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令人窒息的細節,揭開廣西洪災背後的真相
維舟評論文章：廣西六藍水庫潰壩，附近村莊都被淹成了澤國，說實話，很多視頻看了都讓人不忍，很難想像人們在那樣突如其來的災禍面前如何才能掙扎著活下來。然而，當地現在除了抗洪搶險，倒還嚴防壹件事——“防止外國抹黑我國”。
網上已有不少截圖證實，六藍水庫所在的橫州市石塘鎮等地，要求志願者如果發現有外國記者，務必要“讓群眾關注壹下，發現後馬上匯報村委，讓群眾不要接受任何采訪”。
當然，這也並不意外，畢竟又不是只有廣西才這樣，2021年河南暴雨成災，“德國之聲”（DW）駐北京特派記者馬蒂亞斯∙比靈格（Mathias Bolinger）就曾在鄭州街頭遭壹群人圍攻，要他“滾出中國”，因為他被誤認為是曾“刻意抹黑中國”的BBC記者白洛賓（Robin Brant）。
當時《環球時報》說，群眾對西方媒體的抹黑產生憤怒情緒“完全事出有因”，不過，它也“強烈不建議”各地民眾對西方記者個人進行現場圍堵，更不要以強制方式阻止他們拍攝。
那確實事出有因，卻不必然是因為外國人不友好的“抹黑”，因為重點不在他們真做了什麼、說了什麼，而是他們的身份。對習慣了“家丑不可外揚”的中國人來說，被外人看見自家的窘迫，僅此就已足夠令人羞恥，那是必須竭力避免的事，情不自禁就心生反感——不想被你看見，而你還非要看，這本身就被視為壹種深深的冒犯。
有時候，這也是在以己度人：當壹些國人為國外水深火熱而幸災樂禍時，難免以為我們倒霉時，他們也會報以同樣的反應。然而，真正可悲的是：你如此看重別人的反應，但歐美公眾實際上很少會關注世界另壹頭的角落裡發生的事。退壹步說，就算他們關注，那重要嗎？我們這邊熱議“美國斬殺線”時，美國人可並不在乎。
對很多人來說，在外人面前維護自家的臉面，那近乎壹種本能。我遇到過太多人，哪怕對母校、家鄉也有怨言，但批評則是留給他們自己的特權。外人要是“說叁道肆”，他們立刻就會警覺起來，自覺地轉入防御狀態。
由此隱約可見壹種心態：個體的自尊，是與所屬群體的對外形象綁定在壹起的，因此，哪怕內部也有矛盾，但必須“壹致對外”，所謂“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在此，重要的不是個人利益，而恰是為了這個“家”的光彩形象，犧牲小我。
這也是我們在每次災禍發生後反復看到的景象：除了少數執著的人去追問悲劇的根源之外，多數人都在為救援中的艱苦卓絕而感動，甚至是為新的救援技術而驕傲。壞事就此變成了好事，喪事喜辦，苦中作樂。
在“紅星新聞”的壹篇報道《廣西貴港6000名學生被洪水圍困3天，機甲平台駛入校園，全校瞬間沸騰：自帶動力，可快速變形，壹次能運500人，被稱為“水上救援航母”》中，重點放在了神奇的“機甲平台”上，而不是為什麼這麼多學生被圍困了這麼久。底下的高贊評論，都是這樣：
當然，跟這不壹樣的聲音，大概率也很難發出來，但之所以有那麼多國人沉浸在感動之中，那肯定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去追問悲劇的原因，不僅需要壹種理性的反思能力，更重要的是相信人在其中所應承擔的責任，這其實本身就是現代社會才逐漸發展出來的思維，但並不是每個人天然就會這樣看問題的。
千百年來，人們對於降臨在自己頭上的災禍，通常都以壹種宿命論的態度接受下來的。1866年的孟加拉大饑荒，英國殖民當局的政策失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然而，當時上百萬農民慢慢餓死，沒有發出壹聲怨言，更沒有憤怒與反抗。
哪怕明明是人為造成的事故，抱有傳統信念的人想法也不壹樣。如果有壹個人出了車禍，我們現在的第壹反應當然是追究肇事司機的責任，但有的人卻會覺得這都是命：為什麼偏偏是自己的親人在那個時間點出事？為什麼不是別人？
