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已不重要?中共官员集体"躺平"
习式“矛盾悖论”逼疯基层
江敦涛的悲剧根源于中南海最高层政策的“既要、又要、还要”之既得利益与既定矛盾。
习近平既要求官员搞“高质量发展”、不准新增债务,同时又要求官员稳住经济增速、不能让失业率暴雷。这种政策的巨幅摆荡,让基层官员发现政策边界完全不可预测。以前大举借债是“敢作敢当、思想解放”,现在同样的行为却变成了“急功近利、对党不忠”。这种快速的政治翻盘,彻底摧毁了中共官僚体系的信任基石。
官员考核从“创造财富”变成“防范暴雷”(危机管理)
现在中共高层天天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底线思维”、“防范系统性风险”。在实际考核中,一项经济数据再漂亮,只要地方上发生了以下几种事情,比如:首先是金融房地产暴雷,地方城投债公开违约、或者爆发大规模烂尾楼群体抗议;第二是群体性治安事件,老百姓因为被欺压太苦,上街拉布条、爆发维权冲突,导致事情闹大上热搜;第三类,是安全生产与重大灾难, 比如重大化工厂爆炸、特大洪涝灾害瞒报被抓包,官员的政治生命就会被“一票否决”。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经济搞得再好,抵不上一次群体性事件让中南海惊恐。“不出事”成了当前最高级别的政绩。
从“贪腐火车头”变成“集体植物人”
江敦涛落马后引发中共官员的集体“消极怠工”与“数据造假”两种极端,被外界讽刺为中共官僚体系的“集体中风”。
现在中共官场最流行的人生格言是“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官员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政治学习”和“自我审查”上,对于真正的经济建设则是能拖就拖,只求在退休前不进秦城监狱。
外界普遍评论,江敦涛的起落就是中共经济“纸老虎”宿命的缩影。外表看起来像淄博烧烤一样热火朝天、张牙舞爪,但只要把财政的底牌一掀开,里面全都是一戳就破的债务泡沫。
官员盼著中共及其党魁跨台
近期,中共提出的经济口号是“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那意思是要官员们保持“稳”,无需理会冒进。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这类口号实质上提出了更模糊的经济目标,例如实现所谓“高质量发展”,更加剧了上述问题,导致官员们对如何落实习近平的政策更加心里没底。
中南海喜怒不定、朝令夕改,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推迟做出决策,等待上级给出更明确的指令以后自己再动,以此确保自己的安全。另一些官员则盯住经济增长等传统指标,追求高调投资项目和“面子工程”,以此向上级邀功。
江敦涛的落马,标志著中共官场“激励机制”的彻底崩溃。过去三十年,中共靠著“给官位、给财富”成功激发了地方官员卖地、借钱拼发展的狼性;而如今,中南海对全体官员的不停的强调“政治绝对忠诚”,实质上带给官员的就是“恐惧、猜忌与无限的政治追责”。当一个拥有数百万官僚的庞大政府,其基层干部全部陷入“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恐惧瘫痪状态时,这个政权的内部崩塌其实早就开始了。
事实上,中共官员对习近平的不满和大面积“躺平”的迹象,已经由来已久。从中共官场到民间,许多人都在盼望中共及其党魁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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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敦涛的悲剧根源于中南海最高层政策的“既要、又要、还要”之既得利益与既定矛盾。
习近平既要求官员搞“高质量发展”、不准新增债务,同时又要求官员稳住经济增速、不能让失业率暴雷。这种政策的巨幅摆荡,让基层官员发现政策边界完全不可预测。以前大举借债是“敢作敢当、思想解放”,现在同样的行为却变成了“急功近利、对党不忠”。这种快速的政治翻盘,彻底摧毁了中共官僚体系的信任基石。
官员考核从“创造财富”变成“防范暴雷”(危机管理)
现在中共高层天天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底线思维”、“防范系统性风险”。在实际考核中,一项经济数据再漂亮,只要地方上发生了以下几种事情,比如:首先是金融房地产暴雷,地方城投债公开违约、或者爆发大规模烂尾楼群体抗议;第二是群体性治安事件,老百姓因为被欺压太苦,上街拉布条、爆发维权冲突,导致事情闹大上热搜;第三类,是安全生产与重大灾难, 比如重大化工厂爆炸、特大洪涝灾害瞒报被抓包,官员的政治生命就会被“一票否决”。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经济搞得再好,抵不上一次群体性事件让中南海惊恐。“不出事”成了当前最高级别的政绩。
从“贪腐火车头”变成“集体植物人”
江敦涛落马后引发中共官员的集体“消极怠工”与“数据造假”两种极端,被外界讽刺为中共官僚体系的“集体中风”。
现在中共官场最流行的人生格言是“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官员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政治学习”和“自我审查”上,对于真正的经济建设则是能拖就拖,只求在退休前不进秦城监狱。
外界普遍评论,江敦涛的起落就是中共经济“纸老虎”宿命的缩影。外表看起来像淄博烧烤一样热火朝天、张牙舞爪,但只要把财政的底牌一掀开,里面全都是一戳就破的债务泡沫。
官员盼著中共及其党魁跨台
近期,中共提出的经济口号是“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那意思是要官员们保持“稳”,无需理会冒进。一些分析人士表示,这类口号实质上提出了更模糊的经济目标,例如实现所谓“高质量发展”,更加剧了上述问题,导致官员们对如何落实习近平的政策更加心里没底。
中南海喜怒不定、朝令夕改,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推迟做出决策,等待上级给出更明确的指令以后自己再动,以此确保自己的安全。另一些官员则盯住经济增长等传统指标,追求高调投资项目和“面子工程”,以此向上级邀功。
江敦涛的落马,标志著中共官场“激励机制”的彻底崩溃。过去三十年,中共靠著“给官位、给财富”成功激发了地方官员卖地、借钱拼发展的狼性;而如今,中南海对全体官员的不停的强调“政治绝对忠诚”,实质上带给官员的就是“恐惧、猜忌与无限的政治追责”。当一个拥有数百万官僚的庞大政府,其基层干部全部陷入“不做等死、做了找死”的恐惧瘫痪状态时,这个政权的内部崩塌其实早就开始了。
事实上,中共官员对习近平的不满和大面积“躺平”的迹象,已经由来已久。从中共官场到民间,许多人都在盼望中共及其党魁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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