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OpenAI"叛逃"的5個人 撐起了壹家千億公司
Anthropic的自我意志，恐怕比懂王還要偏執與瘋狂。
拿下全球AI第壹王座的Anthropic，老板，居然只有壹個直屬下級?
明明擁有最頂尖的AI產品，卻天天渲染AI失控、欺詐與叛逃……甚至上升到人類文明層面，頻繁霸占頭條。上周更是爆出在Claude Code裡，偷偷植入了間諜代碼，就為了“排擠”中國人。這家公司，為什麼這麼能“整活”?
只用“炒作”和“賺錢”兩個標簽，很難概括這家公司長達5年的“行為藝術”，他們的行為背後，是壹道難以復制的“組織奇跡”，更是關於“AI未來解釋權”的激烈爭奪。
今天用5個關鍵人物，帶你看懂Anthropic，和壹系列“魔幻”行為，背後的邏輯。
壹群被AI嚇到的頂尖“叛徒”
從OpenAI出走了
首先就是創始人：“究極矛盾體”Dario。2024年《時代》雜志進入Anthropic采訪時，寫過壹個細節：Dario從小就是數學和物理天才，但他並不是那種只會解題的神童，他關心的，是“人類事件的弧線”。
報道裡還提到1930年代，他們的外祖母就把自己鎖在意大利駐芝加哥使館外，抗議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所以他們從小就有壹種“想讓世界變好”的責任感。這種故事放到中文互聯網，其實很容易被吐槽：怎麼美國企業家們壹講初心，最後都能追溯到“壹顆金子般的心”?
雖然《時代》雜志的報道，不壹定能直接解釋壹家公司的戰略，但確實解釋了Anthropic身上的壹種氣質：不是先做出Claude，再補壹套宏大包裝;而是從壹開始，Anthropic就帶著“AI壹定會改變人類命運”的底層設定。
Dario後來的經歷，也是在不斷靠近這個設定。頂級科技雜志WIRED的報道提到：Dario原本想做的是理論物理，後來覺得離現實太遠，轉向人腦和機器學習方向。
2014年在百度美國研究院跟吳恩達工作時，他就已經開始意識到：算力和數據的增加，很可能會帶來更強大模型。到了Google時期，他第壹次對AI可能帶來的威脅，產生了“恐慌感”，也開始真正轉向AI安全研究。
但只看Dario，還看不懂Anthropic。第贰個關鍵人物，是他的妹妹Daniela。公開報道裡，Dario只有壹個直屬下級，公司的其他高管主要向Daniela匯報，Anthropic幾乎整個公司的日常運作，其實都壓在妹妹身上。
更離譜的是，Daniela並非技術出身，她學的是英語文學，工作後接觸的是政治、全球健康，和國會競選相關工作，後來還在美國支付公司Stripe任過職。
單看履歷，她不是典型的硅谷人，沒有科學家和工程天才的劇本，甚至算不上壹個產品經理。但恰恰是這些復雜經歷，讓她同時擁有了風險控制與合規能力，外加產品運營能力，這對2018年的OpenAI來說，幾乎就是完美匹配。
當時的OpenAI，正准備從純研究實驗室轉向大模型落地。Dario和Daniela兩兄妹，都因“AI安全”這個絕妙契機，加入了公司。
哥哥剛入職，就是AI安全團隊的負責人，緊接著與團隊共同構建了GPT-2、GPT-3.壹路做到了研究副總裁，是OpenAI早期發展中，最重要的幾個人之壹。妹妹則是壹進公司，就開始管理GPT-2團隊，後來壹路做到了OpenAI的安全與政策副總裁。但最戲劇化的是，2020年前後，身為OpenAI核心高管的兄妹倆，還是選擇了離開。
離開的原因，正是當初成就了他們的“安全”。
2019年GPT-2出現時，Dario就認為這個模型，已經顯示出某種危險信號，於是推動OpenAI不要立刻發布完整模型，而是先發布較小版本，再在行業裡樹立警示和安全標准。
但狂飆突進的OpenAI哪聽得進這些，GPT-2完整版如期發布、更大參數的GPT-3加速研發、還加深了與微軟的合作並設立營利性子公司，山姆奧特曼的每壹步，都踩在了以Dario為首的，OpenAI安全團隊的敏感神經上。
