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科学家测179万人的"黑心指数",中国得分最高
为此,他们造了一个"恶性社会条件指数"(ASC),用腐败、贫富差距、贫困、暴力四个客观指标合成,而且刻意用了约20年前(2000至2004年)的数据。
理由是先有环境,后有人格。今天三四十岁的受试者,人格成型期恰好泡在20年前的社会环境里;而20年前的社会数据不可能被今天的受试者反过来影响,反向因果被时间差干净利落地排除了。
在一个尔虞我诈的环境里长大,自私是自保——社会困境研究早就证明,当被收割的风险足够高,不合作、不轻信、先下手,是理性适应,不是道德缺陷。与此同时,当坑蒙拐骗随处可见,人会觉得这些行为"正常、管用、情有可原",而这套信念,正是D因子的核心配件。
结果支持假设:20年前的社会条件每恶化一个标准差,今天当地居民的D值平均升高0.09个标准差。控制年龄性别、更换指标、更换年份,结论都稳。
如果"环境越恶劣,人格越黑"成立,高分地区就应该集中在腐败严重、贫富悬殊、暴力横行的地方。散点图上确实有这个大趋势,南非、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等高ASC地区,D值普遍不低。
但香港是个刺眼的例外。它的恶性社会条件指数只有15分上下(满分100),廉洁、低暴力,接近北欧水平;D值却接近2.8,全球第二。日本更极端:ASC指数约10分,全球最干净的社会之一,D值却冲到2.7。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全是同一个模式——社会指标一尘不染,暗黑得分高高在上。
样本的自我选择当然是一部分原因——什么样的人会在深夜主动点开一个测"我有多黑"的网站?作答风格也可能掺了一脚:面对"不走捷径难以出头"这样的题目,东亚受访者也许只是更坦率,而北欧人更在意把自己答得体面。
但这两条都解释不了为什么偏差如此整齐地集中在同一个文化圈。更值得认真对待的可能是:那把叫ASC的尺子,量错了地方。
很大的可能是东亚地区拼命内卷的社会文化。
内卷的本质,是零和。蛋糕不再变大,名额恒定,你多一分,我就少一分。高考的录取线、大厂的headcount、香港的楼盘、韩国的财阀职位,全都是固定席位的锦标赛。
在正和游戏里,合作是理性的;在零和游戏里,身边每一个人在结构上都是你的对手。
一个孩子在这种赛制里泡上二十年,会学到什么?小学开始排名,排名决定初中,初中决定高中,高中的一场考试决定一生的社会座次。补习班的广告说得赤裸:"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对手。"这句话如果翻译成心理测量语言,几乎就是D因子问卷的题干。
996把同事变成工位上的竞争者,"35岁危机"把中年变成倒计时,末位淘汰制度性地要求你跑赢身边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了得到我想要的,我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未必是恶,可能只是周一早晨的求生本能;"不走捷径难以出头"不是阴暗信念,是无数人用亲身经历验证过的经验总结。
们观察什么行为普遍、什么行为管用、什么行为不受惩罚,然后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世界观。论文设想的样板是腐败社会:大家都行贿,你也学会行贿。但同一个机制在内卷社会里照样运转,只是内容换了:大家都在抢跑,你也学会抢跑;大家都把同学当对手,你也学会把同学当对手。
腐败教人损人利己,极端竞争同样教人损人利己——只不过前者会被写进透明国际的报告,后者只会被写进小红书的深夜帖。
香港的廉政公署全球闻名,街头治安好过绝大多数美国城市,ASC指数当然低。可香港同时是全球住房最难负担的城市,是补习天王能登巴士广告的地方,是一个把"赢在起跑线"发挥到"赢在子宫里"的社会。日本的就活地狱、韩国的四当五落、大陆的鸡娃与996,同一种压力,不同的方言。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理由是先有环境,后有人格。今天三四十岁的受试者,人格成型期恰好泡在20年前的社会环境里;而20年前的社会数据不可能被今天的受试者反过来影响,反向因果被时间差干净利落地排除了。
在一个尔虞我诈的环境里长大,自私是自保——社会困境研究早就证明,当被收割的风险足够高,不合作、不轻信、先下手,是理性适应,不是道德缺陷。与此同时,当坑蒙拐骗随处可见,人会觉得这些行为"正常、管用、情有可原",而这套信念,正是D因子的核心配件。
结果支持假设:20年前的社会条件每恶化一个标准差,今天当地居民的D值平均升高0.09个标准差。控制年龄性别、更换指标、更换年份,结论都稳。
如果"环境越恶劣,人格越黑"成立,高分地区就应该集中在腐败严重、贫富悬殊、暴力横行的地方。散点图上确实有这个大趋势,南非、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等高ASC地区,D值普遍不低。
但香港是个刺眼的例外。它的恶性社会条件指数只有15分上下(满分100),廉洁、低暴力,接近北欧水平;D值却接近2.8,全球第二。日本更极端:ASC指数约10分,全球最干净的社会之一,D值却冲到2.7。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全是同一个模式——社会指标一尘不染,暗黑得分高高在上。
样本的自我选择当然是一部分原因——什么样的人会在深夜主动点开一个测"我有多黑"的网站?作答风格也可能掺了一脚:面对"不走捷径难以出头"这样的题目,东亚受访者也许只是更坦率,而北欧人更在意把自己答得体面。
但这两条都解释不了为什么偏差如此整齐地集中在同一个文化圈。更值得认真对待的可能是:那把叫ASC的尺子,量错了地方。
很大的可能是东亚地区拼命内卷的社会文化。
内卷的本质,是零和。蛋糕不再变大,名额恒定,你多一分,我就少一分。高考的录取线、大厂的headcount、香港的楼盘、韩国的财阀职位,全都是固定席位的锦标赛。
在正和游戏里,合作是理性的;在零和游戏里,身边每一个人在结构上都是你的对手。
一个孩子在这种赛制里泡上二十年,会学到什么?小学开始排名,排名决定初中,初中决定高中,高中的一场考试决定一生的社会座次。补习班的广告说得赤裸:"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对手。"这句话如果翻译成心理测量语言,几乎就是D因子问卷的题干。
996把同事变成工位上的竞争者,"35岁危机"把中年变成倒计时,末位淘汰制度性地要求你跑赢身边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了得到我想要的,我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未必是恶,可能只是周一早晨的求生本能;"不走捷径难以出头"不是阴暗信念,是无数人用亲身经历验证过的经验总结。
们观察什么行为普遍、什么行为管用、什么行为不受惩罚,然后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世界观。论文设想的样板是腐败社会:大家都行贿,你也学会行贿。但同一个机制在内卷社会里照样运转,只是内容换了:大家都在抢跑,你也学会抢跑;大家都把同学当对手,你也学会把同学当对手。
腐败教人损人利己,极端竞争同样教人损人利己——只不过前者会被写进透明国际的报告,后者只会被写进小红书的深夜帖。
香港的廉政公署全球闻名,街头治安好过绝大多数美国城市,ASC指数当然低。可香港同时是全球住房最难负担的城市,是补习天王能登巴士广告的地方,是一个把"赢在起跑线"发挥到"赢在子宫里"的社会。日本的就活地狱、韩国的四当五落、大陆的鸡娃与996,同一种压力,不同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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