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关于三峡惊人预言 触怒高层被打成右派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长江流域并未因此远离洪水阴影。二十多年来，流域内多次遭遇严重水患，武汉、南京等城市也曾出现大面积内涝。于是，一个问题不断被人们重新提出：当初被强调具有重大防洪功能的三峡工程，究竟在现实中发挥了多少作用？面对由此引发的争议，又有谁应该承担历史责任？
早在2016年7月，长江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时，大陆媒体财新网重刊了一篇回忆清华大学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的文章《速写：黄万里先生》。这篇旧文之所以再次引发关注，是因为黄万里生前对大型水利工程的许多警告，似乎在后来的现实中不断被重新验证。
黄万里出身名门，其父黄炎培曾以“周期率”之问留名近代政治史。黄万里本人则是一位受过严格现代工程教育的水利学者。他一生中最为人知的立场，是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仓促上马。为此，他曾多次向中共高层递交书面意见，指出工程可能带来巨额浪费、移民灾难、生态破坏以及难以逆转的流域风险。
直到2001年病逝，黄万里始终没有等到来自最高层的正式回应。临终前，他仍惦念自己对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留下“屡挫屡上”的遗言，并说但愿自己的判断不要成真，因为一旦言中，国家和百姓所付出的代价将太过沉重。
预言几乎都兑现？
在他的判断中，三峡工程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包括下游干堤崩岸、航运受阻、移民安置困难、泥沙淤积、水质恶化、发电效益不及预期、区域气候异常、地震增多、血吸虫病扩散、生态退化、上游水患加剧，乃至最终不得不面临拆除或炸坝的极端局面。
后来，网络上曾流传一种说法：三峡大坝建成后，除“炸坝”一项尚未发生外，黄万里提出的前十一项警告已有相当多在不同程度上被现实触及。无论这种概括是否精确，它至少反映出公众对三峡后续影响的持续疑问。
财新网重刊的文章还披露，黄万里曾拒绝前水利部长钱正英及其丈夫、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黄辛拜登门劝说，并在上书中直言钱正英应负总责。不过，三峡工程的责任并非只属于个别技术官员。从力主推动工程的李鹏，到在政治层面促成议案通过的江泽民，都是绕不开的历史角色。工程的利弊与责任，终究会被后人重新审视。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一再就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提出异议的教授，长期背负“右派”帽子。直到1980年2月，清华大学党委才为他作出“平反”，他也是清华园中最后一批被摘帽者之一。然而，名义上的平反并不意味着完整的学术恢复。直到1998年，他才被允许为研究生授课，但仍不能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
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重压之下，能够长期保持独立判断并敢于直言的知识份子并不多。黄万里之所以令人记住，正是因为他在专业问题上不肯迎合权力，也不愿用沉默换取安全。
那么，黄万里究竟为何会成为毛泽东亲自关注并定性的“大右派”？答案要从三门峡工程说起。
示意图（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因三门峡工程而触怒最高权力
20世纪50年代，为治理频繁氾滥的黄河，中共政府邀请苏联专家参与规划。1954年10月，在苏方意见主导下，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这份方案描绘了一幅宏大蓝图：在黄河干流修建46座大坝，使500吨拖船可从入海口航行至兰州；总装机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达1100亿度；灌溉面积也将大幅扩张。其中，三门峡被视为最关键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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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早在2016年7月，长江流域再次发生特大洪水时，大陆媒体财新网重刊了一篇回忆清华大学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的文章《速写：黄万里先生》。这篇旧文之所以再次引发关注，是因为黄万里生前对大型水利工程的许多警告，似乎在后来的现实中不断被重新验证。
黄万里出身名门，其父黄炎培曾以“周期率”之问留名近代政治史。黄万里本人则是一位受过严格现代工程教育的水利学者。他一生中最为人知的立场，是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仓促上马。为此，他曾多次向中共高层递交书面意见，指出工程可能带来巨额浪费、移民灾难、生态破坏以及难以逆转的流域风险。
直到2001年病逝，黄万里始终没有等到来自最高层的正式回应。临终前，他仍惦念自己对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留下“屡挫屡上”的遗言，并说但愿自己的判断不要成真，因为一旦言中，国家和百姓所付出的代价将太过沉重。
预言几乎都兑现？
在他的判断中，三峡工程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包括下游干堤崩岸、航运受阻、移民安置困难、泥沙淤积、水质恶化、发电效益不及预期、区域气候异常、地震增多、血吸虫病扩散、生态退化、上游水患加剧，乃至最终不得不面临拆除或炸坝的极端局面。
后来，网络上曾流传一种说法：三峡大坝建成后，除“炸坝”一项尚未发生外，黄万里提出的前十一项警告已有相当多在不同程度上被现实触及。无论这种概括是否精确，它至少反映出公众对三峡后续影响的持续疑问。
财新网重刊的文章还披露，黄万里曾拒绝前水利部长钱正英及其丈夫、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黄辛拜登门劝说，并在上书中直言钱正英应负总责。不过，三峡工程的责任并非只属于个别技术官员。从力主推动工程的李鹏，到在政治层面促成议案通过的江泽民，都是绕不开的历史角色。工程的利弊与责任，终究会被后人重新审视。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一再就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提出异议的教授，长期背负“右派”帽子。直到1980年2月，清华大学党委才为他作出“平反”，他也是清华园中最后一批被摘帽者之一。然而，名义上的平反并不意味着完整的学术恢复。直到1998年，他才被允许为研究生授课，但仍不能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
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重压之下，能够长期保持独立判断并敢于直言的知识份子并不多。黄万里之所以令人记住，正是因为他在专业问题上不肯迎合权力，也不愿用沉默换取安全。
那么，黄万里究竟为何会成为毛泽东亲自关注并定性的“大右派”？答案要从三门峡工程说起。
示意图（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因三门峡工程而触怒最高权力
20世纪50年代，为治理频繁氾滥的黄河，中共政府邀请苏联专家参与规划。1954年10月，在苏方意见主导下，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这份方案描绘了一幅宏大蓝图：在黄河干流修建46座大坝，使500吨拖船可从入海口航行至兰州；总装机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达1100亿度；灌溉面积也将大幅扩张。其中，三门峡被视为最关键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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