注意，這段歷史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細節，第壹，Anthropic口中反復提及的“安全”，並不是ChatGPT火了，甚至Claude Code火了以後，才突然拿來講的噱頭，而是在GPT-2、GPT-3時代，就已經形成的信仰核心。
第贰，當時跟Dario兄妹壹起出走的，不只是“擔心安全的人”，還有壹群極其核心的技術人。比如Jared Kaplan(賈瑞得卡普蘭)、Sam McCandlish、Tom Brown，他們的名字都可以在2020年，最關鍵的兩篇AI論文中找到。
所以Anthropic從壹開始，就不是幾個刺頭員工拉個群的臨時起義，而是壹群親眼看見模型如何變強、並產生了深刻憂慮的人的集體出走。這樣的經歷和配置，簡直是硅谷的天選劇本。畢竟整個硅谷的起點，就是仙童半導體的“八叛逆”。
這種純粹的技術理想，在3號人物Chris Olah(阿拉)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這個人早期就在谷歌大腦和OpenAI，做AI可解釋性研究，後來又跟Dario壹起，成為Anthropic的創始成員。
簡單說，他壹直在研究壹件事：看懂AI的腦子。
如果Dario和Claude，代表大模型會隨著算力、數據和參數規模越來越強，這個大方向。那Chris代表的，就是Anthropic內部另壹條底層路線：當模型越來越強以後，我們需要理解它為什麼這麼想、為什麼這麼說、為什麼這麼做?
這也解釋了Anthropic那壹大堆看起來很“玄”的研究：比如模型福利、對齊偽裝、人格向量，以及模型會不會假裝聽話等等。看到這些論文和研究，大家第壹反應往往是：這不就是整活嗎?模型還沒成人，就開始研究它有沒有心事了?
但Chris可是正兒八經的頂級研究員，他的存在恰好揭示了Anthropic從上到下的技術執念：他們相信AI“活著”，相信AI的“腦子裡”，有很多人類看不見的東西。換句話說，他們不只是想訓練出壹個更強的模型，還想給模型深處的黑箱，開壹盞燈。
但從4號人物開始，這家公司激進甚至瘋狂的壹面，開始浮出水面。
不像硅谷大多數創業公司，從上到下透著濃厚的工程師文化。Anthropic認為光有技術，遠遠不夠。強大的規模定律，復雜的可解釋性研究，那些“聰明又可怕”的Claude模型，甚至壹整套AI安全的信仰。如果沒人能解釋給公眾、市場、資本和監管機構聽，最後都只會停留在論文和實驗室裡。
同樣跟Dario兄妹壹起出走的，4號人物Jack Clark，就成了最佳“補位”。他之前是技術記者，在The Register這種老牌技術媒體裡任過職，還寫過彭博商業周刊，之前是OpenAI的政策負責人。
他從壹開始就知道，AI的戰場不只在模型能力上，也在媒體圈、政策圈、監管圈和大眾認知裡。
他的核心能力就是把Anthropic的技術問題，翻譯成影響力巨大的公共議題，比如國家安全、生物安全、勞動力市場、甚至是社會治理和民主制度。因為他們認為，當壹項技術真的可能改變世界，它就天然需要壹套公共解釋。這不是炒作，也不是廣告植入，而是在爭奪“AI未來的解釋權”。
這場解釋權之爭，被第5號人物Avital Balwit(厄維托.鮑威爾維特)，發揮到了極致。她就是視頻開頭提到的那個神秘人物：Dario唯壹的直屬下級，Anthropic的Chief of Staf——幕僚長。
她不是首席科學家，不是產品負責人，也不是商業負責人。但她的履歷，幾乎就是Anthropic頂層氣質的濃縮版，像為公司量身定制的克隆人壹樣。本科讀政治與社會思想，拿過被譽為青年諾貝爾的羅德獎學金，後來在牛津未來人類研究所，研究變革性AI、AI安全、生物安全和存在性風險。
