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被取消了》:祸从口出?不止如此
剧集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贡献了一个“他”视角。道格拉斯出于对这场“面试”的隐隐担忧而敲响了托比房间的门,麦德琳开了门,道格拉斯邀请她去酒店大厅和大家一起喝一杯,麦德琳踟蹰之时,他看到了房门上“请勿打扰”的牌子,于是心领神会地转身离开了。走了几步,他回头说:“……这值得,无论你如何艰难跋涉,付出多少,这都是值得的。”其实,他看到了她眼中的恐惧,只是他已然将潜规则视作了她“入行的代价”,于是选择对受害者袖手旁观。
这正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道格拉斯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默认规则、追随权力、不思考亦不判断的“好人”,但他用沉默和转身完成了与恶的共谋。多年后,这段经历成了他酒桌上的谈资,成了他炫耀自己“识时务”的勋章。当有人问及他什么时候知道麦德琳能成就一番事业时,他会意味深长地说:“当我在制片人的房间看到她时。”他想当然地以为一切都发生了,并以此获得自身的道德优越感。
剧集选择借麦德琳之口戳破社会对“帮凶”的暧昧态度,我们习惯谴责施暴者,却对那些“只是没帮忙”的人网开一面;但当一个人看到受害者眼中的恐惧却选择转身离开,这份沉默本身就是一张对恶的投名状。
群像剖面
傲慢与偏见
直到剧集结束,道格拉斯在那场婚礼上究竟讲了什么笑话,也没有揭晓。主创显然志不在此——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以道格拉斯为核心,逐一扫描他身边的每个人,从而勾勒出一组冷峻的群像剖面图,把那些因早已融入日常、被人们忽视的社会病灶与阶层偏见,摊开在观众面前。
道格拉斯的经纪人班特利老派、油滑、虚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但随时割席的底线明确。他并不为道格拉斯的那句玩笑话担心,只顾着帮朋友的儿子要麦德琳的签名,虽然他也会打电话给道格拉斯,自说自话地奉上一大段安慰,却根本不在意对方的感受。当道格拉斯问起如果舆论失控怎么办时,他的眼中泛起精明的光,答案很简单——“公司会发声明,为你个人的不当行为道歉,然后解除与你的合作”。
制片人托比在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追查真相,而是叫来团队的喜剧段子手编造一个体面的假笑话以堵住悠悠众口,在利益面前,真相是第一个被牺牲掉的。讽刺的是,托比叫来白人汤姆,连珠炮似的提出一连串关于假笑话的尺度要求,到最后才发现,汤姆是节目组的司机,且他已经在此工作八年了;而真正的段子手摩根此时正因肤色被挡在门外,虽然他在团队也工作了三年有余。托比的傲慢与冷漠让他记不住他们的面孔,也听不进他们说的话,所以他在两次与汤姆的闲聊中,都虚伪地问候了对方的妻子,而得到的答案都是她已离世。
道格拉斯的妻子希拉是小报主编,深谙舆论操控之道,一心要帮丈夫力挽狂澜。她之所以对危机公关的步骤驾轻就熟,正因为她平日的工作就是爆料名人丑闻以博眼球,但知己知彼也未必能百战不殆。道格拉斯的傲慢与无能让她的计划屡屡失效,且适得其反,这在让她感到挫败的同时也对麦德琳产生了更多敌意。剧中,道格拉斯与麦德琳确实只是“好朋友”,他们的手机聊天记录都经得起希拉的查验,但编剧设计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道格拉斯在收到麦德琳的短消息时,会下意识地把手机屏幕扣过来放——这一细微动作既暴露了道格拉斯的潜意识,也说明了希拉的怀疑并非无理取闹。
值得玩味的还有道格拉斯女儿的角色。她代表着年轻一代绝对正义的道德审判,她对父亲说的一句“我不想被迫抵制你”,将道德压力直接渗透进了家庭最私密的角落。她没有错,但这种正义的迫切性本身,恰恰也是一种年轻的傲慢。
舆论审判
“取消”双刃剑
剧集最精彩的反转在于,真正击垮道格拉斯的,并不是最初那句涉嫌性别歧视的笑话,而是他在模拟接受采访的压力之下脱口而出的一句——“公众没有能力理解真相”。
这是道格拉斯精英傲慢的彻底袒露,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靠公众捧红的主持人,骨子里却从未把公众放在眼里。镜头就定格在那一刻,道格拉斯“被取消了”,麦德琳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这场风波的最大受益者。
