爭的信心。由此,暢通平民階層的上升渠道,是當今社會不得不重視的問題。”中山大學有學者指出,要讓每個階層都相信會有公平的機會來改變命運。
更有專家直言,公平機會首先要由教育去創造。“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後代的壹個重要環節。壹些孩子出身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著名幼教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燕表示,在中國,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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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生子、年老之際含飴弄孫是我小時候的夢想,但現在可以去創造的時候,我卻選擇了放棄。”在肆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L生於1977年,她說,“身邊的人都沒有哪天不需要加班加點,個個都是人前風光,背後心酸。”L感慨,單是苦壹點就算了,“問題是像自己這樣名牌大學生都拼搏得這樣辛苦,養個孩子成本還不太夠；將來怎樣送孩子去讀好學校?或者要賺多少錢才夠送孩子出國?我實在不舍得自己的孩子走我現在的路!”
在30年前的“年輕人”眼中,L的這套論調可笑且自私:夫婦倆月薪3萬,卻嫌賺得不夠、嫌辛苦而不生孩子,犧牲天倫之樂?
“那是他們沒有切膚之痛。”在廣州教育系統供職的P給記者逐壹羅列:公立幼兒園擠破頭,私立園每月收費數千,而且年年漲價；到了孩子上小學、中學,每年寒暑假補習班消費都是數千至萬元；“靠個人奮斗而且熬出頭的壹代同樣在孩子身上寄予濃重的希望,他們希望下壹代起碼能如自己般在社會中站住陣腳,但卻因社會競爭激烈而焦慮萬分,有些更是希望變失望。”
平民階層上升渠道堵塞
有時貧富差距大壹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壹種絕望的感覺。
記者發現,除了物質壓力外,70後末80後初的大部分人沒有“富爸爸”而壹直奮力在人群中生存,常常眼睜睜看著有“富爸爸”的同齡人搶占資源,自己再努力也是被落人後,這樣的親身經歷讓他們害怕孩子“重蹈覆轍”,繼而不敢生孩子。
“壹個良好的社會形態應該是橄欖型的,而並非啞鈴型,壹旦中間的渠道被捏窄,造成對立的兩級膨脹,社會矛盾就會變得尖銳。”結婚10年的H並未生育,在她的理解中,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是目前最大的概率事件,但人多資源少的情況下,中國的教育資源分配難以均衡。
H有點心酸地說,“平民的優秀孩子讀不了公辦好學校,有的沒有錢的還讀不了好的民辦初中,結果在小升初就造成整個平民階層上升渠道的堵塞。我不想下壹代受苦,寧願老了後到老人院。”
2009年,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者孫立平也曾表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有時貧富差距大壹點還不要緊,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最怕的是壹種絕望的感覺。”
的確,在理想狀態下,像P、Y、C、L、H這些受過高等教育,進入大城市奮斗的年輕人本應成為准中產階級人士,構建穩定“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主力。但現在,這些中等收入者的實際消費能力在下降,生兒育女的期望在下降,“橄欖”逐漸變窄,甚至出現斷層的可能。所以不想孩子成為“苦贰代”,就索性“丁克”。
“這其實是審視社會公平的壹個絕好切入點。很多‘被丁克’者雖然不貧困,但已經失去了公平競爭的信心。由此,暢通平民階層的上升渠道,是當今社會不得不重視的問題。”中山大學有學者指出,要讓每個階層都相信會有公平的機會來改變命運。
更有專家直言,公平機會首先要由教育去創造。“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後代的壹個重要環節。壹些孩子出身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著名幼教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燕表示,在中國,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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