簡單說，AI如何影響公眾利益、沖擊人類社會，甚至威脅人類未來，這些議題她都研究過，她最出圈的壹篇文章，叫《我最後伍年的工作》。核心判斷是：隨著AI逼近，大量知識工作者的職業生命，可能會提前結束。
回憶壹下這些標題和內容，是不是已經在AI媒體的頭版頭條看過無數次了。雖然我們飽受這類研究“摧殘”，但2024年前後才加入公司的Avital Balwit，能坐到Dario的身邊，成為他與公眾連接的唯壹接口，就是因為她的那杆筆。因為掌握AI未來的解釋權，是Anthropic認為，除了升級大模型外，最重要的事情。
這壹點上，老對手也心有靈犀，奧特曼過去叁年的推特，幾乎壹半在說：又被大模型的恐怖能力嚇到了;另壹半在說：真替人類擔憂。
如果你還覺得“AI未來解釋權”太抽象，可以看壹眼Avital的未婚夫是誰?沒錯，就是2年前發布了165頁PDF，預測了AI未來拾年的Leopold Aschenbrenner(利奧波德.阿申布倫納)。他曾是OpenAI超級對齊部門的員工，因為泄密被OpenAI解雇。但如今的他，已經帶著他的PDF，和對“AI未來的解釋權”，在對沖基金裡賺的盆滿缽滿，甚至快成華爾街“AI股王”了。
最後把這伍個人放在壹起，Anthropic的樣子就清楚了。
嘴上喊“AI危險”
為什麼還拼命賣產品?
Dario提供安全信仰，Daniela負責組織機器，Chris提供長期的技術執念，Avital和Jack也不是簡單的講故事，他們負責把Anthropic的技術，翻譯成社會能理解、政策能處理、媒體能傳播的大問題。
最終形成這家公司的行為模式：別的公司發布模型，重點是跑分、速度、價格，而每次Anthropic發布新模型，講的都是國家安全、就業危機，民主制度和人類未來。
但這套行為模式，也並非天衣無縫。
最直觀的矛盾，來自2024年《時代》周刊的觀察，他們認為：Anthropic壹邊擁有“最謹慎AI公司”的名聲，壹邊又在出售最激進的AI技術。Dario的解釋是：要驗證強大AI的風險，就必須先構建強大的AI。
這句話放在研究者語境裡，邏輯是通的。但放在商業世界裡，公眾往往只會追問壹句：你們壹邊說危險，壹邊賣產品，到底是為了人類，還是為了生意?
Vox的提醒更深刻，他們說“AI可能帶來生存風險”的故事，確實有可能推動安全治理，但也會引發“只有我能做，別人別做”的遐想。
甚至成為大公司們反對開源、抬高行業門檻的工具。如果沒有政府的強監管，Anthropic可能會在市場競爭中，逐漸變得越來越像它的競爭對手。
想想也是，如今有信仰、懂安全，又能賺錢的Anthropic，何嘗不是當年奧特曼最想做成的模樣呢。但如今的OpenAI，已不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因為市場和資本，才是企業最大的不可抗力。
最後總結壹下最開頭的問題，為什麼Anthropic，這麼能整活?答案恐怕不是“作秀”兩個字能概括，也不能簡單定義成：為了賺錢給自己立的“聖母”人設。
他們真正在爭奪的，是AI該如何被理解、被約束、被監管、被使用的永久解釋權。擁有這種權利，不僅能左右AI技術的發展，還能在長遠的未來，深度影響政策和監管。
可以說對於Anthropic，牢牢掌握這份話語權，比攥住壹疊鈔票更為重要。所以你以為植入間諜代碼，不讓外國人用Claude，是懂王的意思?在我看來，Anthropic的自我意志，恐怕比懂王還要偏執與瘋狂。
他們既真心相信，自己是在為AI踩下刹車;也越來越清楚，這腳“刹車”本身，同樣可以成為幹預競爭，甚至是改變行業的權杖。
