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應該放過已經道歉的韓紅
這就是韓紅為什麼觸了這麼大霉頭的主要原因。
所以那篇文章，我覺得韓紅觸碰這個霉頭，倒霉是倒霉，但多少也有點活該。
但我為什麼又說，既然韓紅道了歉，我覺得大眾應該點到為止呢？
因為我覺得，社會不應該因為某人說錯了壹句話，或者哪怕只是觸犯了大眾的某個情緒，就把人壹棍子敲死。我們應當有“錯誤退出機制”。
馮小剛那部引發爭議的《抓特務》，原著《無悔追蹤》中有個情節，主角肖大力之所以盯上馮靜波，就是因為後者的壹次跟鄰居的尋常聊天，談到了山炮的射程。肖大力覺得馮只是壹個老師，不應該知道這麼專業化的軍事問題，於是就盯了“抓特務”抓了整整叁拾多年。
當然，在小說中，肖大力是公安幹警，而馮靜波真的是國民黨留下的特務，從壹句話裡找出嫌疑，並無悔追蹤了幾拾年，表現了我公安幹警洞悉壹切、鍥而不舍的精神。
但在現實中，如果他不是警察、而你也不是特務，你真遇到這麼壹個人，因為你壹句話說的不合適，就對你窮追猛打、死咬到底了幾拾天、幾個月、甚至幾拾年，你想想這個事兒會有多麼的恐怖和痛苦？
而這種恐怖和痛苦，在我們的社會中並不單純是文學創作。我記得直到我小時候，祖父母的朋友逢年過節往來，我還真見過那種老“右派”——就因為在某個特殊的時期，被組織和領導鼓勵著提了幾句意見，後來事情壹“起變化”，就被打倒了幾拾年。甚至直到我童年時代，祖父母送走了那些訪客，還要歎息壹句，“他是個摘帽右派，這輩子過得可苦了。”
我記得當時我還問，說既然都“摘帽”了，為什麼還是卸不掉那種重擔？記得當時大人看我的眼神就很復雜而惶恐。不知道怎麼跟我解釋。後來我自己長大漸漸明白了，在那個年代，現實往往是很殘酷的，有的時候你說錯壹句話、辦錯壹個事兒、走錯壹小步，你可能這輩子就完了，任你之後怎麼道歉、懺悔、甚至懇切的“接受改造”，你這輩子其實都摘不下被扣在你頭上的那頂帽子。而這個帽子絕不僅僅是體制給你的，哪怕體制給你摘了帽子，你周圍的同事、鄰居甚至親人，都會用壹種異樣的眼光看你，那樣的眼光，其實就是“抓特務”。
所以就像我說的，我不會去看《抓特務》這個電影，就是因為這個電影的名字就勾起了我這些不那麼好的回憶。而我覺得，正因為我們不喜歡這個名字，要告別這種思維，我們才要從自己身上開始，告別那種因為壹句話、壹件事，就把人壹棒子打死，輿論宣判死刑的行為習慣。
因為壹個地獄的時代，不單單是環境給每個人的，也是每個人賦予那個環境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不寬容、不寬恕到因為別人的壹句話也不能原諒，那我們就無從要求但我們說錯某句話時，社會能放過我們。
韓紅這次確實撞了公共情緒的窗口，她也道歉了，就這樣結束吧。殺人不過頭點地，還要怎樣呢？
壹百年前，上世紀20年代，魯迅和林語堂有過壹場關於“費爾潑賴”（Fair Play）的爭論。
林語堂先生留學過英國，覺得英國人在私德上很寬容，於是就撰文提倡英國式的紳士風度，他認為中國人最缺的就是這個，對於下野的段祺瑞等前民國官僚，應該像足球場上對待下場的球員壹樣尊重並放過，主張“不打落水狗”。
而魯迅先生隨即寫下了那篇著名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針鋒相對地提出：“落水狗”不僅要打，而且應該痛打。因為在當時的魯迅看來，那些所謂的“落水狗”本質上是咬人的惡犬，等它們壹旦爬上岸來，抖抖身上的水，只會變本加厲地反咬壹口。所以必須趁著對方落水的機會，除惡務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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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 3 人參與評論了, 我也來說幾句吧
