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志刚到旺旺:一次不会发生的立法跃进
《从孙志刚到旺旺：一次不会发生的立法跃进》2026年6月28日，广东揭阳，母犬旺旺和三只幼崽被五名十二岁的少年用铁丝、木棍和汽油虐杀，视频被笑着上传。这个案子本身在残忍程度上未必是近年中国最严重的虐狗案，但它的后续处置，却可能成为未来十年回望中国政治走向时，一个关键的判断准绳。
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和二十三年前孙志刚案完全镜像的问题：当社会共识已经形成，当全网声讨已经沸腾，一次自下而上的立法推动，在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复制？
我的判断是，不可能。这次事件不会成为孙志刚式的立法突破，反而会成为孙志刚路径正式关闭的标志。
原因不在于民意不够强，也不在议题不够好，恰恰在于今天的政治坐标已经彻底改变。
第一个变量，是习近平的第三任期。
孙志刚案发生在2003年春天，那是胡温体制的开局之月。整个政治氛围需要一场拨乱反正来确立新政的合法性，口号是以人为本，依法行政。收容遣送制度是一个典型的旧体制恶法，废除它，符合中央收束地方滥权、树立法治形象的根本利益。在那个窗口期，许志永们以公民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启动违宪审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连续追问，中央顺势废法，是官、学、媒三方合力的结果，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同频共振。
而揭阳案发生在第三任期。2022年二十大后，习近平打破两届惯例连任总书记，团派等力量全面退出最高层，权力结构已经从集体领导转向高度集中，而且谋求第三次连任。这种结构的首要任务不再是改革，而是稳定。
二十大报告的排序写得非常清楚：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坚定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2025年2月，中央政治局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
在这种任务排序下，任何自发的、大规模的、跨地域的舆论动员，哪怕议题是毫无政治性的爱护动物，都会首先被纳入维稳的评估体系。官方看待此事的视角，不再是“公民权利是否受到了侵害”，而是“社会情绪是否可控，是否有境外势力借题发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极其割裂的一幕：一方面，民间在深圳、杭州、郑州的商圈众筹投放巨屏广告为旺旺声讨联署，试图进行最温和的公共表达；另一方面，这些大屏在24小时内全部被强制下架，相关微博话题限流，明星发声被秒删，连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以防止模仿为由呼吁删除原视频，都被舆论解读为压制关注而被迫道歉取消筹款。公众想讨论立法，但表达的通道本身被视为风险。
2003年，媒体被鼓励去追问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死在收容所。2026年，媒体被要求去强调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责任和学校道德教育。议题被牢牢地限定在道德和未成年人矫治层面，绝口不提国家层面是否应制定反虐待动物法。因为前者是社会治理问题，后者是公民立法权问题。
第二个变量，是建党105周年的政治定调。
2026年是建党105周年，今年所有官方宣传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要求是“听党话跟党走”。这六个字如果只当作宣传口号，就低估了它的制度含义。它是对立法主动权的重新界定。
孙志刚案最核心的遗产，不是废除了一个制度，而是确立了一个路径：公民可以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启动对行政法规的违宪审查建议。这是一条自下而上、以法律监督权力的路径。
而“听党话跟党走”的本质，是强调一切重大立法必须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行，而不是被社会舆论牵着走。立法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绝不能成为社会运动倒逼党的结果。
所以你看官方的解法就非常有政治智慧：它不会说动物不需要保护，它会说已经保护了。2026年1月1日刚刚生效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把违规饲养烈性犬、放任动物恐吓他人、驱使动物伤人纳入了可行政拘留和罚款的范围。这就是官方给出的答案。
用治安管理处罚的强化，来替代独立的反虐待动物罪的创设。这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属于平安中国框架，是自上而下加强管控，逻辑是政府有权管你；后者属于权利保障框架，是自下而上确认一种新的权利，逻辑是公民有权要求国家做什么。在第三任期强调政治安全的背景下，前者是被鼓励的，后者是被警惕的。