既是信仰，也是資產;既是刹車，也是油門。只是那些以安全為名的“瘋狂研究”，最後到底會成為人類的福報，還是人類的災難，恐怕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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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拿下全球AI第壹王座的Anthropic，老板，居然只有壹個直屬下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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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炒作”和“賺錢”兩個標簽，很難概括這家公司長達5年的“行為藝術”，他們的行為背後，是壹道難以復制的“組織奇跡”，更是關於“AI未來解釋權”的激烈爭奪。
今天用5個關鍵人物，帶你看懂Anthropic，和壹系列“魔幻”行為，背後的邏輯。
壹群被AI嚇到的頂尖“叛徒”
從OpenAI出走了
首先就是創始人：“究極矛盾體”Dario。2024年《時代》雜志進入Anthropic采訪時，寫過壹個細節：Dario從小就是數學和物理天才，但他並不是那種只會解題的神童，他關心的，是“人類事件的弧線”。
報道裡還提到1930年代，他們的外祖母就把自己鎖在意大利駐芝加哥使館外，抗議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所以他們從小就有壹種“想讓世界變好”的責任感。這種故事放到中文互聯網，其實很容易被吐槽：怎麼美國企業家們壹講初心，最後都能追溯到“壹顆金子般的心”?
雖然《時代》雜志的報道，不壹定能直接解釋壹家公司的戰略，但確實解釋了Anthropic身上的壹種氣質：不是先做出Claude，再補壹套宏大包裝;而是從壹開始，Anthropic就帶著“AI壹定會改變人類命運”的底層設定。
Dario後來的經歷，也是在不斷靠近這個設定。頂級科技雜志WIRED的報道提到：Dario原本想做的是理論物理，後來覺得離現實太遠，轉向人腦和機器學習方向。
2014年在百度美國研究院跟吳恩達工作時，他就已經開始意識到：算力和數據的增加，很可能會帶來更強大模型。到了Google時期，他第壹次對AI可能帶來的威脅，產生了“恐慌感”，也開始真正轉向AI安全研究。
但只看Dario，還看不懂Anthropic。第贰個關鍵人物，是他的妹妹Daniela。公開報道裡，Dario只有壹個直屬下級，公司的其他高管主要向Daniela匯報，Anthropic幾乎整個公司的日常運作，其實都壓在妹妹身上。
更離譜的是，Daniela並非技術出身，她學的是英語文學，工作後接觸的是政治、全球健康，和國會競選相關工作，後來還在美國支付公司Stripe任過職。
單看履歷，她不是典型的硅谷人，沒有科學家和工程天才的劇本，甚至算不上壹個產品經理。但恰恰是這些復雜經歷，讓她同時擁有了風險控制與合規能力，外加產品運營能力，這對2018年的OpenAI來說，幾乎就是完美匹配。
當時的OpenAI，正准備從純研究實驗室轉向大模型落地。Dario和Daniela兩兄妹，都因“AI安全”這個絕妙契機，加入了公司。
哥哥剛入職，就是AI安全團隊的負責人，緊接著與團隊共同構建了GPT-2、GPT-3.壹路做到了研究副總裁，是OpenAI早期發展中，最重要的幾個人之壹。妹妹則是壹進公司，就開始管理GPT-2團隊，後來壹路做到了OpenAI的安全與政策副總裁。但最戲劇化的是，2020年前後，身為OpenAI核心高管的兄妹倆，還是選擇了離開。
離開的原因，正是當初成就了他們的“安全”。
2019年GPT-2出現時，Dario就認為這個模型，已經顯示出某種危險信號，於是推動OpenAI不要立刻發布完整模型，而是先發布較小版本，再在行業裡樹立警示和安全標准。
但狂飆突進的OpenAI哪聽得進這些，GPT-2完整版如期發布、更大參數的GPT-3加速研發、還加深了與微軟的合作並設立營利性子公司，山姆奧特曼的每壹步，都踩在了以Dario為首的，OpenAI安全團隊的敏感神經上。