所以那篇文章，我覺得韓紅觸碰這個霉頭，倒霉是倒霉，但多少也有點活該。
但我為什麼又說，既然韓紅道了歉，我覺得大眾應該點到為止呢？
因為我覺得，社會不應該因為某人說錯了壹句話，或者哪怕只是觸犯了大眾的某個情緒，就把人壹棍子敲死。我們應當有“錯誤退出機制”。
馮小剛那部引發爭議的《抓特務》，原著《無悔追蹤》中有個情節，主角肖大力之所以盯上馮靜波，就是因為後者的壹次跟鄰居的尋常聊天，談到了山炮的射程。肖大力覺得馮只是壹個老師，不應該知道這麼專業化的軍事問題，於是就盯了“抓特務”抓了整整叁拾多年。
當然，在小說中，肖大力是公安幹警，而馮靜波真的是國民黨留下的特務，從壹句話裡找出嫌疑，並無悔追蹤了幾拾年，表現了我公安幹警洞悉壹切、鍥而不舍的精神。
但在現實中，如果他不是警察、而你也不是特務，你真遇到這麼壹個人，因為你壹句話說的不合適，就對你窮追猛打、死咬到底了幾拾天、幾個月、甚至幾拾年，你想想這個事兒會有多麼的恐怖和痛苦？
而這種恐怖和痛苦，在我們的社會中並不單純是文學創作。我記得直到我小時候，祖父母的朋友逢年過節往來，我還真見過那種老“右派”——就因為在某個特殊的時期，被組織和領導鼓勵著提了幾句意見，後來事情壹“起變化”，就被打倒了幾拾年。甚至直到我童年時代，祖父母送走了那些訪客，還要歎息壹句，“他是個摘帽右派，這輩子過得可苦了。”
我記得當時我還問，說既然都“摘帽”了，為什麼還是卸不掉那種重擔？記得當時大人看我的眼神就很復雜而惶恐。不知道怎麼跟我解釋。後來我自己長大漸漸明白了，在那個年代，現實往往是很殘酷的，有的時候你說錯壹句話、辦錯壹個事兒、走錯壹小步，你可能這輩子就完了，任你之後怎麼道歉、懺悔、甚至懇切的“接受改造”，你這輩子其實都摘不下被扣在你頭上的那頂帽子。而這個帽子絕不僅僅是體制給你的，哪怕體制給你摘了帽子，你周圍的同事、鄰居甚至親人，都會用壹種異樣的眼光看你，那樣的眼光，其實就是“抓特務”。
所以就像我說的，我不會去看《抓特務》這個電影，就是因為這個電影的名字就勾起了我這些不那麼好的回憶。而我覺得，正因為我們不喜歡這個名字，要告別這種思維，我們才要從自己身上開始，告別那種因為壹句話、壹件事，就把人壹棒子打死，輿論宣判死刑的行為習慣。
因為壹個地獄的時代，不單單是環境給每個人的，也是每個人賦予那個環境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不寬容、不寬恕到因為別人的壹句話也不能原諒，那我們就無從要求但我們說錯某句話時，社會能放過我們。
韓紅這次確實撞了公共情緒的窗口，她也道歉了，就這樣結束吧。殺人不過頭點地，還要怎樣呢？
壹百年前，上世紀20年代，魯迅和林語堂有過壹場關於“費爾潑賴”（Fair Play）的爭論。
林語堂先生留學過英國，覺得英國人在私德上很寬容，於是就撰文提倡英國式的紳士風度，他認為中國人最缺的就是這個，對於下野的段祺瑞等前民國官僚，應該像足球場上對待下場的球員壹樣尊重並放過，主張“不打落水狗”。
而魯迅先生隨即寫下了那篇著名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針鋒相對地提出：“落水狗”不僅要打，而且應該痛打。因為在當時的魯迅看來，那些所謂的“落水狗”本質上是咬人的惡犬，等它們壹旦爬上岸來，抖抖身上的水，只會變本加厲地反咬壹口。所以必須趁著對方落水的機會，除惡務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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