地方层面，福建三明在今年3月拿出了《城市伴侣动物保护与管理办法》草案，首次在地方规章里定义伴侣动物，禁止虐待和遗弃。这很可能就是未来几年的天花板：允许个别开明城市做盆景式的试点，以展示治理的温度，但绝不上升为全国人大层面的统一立法。因为一旦上升为国家法律，就意味着承认了这场由网民发起的运动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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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和二十三年前孙志刚案完全镜像的问题：当社会共识已经形成，当全网声讨已经沸腾，一次自下而上的立法推动，在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复制？
我的判断是，不可能。这次事件不会成为孙志刚式的立法突破，反而会成为孙志刚路径正式关闭的标志。
原因不在于民意不够强，也不在议题不够好，恰恰在于今天的政治坐标已经彻底改变。
第一个变量，是习近平的第三任期。
孙志刚案发生在2003年春天，那是胡温体制的开局之月。整个政治氛围需要一场拨乱反正来确立新政的合法性，口号是以人为本，依法行政。收容遣送制度是一个典型的旧体制恶法，废除它，符合中央收束地方滥权、树立法治形象的根本利益。在那个窗口期，许志永们以公民身份上书全国人大启动违宪审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连续追问，中央顺势废法，是官、学、媒三方合力的结果，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同频共振。
而揭阳案发生在第三任期。2022年二十大后，习近平打破两届惯例连任总书记，团派等力量全面退出最高层，权力结构已经从集体领导转向高度集中，而且谋求第三次连任。这种结构的首要任务不再是改革，而是稳定。
二十大报告的排序写得非常清楚：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要坚定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2025年2月，中央政治局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
在这种任务排序下，任何自发的、大规模的、跨地域的舆论动员，哪怕议题是毫无政治性的爱护动物，都会首先被纳入维稳的评估体系。官方看待此事的视角，不再是“公民权利是否受到了侵害”，而是“社会情绪是否可控，是否有境外势力借题发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极其割裂的一幕：一方面，民间在深圳、杭州、郑州的商圈众筹投放巨屏广告为旺旺声讨联署，试图进行最温和的公共表达；另一方面，这些大屏在24小时内全部被强制下架，相关微博话题限流，明星发声被秒删，连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以防止模仿为由呼吁删除原视频，都被舆论解读为压制关注而被迫道歉取消筹款。公众想讨论立法，但表达的通道本身被视为风险。
2003年，媒体被鼓励去追问一个大学生为什么死在收容所。2026年，媒体被要求去强调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责任和学校道德教育。议题被牢牢地限定在道德和未成年人矫治层面，绝口不提国家层面是否应制定反虐待动物法。因为前者是社会治理问题，后者是公民立法权问题。
第二个变量，是建党105周年的政治定调。
2026年是建党105周年，今年所有官方宣传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要求是“听党话跟党走”。这六个字如果只当作宣传口号，就低估了它的制度含义。它是对立法主动权的重新界定。
孙志刚案最核心的遗产，不是废除了一个制度，而是确立了一个路径：公民可以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启动对行政法规的违宪审查建议。这是一条自下而上、以法律监督权力的路径。
而“听党话跟党走”的本质，是强调一切重大立法必须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行，而不是被社会舆论牵着走。立法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绝不能成为社会运动倒逼党的结果。
所以你看官方的解法就非常有政治智慧：它不会说动物不需要保护，它会说已经保护了。2026年1月1日刚刚生效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把违规饲养烈性犬、放任动物恐吓他人、驱使动物伤人纳入了可行政拘留和罚款的范围。这就是官方给出的答案。
用治安管理处罚的强化，来替代独立的反虐待动物罪的创设。这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属于平安中国框架，是自上而下加强管控，逻辑是政府有权管你；后者属于权利保障框架，是自下而上确认一种新的权利，逻辑是公民有权要求国家做什么。在第三任期强调政治安全的背景下，前者是被鼓励的，后者是被警惕的。
地方层面，福建三明在今年3月拿出了《城市伴侣动物保护与管理办法》草案，首次在地方规章里定义伴侣动物，禁止虐待和遗弃。这很可能就是未来几年的天花板：允许个别开明城市做盆景式的试点，以展示治理的温度，但绝不上升为全国人大层面的统一立法。因为一旦上升为国家法律，就意味着承认了这场由网民发起的运动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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