“取消文化”简单而言就是一种集体抵制行为,通常指公众人物或公司因发表被认为有问题的言论或行为,遭到社交媒体的群体声讨和抵制,从而失去工作、商业合作和公众支持,本质上是一种舆论场的“社会性死亡”。“取消文化”最初源自黑人俚语,2017年逐渐进入主流视野,2019年成为年度热词,2020年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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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道格拉斯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默认规则、追随权力、不思考亦不判断的“好人”,但他用沉默和转身完成了与恶的共谋。多年后,这段经历成了他酒桌上的谈资,成了他炫耀自己“识时务”的勋章。当有人问及他什么时候知道麦德琳能成就一番事业时,他会意味深长地说:“当我在制片人的房间看到她时。”他想当然地以为一切都发生了,并以此获得自身的道德优越感。
剧集选择借麦德琳之口戳破社会对“帮凶”的暧昧态度,我们习惯谴责施暴者,却对那些“只是没帮忙”的人网开一面;但当一个人看到受害者眼中的恐惧却选择转身离开,这份沉默本身就是一张对恶的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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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
直到剧集结束,道格拉斯在那场婚礼上究竟讲了什么笑话,也没有揭晓。主创显然志不在此——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以道格拉斯为核心,逐一扫描他身边的每个人,从而勾勒出一组冷峻的群像剖面图,把那些因早已融入日常、被人们忽视的社会病灶与阶层偏见,摊开在观众面前。
道格拉斯的经纪人班特利老派、油滑、虚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但随时割席的底线明确。他并不为道格拉斯的那句玩笑话担心,只顾着帮朋友的儿子要麦德琳的签名,虽然他也会打电话给道格拉斯,自说自话地奉上一大段安慰,却根本不在意对方的感受。当道格拉斯问起如果舆论失控怎么办时,他的眼中泛起精明的光,答案很简单——“公司会发声明,为你个人的不当行为道歉,然后解除与你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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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的妻子希拉是小报主编,深谙舆论操控之道,一心要帮丈夫力挽狂澜。她之所以对危机公关的步骤驾轻就熟,正因为她平日的工作就是爆料名人丑闻以博眼球,但知己知彼也未必能百战不殆。道格拉斯的傲慢与无能让她的计划屡屡失效,且适得其反,这在让她感到挫败的同时也对麦德琳产生了更多敌意。剧中,道格拉斯与麦德琳确实只是“好朋友”,他们的手机聊天记录都经得起希拉的查验,但编剧设计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道格拉斯在收到麦德琳的短消息时,会下意识地把手机屏幕扣过来放——这一细微动作既暴露了道格拉斯的潜意识,也说明了希拉的怀疑并非无理取闹。
值得玩味的还有道格拉斯女儿的角色。她代表着年轻一代绝对正义的道德审判,她对父亲说的一句“我不想被迫抵制你”,将道德压力直接渗透进了家庭最私密的角落。她没有错,但这种正义的迫切性本身,恰恰也是一种年轻的傲慢。
舆论审判
“取消”双刃剑
剧集最精彩的反转在于,真正击垮道格拉斯的,并不是最初那句涉嫌性别歧视的笑话,而是他在模拟接受采访的压力之下脱口而出的一句——“公众没有能力理解真相”。
这是道格拉斯精英傲慢的彻底袒露,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靠公众捧红的主持人,骨子里却从未把公众放在眼里。镜头就定格在那一刻,道格拉斯“被取消了”,麦德琳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这场风波的最大受益者。
“取消文化”简单而言就是一种集体抵制行为,通常指公众人物或公司因发表被认为有问题的言论或行为,遭到社交媒体的群体声讨和抵制,从而失去工作、商业合作和公众支持,本质上是一种舆论场的“社会性死亡”。“取消文化”最初源自黑人俚语,2017年逐渐进入主流视野,2019年成为年度热词,2020年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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