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力建構欺騙世人的"中華民族"
清朝在19世紀衰落，遭列強壓迫，被迫進入近代外交。 此時，新興的漢人精英群體以中華主義與近代主義為核心，試圖將乾隆帝時期所控制的廣大土地重新定義為“中國 China”，並將之加以重建。 尤其在甲午戰爭失敗、目睹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之後，他們認為日本富強的秘訣在於建立“單壹民族國家”，成功地統壹人心。
因此，在清末爆發的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當中，普遍出現壹種想法，那就是：要強制漢化那些不懂漢字、不熟儒學的人，就能創造出與日本民族並立的中華民族。 但是，這種做法自然引發激烈混亂：蒙古人依靠俄國，藏人依靠英國來追求自立; 新疆的突厥裔穆斯林則在軍閥割據的民國時期，受西方傳入的伊斯蘭近代主義之影響，逐漸投身東突厥斯獨立運動。
此外，香港因鴉片戰爭而成為英國殖民地，長期以來形成了以英式經濟理性與法治為基礎的獨特社會，而被譽為“東方之珠”。 這壹事實與中華民族所強調的反帝國主義論述是格格不入的。
台灣則在中華民族民族主義尚未普及之前，因甲午戰爭失敗而被割讓給日本。 自此至1945年，台灣經歷“台灣與日本內地”的關系; 1945年後，又從台灣與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中，走出獨特的發展道路。 這也是中華民族在台灣始終無法被接受的原因。
但是，從中共的角度來看，要打破近現代史的陰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將自日本戰敗以來離散的台灣完全納入中共的掌控之下。
叁、改革開放下的心靈錯位
毛澤東時代，透過階級斗爭來掀起打擊反動派、打擊分裂主義者的風暴，以革命方式創造中華民族的團結與邁向共產主義社會，這種做法在經濟與社會上都徹底失敗，而將中國推入極端貧困的深淵。
70年代末以後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壹種嘗試，亦即：在外國以及香港、台灣的協助下，恢復並提升生產力，藉此重新建立對中共與中華文明的信念與信任。 尤其是1989年的中國民主化運動、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南斯拉夫紛爭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動蕩，以及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與大眾文化的滲透，都讓中國共產黨感受到強烈的危機。 90年代後期開始的急速經濟發展，同步伴隨徹底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實際上是壹場思想斗爭，目的在於捍衛“中共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張。
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少數民族政策卻產生了中共未曾預料的結果。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為了恢復並提升少數民族的生產力，推行民族學校的母語教育，以及振興各民族文化的政策。 但這反而強化了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 隨著經濟發展，少數民族生活逐漸寬裕，而與其文化相連的周邊國家往來增加，這壹趨勢更進壹步加速。
另壹方面，漢族群體則因獨生子女政策與大學入學考試（高考）等制度中少數民族的優待而心生不滿，認為“如今少數民族才是現代中國社會的受益者，但他們卻不是向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靠攏，而是走向獨立性”，漢族群體因此感到焦躁。 特別是在2001年美國九壹壹恐怖攻擊之後，對保有伊斯蘭文化特征的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反感愈加強烈。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爆發了西藏獨立運動，2009年新疆烏魯木齊則發生了大規模沖突。
中共對此的回應是：為了持續經濟發展、追求富強，必須堅決維護社會穩定，因此對於《少數民族以尊嚴為核心的運動》進行嚴厲鎮壓。 同時，2000年代全面推進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就更被加強化，中共認為只要提升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社會經濟連結，自然就能促進“中華民族”意識的共享。
2012年習近平政權成立，於隔年提出“壹帶壹路”政策，將少數民族地區定位為《通往歐洲與非洲的中國經濟發展前線》，藉此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並加速與全國經濟及全球經濟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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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因此，在清末爆發的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當中，普遍出現壹種想法，那就是：要強制漢化那些不懂漢字、不熟儒學的人，就能創造出與日本民族並立的中華民族。 但是，這種做法自然引發激烈混亂：蒙古人依靠俄國，藏人依靠英國來追求自立; 新疆的突厥裔穆斯林則在軍閥割據的民國時期，受西方傳入的伊斯蘭近代主義之影響，逐漸投身東突厥斯獨立運動。
此外，香港因鴉片戰爭而成為英國殖民地，長期以來形成了以英式經濟理性與法治為基礎的獨特社會，而被譽為“東方之珠”。 這壹事實與中華民族所強調的反帝國主義論述是格格不入的。
台灣則在中華民族民族主義尚未普及之前，因甲午戰爭失敗而被割讓給日本。 自此至1945年，台灣經歷“台灣與日本內地”的關系; 1945年後，又從台灣與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中，走出獨特的發展道路。 這也是中華民族在台灣始終無法被接受的原因。
但是，從中共的角度來看，要打破近現代史的陰影、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將自日本戰敗以來離散的台灣完全納入中共的掌控之下。
叁、改革開放下的心靈錯位
毛澤東時代，透過階級斗爭來掀起打擊反動派、打擊分裂主義者的風暴，以革命方式創造中華民族的團結與邁向共產主義社會，這種做法在經濟與社會上都徹底失敗，而將中國推入極端貧困的深淵。
70年代末以後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壹種嘗試，亦即：在外國以及香港、台灣的協助下，恢復並提升生產力，藉此重新建立對中共與中華文明的信念與信任。 尤其是1989年的中國民主化運動、柏林圍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南斯拉夫紛爭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動蕩，以及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與大眾文化的滲透，都讓中國共產黨感受到強烈的危機。 90年代後期開始的急速經濟發展，同步伴隨徹底的愛國主義教育，這實際上是壹場思想斗爭，目的在於捍衛“中共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張。
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少數民族政策卻產生了中共未曾預料的結果。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為了恢復並提升少數民族的生產力，推行民族學校的母語教育，以及振興各民族文化的政策。 但這反而強化了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 隨著經濟發展，少數民族生活逐漸寬裕，而與其文化相連的周邊國家往來增加，這壹趨勢更進壹步加速。
另壹方面，漢族群體則因獨生子女政策與大學入學考試（高考）等制度中少數民族的優待而心生不滿，認為“如今少數民族才是現代中國社會的受益者，但他們卻不是向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靠攏，而是走向獨立性”，漢族群體因此感到焦躁。 特別是在2001年美國九壹壹恐怖攻擊之後，對保有伊斯蘭文化特征的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反感愈加強烈。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爆發了西藏獨立運動，2009年新疆烏魯木齊則發生了大規模沖突。
中共對此的回應是：為了持續經濟發展、追求富強，必須堅決維護社會穩定，因此對於《少數民族以尊嚴為核心的運動》進行嚴厲鎮壓。 同時，2000年代全面推進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就更被加強化，中共認為只要提升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社會經濟連結，自然就能促進“中華民族”意識的共享。
2012年習近平政權成立，於隔年提出“壹帶壹路”政策，將少數民族地區定位為《通往歐洲與非洲的中國經濟發展前線》，藉此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並加速與全國經濟及全球經濟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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