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还没有汽车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汽车电池
2026年7月8日，86岁的陈立泉从人民大会堂接过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中国科技工作者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对于公众来说，他还有另一个更容易理解的身份——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
今天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动力电池出货量占据全球主导地位，锂电池已经成为中国制造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从新能源汽车到储能电站，从智能手机到机器人，无数设备都依赖着锂电池运行。
很多人以为，这是过去十几年新能源汽车浪潮催生的新产业，但真正的故事，要比这早得多。它开始于半个世纪前，一个几乎没有人相信锂电池能够改变世界的年代。
如果一定要为中国锂电产业寻找一个起点，那么它并非某家企业的成立，也不是某款新能源汽车的上市，而是1976年德国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位中国科学家的一次偶然驻足。
那一年，中国全年汽车产量只有十几万辆，全国私人汽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自行车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改革开放尚未开始，整个国家讨论的是粮食、钢铁、化肥和电视机，很少有人会去设想，几十年后的汽车竟然会依靠一块电池驱动。就在这样的时代，陈立泉看见了未来。
一块纽扣电池，改变了一位科学家的人生方向
1976年，36岁的陈立泉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德国，在位于斯图加特的马克斯·普朗克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他的任务原本与电池毫无关系。当时他研究的是晶体生长，这是他已经积累多年经验的方向，也是国内急需发展的基础材料技术。按照原来的职业轨迹，他完全可以继续深耕这一领域。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公众开放日。
后来接受《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学院院刊》等媒体采访时，陈立泉多次回忆过那个场景：展台上摆放着两块电池，一块是当时已经十分成熟的铅酸电池，体积很大，沉甸甸的；另一块却只有纽扣大小，材料是氮化锂。
德国同行告诉他，氮化锂是一种离子导电材料，用它制造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远远高于铅酸电池，未来有可能成为汽车动力电池。这句话让陈立泉愣住了。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他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我一看，这个东西不得了。”
真正让他震动的，并不是电池有多先进，而是它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铅酸电池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技术成熟，却始终摆脱不了重量大、能量密度低的问题。想让汽车真正依靠电池行驶，必须寻找新的体系，而锂拥有当时已知金属中最低的密度和极高的电化学电位，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候选材料。
今天，这几乎已经成为所有材料学教材里的基础知识，但在1976年，它还只是少数实验室里的前沿探索。更重要的是，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真正实现锂电池产业化，索尼第一代商用锂离子电池，要等到1991年才正式问世。
换句话说，当陈立泉决定进入这个领域时，他押注的不是一个正在兴起的产业，而是一项连商业前景都没有被证明的基础技术。很多年后，人们总喜欢把成功归因于眼光，其实，真正困难的时候，所谓眼光，更像是一场没有答案的考试。
一个决定，意味着把十几年积累全部归零
很多人物报道喜欢强调陈立泉后来在一间废弃鸡舍里建实验室，那是真实存在的故事。但如果只停留在这里，人们会误以为，他最大的困难只是科研条件艰苦。事实上，真正艰难的，是那个决定本身。
当时的陈立泉已经不是刚毕业的年轻人。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半导体材料、晶体生长等多个方向研究。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科研人员能够获得出国机会，本身就意味着所在领域已经得到认可。如果继续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他拥有清晰而稳定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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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今天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动力电池出货量占据全球主导地位，锂电池已经成为中国制造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从新能源汽车到储能电站，从智能手机到机器人，无数设备都依赖着锂电池运行。
很多人以为，这是过去十几年新能源汽车浪潮催生的新产业，但真正的故事，要比这早得多。它开始于半个世纪前，一个几乎没有人相信锂电池能够改变世界的年代。
如果一定要为中国锂电产业寻找一个起点，那么它并非某家企业的成立，也不是某款新能源汽车的上市，而是1976年德国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位中国科学家的一次偶然驻足。
那一年，中国全年汽车产量只有十几万辆，全国私人汽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自行车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改革开放尚未开始，整个国家讨论的是粮食、钢铁、化肥和电视机，很少有人会去设想，几十年后的汽车竟然会依靠一块电池驱动。就在这样的时代，陈立泉看见了未来。
一块纽扣电池，改变了一位科学家的人生方向
1976年，36岁的陈立泉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德国，在位于斯图加特的马克斯·普朗克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他的任务原本与电池毫无关系。当时他研究的是晶体生长，这是他已经积累多年经验的方向，也是国内急需发展的基础材料技术。按照原来的职业轨迹，他完全可以继续深耕这一领域。真正改变他人生的，是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公众开放日。
后来接受《中国科学报》、《中国科学院院刊》等媒体采访时，陈立泉多次回忆过那个场景：展台上摆放着两块电池，一块是当时已经十分成熟的铅酸电池，体积很大，沉甸甸的；另一块却只有纽扣大小，材料是氮化锂。
德国同行告诉他，氮化锂是一种离子导电材料，用它制造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远远高于铅酸电池，未来有可能成为汽车动力电池。这句话让陈立泉愣住了。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他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我一看，这个东西不得了。”
真正让他震动的，并不是电池有多先进，而是它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铅酸电池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技术成熟，却始终摆脱不了重量大、能量密度低的问题。想让汽车真正依靠电池行驶，必须寻找新的体系，而锂拥有当时已知金属中最低的密度和极高的电化学电位，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候选材料。
今天，这几乎已经成为所有材料学教材里的基础知识，但在1976年，它还只是少数实验室里的前沿探索。更重要的是，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真正实现锂电池产业化，索尼第一代商用锂离子电池，要等到1991年才正式问世。
换句话说，当陈立泉决定进入这个领域时，他押注的不是一个正在兴起的产业，而是一项连商业前景都没有被证明的基础技术。很多年后，人们总喜欢把成功归因于眼光，其实，真正困难的时候，所谓眼光，更像是一场没有答案的考试。
一个决定，意味着把十几年积累全部归零
很多人物报道喜欢强调陈立泉后来在一间废弃鸡舍里建实验室，那是真实存在的故事。但如果只停留在这里，人们会误以为，他最大的困难只是科研条件艰苦。事实上，真正艰难的，是那个决定本身。
当时的陈立泉已经不是刚毕业的年轻人。1964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半导体材料、晶体生长等多个方向研究。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科研人员能够获得出国机会，本身就意味着所在领域已经得到认可。如果继续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他拥有清晰而稳定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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