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力建構欺騙世人的"中華民族"
肆、習近平時代的怒火
但是，習近平政權成立後不久，在2014年春天，烏魯木齊火車站發生爆炸事件。 自此，習近平政權將少數民族的壹切離心行動定義為“叁毒”（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並轉向“嚴打=徹底鎮壓”的方針。
由此所出現的政策，便是所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 如同通過高溫與強壓將金屬加以鑄造壹般，中共如今揮舞其壓倒性的社會管理能力之劍，企圖從根本上矯正少數民族的精神。
在西藏等地，未成年學生被強制接受以華語為主的寄宿教育，兒童被切斷與藏語生活環境的連結。 在新疆，自2017年起，政府以人工智能判斷人們的思想是否屬於“叁毒”，並將其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罪犯，或將之強制送入收容所，將其排除、隔離於社會之外。 同時，以宗教中國化之名，所有宗教都被迫改寫教義，使其成為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 清真寺被拆除或改建，宗教活動受限，伊斯蘭信仰被強制“中國化”。 中國政府被指稱在海外恐嚇維吾爾活動人士，形成長臂管轄。
此外，自2020年起，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全面禁止，僅保留少數民族語言的讀寫（甚至往往連這樣的讀寫也被剝奪）。 在南蒙古（內蒙古自治區）爆發的反對示威亦遭鎮壓。 取而代之的是，少數民族被強制納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世界——簡體字與北京話。 至2026年，蒙古語在教育與高考中逐漸被邊緣化。 蒙古語內容在網絡平台遭刪除，蒙古文化被重新定位為“邊境文化”。 此外，蒙漢通婚比例上升，蒙古語母語使用率下降至約六成。
同時，習近平政權透過大規模安排少數民族赴“內地”大城市就業，推進鐵路、公路等基礎建設，以及大力發展觀光業，企圖以“如同石榴籽緊密相連”的方式，徹底推動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這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當然不僅限於少數民族，香港與台灣也包括在其中。
2019年香港因本土意識高漲而爆發大規模運動，中共予以鎮壓，並在香港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將其納入與廣東、澳門壹體化的“大灣區”構想”，企圖讓香港人也徹底接受“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 自2020年起在香港推行國安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要求學校課程強調國家安全與民族團結。 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言論、媒體與集會自由大幅收緊，異議人士遭逮捕或流亡。
在台灣，中共則以強烈壓迫民進黨當局、拉攏國民黨並展開各種認知戰的方式，試圖讓台灣人民相信：台灣的繁榮必須依附於中共所引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才是歷史的潮流。
綜觀“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曲折歷史，可以理解這部法律並非突然加上新的規制，而是中國民族主義與習近平政治的總結，並以“法律執行”之名，進壹步加強統制。
伍、國際間日益加深的憂慮
台灣總統賴清德對這部《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嚴厲批評，稱其為“以團結為名，實則進行同化與消滅的惡法”、“跨域的越境打壓”（中央社，7月2日）。 台灣的大陸委員會也表示出強烈的警戒，認為此法“對台灣人課予強制統壹的法律義務”（該委員會官方網站，7月2日）。
此外，世界各地持續抗議中共壓制的少數民族、香港人士與民主化運動相關人士，無不嚴厲批判這部法律。 美國與歐盟（EU）的發言人及議會也表達強烈憂慮，指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在人權壓迫上是進壹步加劇，而且此法的域外適用可能為跨境打壓提供法律依據，使其常態化（路透社，7月2日）。
在日本國內，6月30日包括“中國人權侵害究明與行動議員聯盟”在內的肆個跨黨派議員聯盟，也針對此法提出強烈抗議，指出此舉將危及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文化，甚至可能導致在日本的中國出身者遭受打壓，民主國家絕對無法接受。 這問題在日本絕不能坐視不管。
事實上，如果這個法律的域外適用涉及在日本的取締，這本身就是對日本國家主權的嚴重侵犯。
日本的歷史雖然曾取舍並吸收中華文明的成果，但從未成為中華文明的壹部分，而是始終以獨立的角度觀察其盛衰。 但是，這部法律卻不允許“外部勢力”對中華文明與中國歷史進行自主解釋，反而要求完全接受中共所提供的論述，並透過強迫的自我審查與對中國的忖摩，嚴重限制外國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良心自由。 這不僅危及日本的中國研究與中國報道傳統，更是對日本國憲法所保障的自由開放社會的根本挑戰。
