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 被指大量向印度人發簽證 中國駐印大使被國內網暴
中國駐印度大使徐飛洪近日意外成為輿論焦點。不過，引發爭議的並非外交事件本身，而是壹場由網絡謠言引發的輿論風暴。從「大量向印度人發放簽證」，到「印度人大舉進入中國搶飯碗」，再到「印度人壟斷上海企業代碼」，各種聳動說法短時間內在社交平台迅速擴散。壹些擁有大量粉絲的自媒體借勢炒作，將矛頭直接指向徐飛洪，甚至將其描繪成導致「印度人大量進入中國」的責任人。
流量經濟犧牲事實與理性
然而，隨著中國駐印度使館、中國官方媒體陸續澄清，不少廣泛流傳的信息被證實屬於移花接木、斷章取義，甚至利用AI技術生成的虛假內容。這場輿論風波，也再次暴露互聯網時代壹個值得警惕的現象——當民族主義情緒與流量經濟結合，「事實」往往成為最先被犧牲的對象。
外交官從來不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而是執行者。中國對印度恢復部分簽證發放，是中印關系逐步恢復正常交往的壹部分，背後涉及經貿、商務、人文交流等多重考量，不可能由壹位駐外大使單獨決定。然而，在流量敘事下，復雜的國家政策被簡化為個人責任，最終形成針對外交官個人的網絡圍攻。
莫讓愛國標簽成流量密碼
這不僅是對個人的不公平，也折射出公共討論正在被情緒化表達取代。
近年來，中國互聯網形成壹種值得關注的傳播模式。凡涉及國際關系、國家安全、民族情緒的話題，往往最容易獲得平台推薦，也最容易帶來可觀流量。壹些內容創作者深諳這壹邏輯，不斷制造「外國人大量進入中國」、「中國利益遭受威脅」等敘事，通過不斷放大公眾焦慮吸引點擊。
在這種模式下，「愛國」逐漸成為壹種流量標簽，而不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公共討論。
理性討論不能被情緒裹挾
值得注意的是，網絡上確實有人分享，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遇到更多印度商務人士或光顧印度餐廳，也有人擔憂非法居留、就業競爭等問題。這些討論本身並非不能存在，任何社會都可以圍繞移民管理、外籍人士就業、簽證政策展開理性討論。
但問題在於，個別觀察不能直接推導出整體結論，更不能成為攻擊特定群體或個人的依據。對於非法居留、違法經營等行為，應當依法處理；對於合法商務往來，則應依據公開數據和事實進行判斷，而不是依靠網絡情緒。
如果公共討論越來越依賴短視頻、截圖和AI生成內容，而越來越少依賴官方數據和事實核查，那麼今天被網暴的是外交官，明天也可能是任何壹位普通人。
愛國同時需保持理性判斷
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近日表示，印度並非中國主要入境來源國，網絡上所謂「印度人大量進入中國」的說法，與現實數據並不相符。他同時呼吁，應以更加平和、自信的心態看待中印關系，而不是陷入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這壹觀點值得重視。壹個大國的自信，並不來自持續放大外部威脅，而來自面對復雜國際環境時保持理性判斷的能力。
真正的國家利益，需要穩定的外交環境，也需要成熟的公共輿論。外交工作本就是不同國家之間尋求合作與平衡的過程，不可能建立在網絡情緒之上。如果每壹項外交安排都可能因為謠言而演變為輿論審判，每壹位執行國家政策的外交人員都可能成為流量時代的「替罪羊」，受損的不只是個人聲譽，更是國家外交的正常運行空間。
謠言制造者或許能夠收獲點擊量，網絡主播或許能夠獲得更多粉絲，但公共理性的流失，最終需要整個社會共同承擔代價。當「愛國」越來越容易成為制造對立的商業工具，如何讓事實重新回到公共討論的中心，恐怕比壹次網絡熱點更值得認真思考。
作者田暢是中美外交與公共政策領域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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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經濟犧牲事實與理性
然而，隨著中國駐印度使館、中國官方媒體陸續澄清，不少廣泛流傳的信息被證實屬於移花接木、斷章取義，甚至利用AI技術生成的虛假內容。這場輿論風波，也再次暴露互聯網時代壹個值得警惕的現象——當民族主義情緒與流量經濟結合，「事實」往往成為最先被犧牲的對象。
外交官從來不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而是執行者。中國對印度恢復部分簽證發放，是中印關系逐步恢復正常交往的壹部分，背後涉及經貿、商務、人文交流等多重考量，不可能由壹位駐外大使單獨決定。然而，在流量敘事下，復雜的國家政策被簡化為個人責任，最終形成針對外交官個人的網絡圍攻。
莫讓愛國標簽成流量密碼
這不僅是對個人的不公平，也折射出公共討論正在被情緒化表達取代。
近年來，中國互聯網形成壹種值得關注的傳播模式。凡涉及國際關系、國家安全、民族情緒的話題，往往最容易獲得平台推薦，也最容易帶來可觀流量。壹些內容創作者深諳這壹邏輯，不斷制造「外國人大量進入中國」、「中國利益遭受威脅」等敘事，通過不斷放大公眾焦慮吸引點擊。
在這種模式下，「愛國」逐漸成為壹種流量標簽，而不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公共討論。
理性討論不能被情緒裹挾
值得注意的是，網絡上確實有人分享，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遇到更多印度商務人士或光顧印度餐廳，也有人擔憂非法居留、就業競爭等問題。這些討論本身並非不能存在，任何社會都可以圍繞移民管理、外籍人士就業、簽證政策展開理性討論。
但問題在於，個別觀察不能直接推導出整體結論，更不能成為攻擊特定群體或個人的依據。對於非法居留、違法經營等行為，應當依法處理；對於合法商務往來，則應依據公開數據和事實進行判斷，而不是依靠網絡情緒。
如果公共討論越來越依賴短視頻、截圖和AI生成內容，而越來越少依賴官方數據和事實核查，那麼今天被網暴的是外交官，明天也可能是任何壹位普通人。
愛國同時需保持理性判斷
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近日表示，印度並非中國主要入境來源國，網絡上所謂「印度人大量進入中國」的說法，與現實數據並不相符。他同時呼吁，應以更加平和、自信的心態看待中印關系，而不是陷入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這壹觀點值得重視。壹個大國的自信，並不來自持續放大外部威脅，而來自面對復雜國際環境時保持理性判斷的能力。
真正的國家利益，需要穩定的外交環境，也需要成熟的公共輿論。外交工作本就是不同國家之間尋求合作與平衡的過程，不可能建立在網絡情緒之上。如果每壹項外交安排都可能因為謠言而演變為輿論審判，每壹位執行國家政策的外交人員都可能成為流量時代的「替罪羊」，受損的不只是個人聲譽，更是國家外交的正常運行空間。
謠言制造者或許能夠收獲點擊量，網絡主播或許能夠獲得更多粉絲，但公共理性的流失，最終需要整個社會共同承擔代價。當「愛國」越來越容易成為制造對立的商業工具，如何讓事實重新回到公共討論的中心，恐怕比壹次網絡熱點更值得認真思考。
作者田暢是中美外交與公共政策領域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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