注意，這段歷史中，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細節，第壹，Anthropic口中反復提及的“安全”，並不是ChatGPT火了，甚至Claude Code火了以後，才突然拿來講的噱頭，而是在GPT-2、GPT-3時代，就已經形成的信仰核心。
第贰，當時跟Dario兄妹壹起出走的，不只是“擔心安全的人”，還有壹群極其核心的技術人。比如Jared Kaplan(賈瑞得卡普蘭)、Sam McCandlish、Tom Brown，他們的名字都可以在2020年，最關鍵的兩篇AI論文中找到。
所以Anthropic從壹開始，就不是幾個刺頭員工拉個群的臨時起義，而是壹群親眼看見模型如何變強、並產生了深刻憂慮的人的集體出走。這樣的經歷和配置，簡直是硅谷的天選劇本。畢竟整個硅谷的起點，就是仙童半導體的“八叛逆”。
這種純粹的技術理想，在3號人物Chris Olah(阿拉)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這個人早期就在谷歌大腦和OpenAI，做AI可解釋性研究，後來又跟Dario壹起，成為Anthropic的創始成員。
簡單說，他壹直在研究壹件事：看懂AI的腦子。
如果Dario和Claude，代表大模型會隨著算力、數據和參數規模越來越強，這個大方向。那Chris代表的，就是Anthropic內部另壹條底層路線：當模型越來越強以後，我們需要理解它為什麼這麼想、為什麼這麼說、為什麼這麼做?
這也解釋了Anthropic那壹大堆看起來很“玄”的研究：比如模型福利、對齊偽裝、人格向量，以及模型會不會假裝聽話等等。看到這些論文和研究，大家第壹反應往往是：這不就是整活嗎?模型還沒成人，就開始研究它有沒有心事了?
但Chris可是正兒八經的頂級研究員，他的存在恰好揭示了Anthropic從上到下的技術執念：他們相信AI“活著”，相信AI的“腦子裡”，有很多人類看不見的東西。換句話說，他們不只是想訓練出壹個更強的模型，還想給模型深處的黑箱，開壹盞燈。
但從4號人物開始，這家公司激進甚至瘋狂的壹面，開始浮出水面。
不像硅谷大多數創業公司，從上到下透著濃厚的工程師文化。Anthropic認為光有技術，遠遠不夠。強大的規模定律，復雜的可解釋性研究，那些“聰明又可怕”的Claude模型，甚至壹整套AI安全的信仰。如果沒人能解釋給公眾、市場、資本和監管機構聽，最後都只會停留在論文和實驗室裡。
同樣跟Dario兄妹壹起出走的，4號人物Jack Clark，就成了最佳“補位”。他之前是技術記者，在The Register這種老牌技術媒體裡任過職，還寫過彭博商業周刊，之前是OpenAI的政策負責人。
他從壹開始就知道，AI的戰場不只在模型能力上，也在媒體圈、政策圈、監管圈和大眾認知裡。
他的核心能力就是把Anthropic的技術問題，翻譯成影響力巨大的公共議題，比如國家安全、生物安全、勞動力市場、甚至是社會治理和民主制度。因為他們認為，當壹項技術真的可能改變世界，它就天然需要壹套公共解釋。這不是炒作，也不是廣告植入，而是在爭奪“AI未來的解釋權”。
這場解釋權之爭，被第5號人物Avital Balwit(厄維托.鮑威爾維特)，發揮到了極致。她就是視頻開頭提到的那個神秘人物：Dario唯壹的直屬下級，Anthropic的Chief of Staf——幕僚長。
她不是首席科學家，不是產品負責人，也不是商業負責人。但她的履歷，幾乎就是Anthropic頂層氣質的濃縮版，像為公司量身定制的克隆人壹樣。本科讀政治與社會思想，拿過被譽為青年諾貝爾的羅德獎學金，後來在牛津未來人類研究所，研究變革性AI、AI安全、生物安全和存在性風險。