六、更惡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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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習近平政權成立後不久，在2014年春天，烏魯木齊火車站發生爆炸事件。 自此，習近平政權將少數民族的壹切離心行動定義為“叁毒”（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並轉向“嚴打=徹底鎮壓”的方針。
由此所出現的政策，便是所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 如同通過高溫與強壓將金屬加以鑄造壹般，中共如今揮舞其壓倒性的社會管理能力之劍，企圖從根本上矯正少數民族的精神。
在西藏等地，未成年學生被強制接受以華語為主的寄宿教育，兒童被切斷與藏語生活環境的連結。 在新疆，自2017年起，政府以人工智能判斷人們的思想是否屬於“叁毒”，並將其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刑事罪犯，或將之強制送入收容所，將其排除、隔離於社會之外。 同時，以宗教中國化之名，所有宗教都被迫改寫教義，使其成為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維護社會穩定的工具。 清真寺被拆除或改建，宗教活動受限，伊斯蘭信仰被強制“中國化”。 中國政府被指稱在海外恐嚇維吾爾活動人士，形成長臂管轄。
此外，自2020年起，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全面禁止，僅保留少數民族語言的讀寫（甚至往往連這樣的讀寫也被剝奪）。 在南蒙古（內蒙古自治區）爆發的反對示威亦遭鎮壓。 取而代之的是，少數民族被強制納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世界——簡體字與北京話。 至2026年，蒙古語在教育與高考中逐漸被邊緣化。 蒙古語內容在網絡平台遭刪除，蒙古文化被重新定位為“邊境文化”。 此外，蒙漢通婚比例上升，蒙古語母語使用率下降至約六成。
同時，習近平政權透過大規模安排少數民族赴“內地”大城市就業，推進鐵路、公路等基礎建設，以及大力發展觀光業，企圖以“如同石榴籽緊密相連”的方式，徹底推動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這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鑄牢當然不僅限於少數民族，香港與台灣也包括在其中。
2019年香港因本土意識高漲而爆發大規模運動，中共予以鎮壓，並在香港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將其納入與廣東、澳門壹體化的“大灣區”構想”，企圖讓香港人也徹底接受“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 自2020年起在香港推行國安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要求學校課程強調國家安全與民族團結。 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言論、媒體與集會自由大幅收緊，異議人士遭逮捕或流亡。
在台灣，中共則以強烈壓迫民進黨當局、拉攏國民黨並展開各種認知戰的方式，試圖讓台灣人民相信：台灣的繁榮必須依附於中共所引領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才是歷史的潮流。
綜觀“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曲折歷史，可以理解這部法律並非突然加上新的規制，而是中國民族主義與習近平政治的總結，並以“法律執行”之名，進壹步加強統制。
伍、國際間日益加深的憂慮
台灣總統賴清德對這部《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嚴厲批評，稱其為“以團結為名，實則進行同化與消滅的惡法”、“跨域的越境打壓”（中央社，7月2日）。 台灣的大陸委員會也表示出強烈的警戒，認為此法“對台灣人課予強制統壹的法律義務”（該委員會官方網站，7月2日）。
此外，世界各地持續抗議中共壓制的少數民族、香港人士與民主化運動相關人士，無不嚴厲批判這部法律。 美國與歐盟（EU）的發言人及議會也表達強烈憂慮，指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在人權壓迫上是進壹步加劇，而且此法的域外適用可能為跨境打壓提供法律依據，使其常態化（路透社，7月2日）。
在日本國內，6月30日包括“中國人權侵害究明與行動議員聯盟”在內的肆個跨黨派議員聯盟，也針對此法提出強烈抗議，指出此舉將危及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文化，甚至可能導致在日本的中國出身者遭受打壓，民主國家絕對無法接受。 這問題在日本絕不能坐視不管。
事實上，如果這個法律的域外適用涉及在日本的取締，這本身就是對日本國家主權的嚴重侵犯。
日本的歷史雖然曾取舍並吸收中華文明的成果，但從未成為中華文明的壹部分，而是始終以獨立的角度觀察其盛衰。 但是，這部法律卻不允許“外部勢力”對中華文明與中國歷史進行自主解釋，反而要求完全接受中共所提供的論述，並透過強迫的自我審查與對中國的忖摩，嚴重限制外國的言論自由與思想、良心自由。 這不僅危及日本的中國研究與中國報道傳統，更是對日本國憲法所保障的自由開放社會的根本挑戰。
六、更惡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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