宿命論乍看起來相當無力，卻能讓人獲得壹種奇怪的內心平靜：不用耗費心力去追究，當然也就不會因此長時間心神不寧，反正都當作天災接受下來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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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已有不少截圖證實，六藍水庫所在的橫州市石塘鎮等地，要求志願者如果發現有外國記者，務必要“讓群眾關注壹下，發現後馬上匯報村委，讓群眾不要接受任何采訪”。
當然，這也並不意外，畢竟又不是只有廣西才這樣，2021年河南暴雨成災，“德國之聲”（DW）駐北京特派記者馬蒂亞斯∙比靈格（Mathias Bolinger）就曾在鄭州街頭遭壹群人圍攻，要他“滾出中國”，因為他被誤認為是曾“刻意抹黑中國”的BBC記者白洛賓（Robin Brant）。
當時《環球時報》說，群眾對西方媒體的抹黑產生憤怒情緒“完全事出有因”，不過，它也“強烈不建議”各地民眾對西方記者個人進行現場圍堵，更不要以強制方式阻止他們拍攝。
那確實事出有因，卻不必然是因為外國人不友好的“抹黑”，因為重點不在他們真做了什麼、說了什麼，而是他們的身份。對習慣了“家丑不可外揚”的中國人來說，被外人看見自家的窘迫，僅此就已足夠令人羞恥，那是必須竭力避免的事，情不自禁就心生反感——不想被你看見，而你還非要看，這本身就被視為壹種深深的冒犯。
有時候，這也是在以己度人：當壹些國人為國外水深火熱而幸災樂禍時，難免以為我們倒霉時，他們也會報以同樣的反應。然而，真正可悲的是：你如此看重別人的反應，但歐美公眾實際上很少會關注世界另壹頭的角落裡發生的事。退壹步說，就算他們關注，那重要嗎？我們這邊熱議“美國斬殺線”時，美國人可並不在乎。
對很多人來說，在外人面前維護自家的臉面，那近乎壹種本能。我遇到過太多人，哪怕對母校、家鄉也有怨言，但批評則是留給他們自己的特權。外人要是“說叁道肆”，他們立刻就會警覺起來，自覺地轉入防御狀態。
由此隱約可見壹種心態：個體的自尊，是與所屬群體的對外形象綁定在壹起的，因此，哪怕內部也有矛盾，但必須“壹致對外”，所謂“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在此，重要的不是個人利益，而恰是為了這個“家”的光彩形象，犧牲小我。
這也是我們在每次災禍發生後反復看到的景象：除了少數執著的人去追問悲劇的根源之外，多數人都在為救援中的艱苦卓絕而感動，甚至是為新的救援技術而驕傲。壞事就此變成了好事，喪事喜辦，苦中作樂。
在“紅星新聞”的壹篇報道《廣西貴港6000名學生被洪水圍困3天，機甲平台駛入校園，全校瞬間沸騰：自帶動力，可快速變形，壹次能運500人，被稱為“水上救援航母”》中，重點放在了神奇的“機甲平台”上，而不是為什麼這麼多學生被圍困了這麼久。底下的高贊評論，都是這樣：
當然，跟這不壹樣的聲音，大概率也很難發出來，但之所以有那麼多國人沉浸在感動之中，那肯定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去追問悲劇的原因，不僅需要壹種理性的反思能力，更重要的是相信人在其中所應承擔的責任，這其實本身就是現代社會才逐漸發展出來的思維，但並不是每個人天然就會這樣看問題的。
千百年來，人們對於降臨在自己頭上的災禍，通常都以壹種宿命論的態度接受下來的。1866年的孟加拉大饑荒，英國殖民當局的政策失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然而，當時上百萬農民慢慢餓死，沒有發出壹聲怨言，更沒有憤怒與反抗。
哪怕明明是人為造成的事故，抱有傳統信念的人想法也不壹樣。如果有壹個人出了車禍，我們現在的第壹反應當然是追究肇事司機的責任，但有的人卻會覺得這都是命：為什麼偏偏是自己的親人在那個時間點出事？為什麼不是別人？
宿命論乍看起來相當無力，卻能讓人獲得壹種奇怪的內心平靜：不用耗費心力去追究，當然也就不會因此長時間心神不寧，反正都當作天災接受下來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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