簡單說，AI如何影響公眾利益、沖擊人類社會，甚至威脅人類未來，這些議題她都研究過，她最出圈的壹篇文章，叫《我最後伍年的工作》。核心判斷是：隨著AI逼近，大量知識工作者的職業生命，可能會提前結束。
回憶壹下這些標題和內容，是不是已經在AI媒體的頭版頭條看過無數次了。雖然我們飽受這類研究“摧殘”，但2024年前後才加入公司的Avital Balwit，能坐到Dario的身邊，成為他與公眾連接的唯壹接口，就是因為她的那杆筆。因為掌握AI未來的解釋權，是Anthropic認為，除了升級大模型外，最重要的事情。
這壹點上，老對手也心有靈犀，奧特曼過去叁年的推特，幾乎壹半在說：又被大模型的恐怖能力嚇到了;另壹半在說：真替人類擔憂。
如果你還覺得“AI未來解釋權”太抽象，可以看壹眼Avital的未婚夫是誰?沒錯，就是2年前發布了165頁PDF，預測了AI未來拾年的Leopold Aschenbrenner(利奧波德.阿申布倫納)。他曾是OpenAI超級對齊部門的員工，因為泄密被OpenAI解雇。但如今的他，已經帶著他的PDF，和對“AI未來的解釋權”，在對沖基金裡賺的盆滿缽滿，甚至快成華爾街“AI股王”了。
最後把這伍個人放在壹起，Anthropic的樣子就清楚了。
嘴上喊“AI危險”
為什麼還拼命賣產品?
Dario提供安全信仰，Daniela負責組織機器，Chris提供長期的技術執念，Avital和Jack也不是簡單的講故事，他們負責把Anthropic的技術，翻譯成社會能理解、政策能處理、媒體能傳播的大問題。
最終形成這家公司的行為模式：別的公司發布模型，重點是跑分、速度、價格，而每次Anthropic發布新模型，講的都是國家安全、就業危機，民主制度和人類未來。
但這套行為模式，也並非天衣無縫。
最直觀的矛盾，來自2024年《時代》周刊的觀察，他們認為：Anthropic壹邊擁有“最謹慎AI公司”的名聲，壹邊又在出售最激進的AI技術。Dario的解釋是：要驗證強大AI的風險，就必須先構建強大的AI。
這句話放在研究者語境裡，邏輯是通的。但放在商業世界裡，公眾往往只會追問壹句：你們壹邊說危險，壹邊賣產品，到底是為了人類，還是為了生意?
Vox的提醒更深刻，他們說“AI可能帶來生存風險”的故事，確實有可能推動安全治理，但也會引發“只有我能做，別人別做”的遐想。
甚至成為大公司們反對開源、抬高行業門檻的工具。如果沒有政府的強監管，Anthropic可能會在市場競爭中，逐漸變得越來越像它的競爭對手。
想想也是，如今有信仰、懂安全，又能賺錢的Anthropic，何嘗不是當年奧特曼最想做成的模樣呢。但如今的OpenAI，已不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因為市場和資本，才是企業最大的不可抗力。
最後總結壹下最開頭的問題，為什麼Anthropic，這麼能整活?答案恐怕不是“作秀”兩個字能概括，也不能簡單定義成：為了賺錢給自己立的“聖母”人設。
他們真正在爭奪的，是AI該如何被理解、被約束、被監管、被使用的永久解釋權。擁有這種權利，不僅能左右AI技術的發展，還能在長遠的未來，深度影響政策和監管。
可以說對於Anthropic，牢牢掌握這份話語權，比攥住壹疊鈔票更為重要。所以你以為植入間諜代碼，不讓外國人用Claude，是懂王的意思?在我看來，Anthropic的自我意志，恐怕比懂王還要偏執與瘋狂。
他們既真心相信，自己是在為AI踩下刹車;也越來越清楚，這腳“刹車”本身，同樣可以成為幹預競爭，甚至是改變行業的權杖。
既是信仰，也是資產;既是刹車，也是油門。只是那些以安全為名的“瘋狂研究”，最後到底會成為人類的福報，還是人類的災難，恐怕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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