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力建构欺骗世人的"中华民族"
四、习近平时代的怒火
但是，习近平政权成立后不久，在2014年春天，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 自此，习近平政权将少数民族的一切离心行动定义为“三毒”（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并转向“严打=彻底镇压”的方针。
由此所出现的政策，便是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如同通过高温与强压将金属加以铸造一般，中共如今挥舞其压倒性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剑，企图从根本上矫正少数民族的精神。
在西藏等地，未成年学生被强制接受以华语为主的寄宿教育，儿童被切断与藏语生活环境的连结。 在新疆，自2017年起，政府以人工智能判断人们的思想是否属于“三毒”，并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犯，或将之强制送入收容所，将其排除、隔离于社会之外。 同时，以宗教中国化之名，所有宗教都被迫改写教义，使其成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清真寺被拆除或改建，宗教活动受限，伊斯兰信仰被强制“中国化”。 中国政府被指称在海外恐吓维吾尔活动人士，形成长臂管辖。
此外，自2020年起，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全面禁止，仅保留少数民族语言的读写（甚至往往连这样的读写也被剥夺）。 在南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爆发的反对示威亦遭镇压。 取而代之的是，少数民族被强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世界——简体字与北京话。 至2026年，蒙古语在教育与高考中逐渐被边缘化。 蒙古语内容在网络平台遭删除，蒙古文化被重新定位为“边境文化”。 此外，蒙汉通婚比例上升，蒙古语母语使用率下降至约六成。
同时，习近平政权透过大规模安排少数民族赴“内地”大城市就业，推进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以及大力发展观光业，企图以“如同石榴籽紧密相连”的方式，彻底推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这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当然不仅限于少数民族，香港与台湾也包括在其中。
2019年香港因本土意识高涨而爆发大规模运动，中共予以镇压，并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其纳入与广东、澳门一体化的“大湾区”构想”，企图让香港人也彻底接受“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 自2020年起在香港推行国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校课程强调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言论、媒体与集会自由大幅收紧，异议人士遭逮捕或流亡。
在台湾，中共则以强烈压迫民进党当局、拉拢国民党并展开各种认知战的方式，试图让台湾人民相信：台湾的繁荣必须依附于中共所引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是历史的潮流。
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曲折历史，可以理解这部法律并非突然加上新的规制，而是中国民族主义与习近平政治的总结，并以“法律执行”之名，进一步加强统制。
五、国际间日益加深的忧虑
台湾总统赖清德对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严厉批评，称其为“以团结为名，实则进行同化与消灭的恶法”、“跨域的越境打压”（中央社，7月2日）。 台湾的大陆委员会也表示出强烈的警戒，认为此法“对台湾人课予强制统一的法律义务”（该委员会官方网站，7月2日）。
此外，世界各地持续抗议中共压制的少数民族、香港人士与民主化运动相关人士，无不严厉批判这部法律。 美国与欧盟（EU）的发言人及议会也表达强烈忧虑，指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人权压迫上是进一步加剧，而且此法的域外适用可能为跨境打压提供法律依据，使其常态化（路透社，7月2日）。
在日本国内，6月30日包括“中国人权侵害究明与行动议员联盟”在内的四个跨党派议员联盟，也针对此法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此举将危及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甚至可能导致在日本的中国出身者遭受打压，民主国家绝对无法接受。 这问题在日本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如果这个法律的域外适用涉及在日本的取缔，这本身就是对日本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
日本的历史虽然曾取舍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但从未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是始终以独立的角度观察其盛衰。 但是，这部法律却不允许“外部势力”对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进行自主解释，反而要求完全接受中共所提供的论述，并透过强迫的自我审查与对中国的忖摩，严重限制外国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良心自由。 这不仅危及日本的中国研究与中国报道传统，更是对日本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开放社会的根本挑战。
六、更恶劣的影响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但是，习近平政权成立后不久，在2014年春天，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 自此，习近平政权将少数民族的一切离心行动定义为“三毒”（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并转向“严打=彻底镇压”的方针。
由此所出现的政策，便是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如同通过高温与强压将金属加以铸造一般，中共如今挥舞其压倒性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剑，企图从根本上矫正少数民族的精神。
在西藏等地，未成年学生被强制接受以华语为主的寄宿教育，儿童被切断与藏语生活环境的连结。 在新疆，自2017年起，政府以人工智能判断人们的思想是否属于“三毒”，并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犯，或将之强制送入收容所，将其排除、隔离于社会之外。 同时，以宗教中国化之名，所有宗教都被迫改写教义，使其成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清真寺被拆除或改建，宗教活动受限，伊斯兰信仰被强制“中国化”。 中国政府被指称在海外恐吓维吾尔活动人士，形成长臂管辖。
此外，自2020年起，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全面禁止，仅保留少数民族语言的读写（甚至往往连这样的读写也被剥夺）。 在南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爆发的反对示威亦遭镇压。 取而代之的是，少数民族被强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世界——简体字与北京话。 至2026年，蒙古语在教育与高考中逐渐被边缘化。 蒙古语内容在网络平台遭删除，蒙古文化被重新定位为“边境文化”。 此外，蒙汉通婚比例上升，蒙古语母语使用率下降至约六成。
同时，习近平政权透过大规模安排少数民族赴“内地”大城市就业，推进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以及大力发展观光业，企图以“如同石榴籽紧密相连”的方式，彻底推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这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当然不仅限于少数民族，香港与台湾也包括在其中。
2019年香港因本土意识高涨而爆发大规模运动，中共予以镇压，并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其纳入与广东、澳门一体化的“大湾区”构想”，企图让香港人也彻底接受“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 自2020年起在香港推行国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校课程强调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言论、媒体与集会自由大幅收紧，异议人士遭逮捕或流亡。
在台湾，中共则以强烈压迫民进党当局、拉拢国民党并展开各种认知战的方式，试图让台湾人民相信：台湾的繁荣必须依附于中共所引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是历史的潮流。
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曲折历史，可以理解这部法律并非突然加上新的规制，而是中国民族主义与习近平政治的总结，并以“法律执行”之名，进一步加强统制。
五、国际间日益加深的忧虑
台湾总统赖清德对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严厉批评，称其为“以团结为名，实则进行同化与消灭的恶法”、“跨域的越境打压”（中央社，7月2日）。 台湾的大陆委员会也表示出强烈的警戒，认为此法“对台湾人课予强制统一的法律义务”（该委员会官方网站，7月2日）。
此外，世界各地持续抗议中共压制的少数民族、香港人士与民主化运动相关人士，无不严厉批判这部法律。 美国与欧盟（EU）的发言人及议会也表达强烈忧虑，指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人权压迫上是进一步加剧，而且此法的域外适用可能为跨境打压提供法律依据，使其常态化（路透社，7月2日）。
在日本国内，6月30日包括“中国人权侵害究明与行动议员联盟”在内的四个跨党派议员联盟，也针对此法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此举将危及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甚至可能导致在日本的中国出身者遭受打压，民主国家绝对无法接受。 这问题在日本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如果这个法律的域外适用涉及在日本的取缔，这本身就是对日本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
日本的历史虽然曾取舍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但从未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是始终以独立的角度观察其盛衰。 但是，这部法律却不允许“外部势力”对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进行自主解释，反而要求完全接受中共所提供的论述，并透过强迫的自我审查与对中国的忖摩，严重限制外国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良心自由。 这不仅危及日本的中国研究与中国报道传统，更是对日本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开放社会的根本挑战。
六、更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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