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应该放过已经道歉的韩红
这就是韩红为什么触了这么大霉头的主要原因。
所以那篇文章，我觉得韩红触碰这个霉头，倒霉是倒霉，但多少也有点活该。
但我为什么又说，既然韩红道了歉，我觉得大众应该点到为止呢？
因为我觉得，社会不应该因为某人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哪怕只是触犯了大众的某个情绪，就把人一棍子敲死。我们应当有“错误退出机制”。
冯小刚那部引发争议的《抓特务》，原著《无悔追踪》中有个情节，主角肖大力之所以盯上冯静波，就是因为后者的一次跟邻居的寻常聊天，谈到了山炮的射程。肖大力觉得冯只是一个老师，不应该知道这么专业化的军事问题，于是就盯了“抓特务”抓了整整三十多年。
当然，在小说中，肖大力是公安干警，而冯静波真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特务，从一句话里找出嫌疑，并无悔追踪了几十年，表现了我公安干警洞悉一切、锲而不舍的精神。
但在现实中，如果他不是警察、而你也不是特务，你真遇到这么一个人，因为你一句话说的不合适，就对你穷追猛打、死咬到底了几十天、几个月、甚至几十年，你想想这个事儿会有多么的恐怖和痛苦？
而这种恐怖和痛苦，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单纯是文学创作。我记得直到我小时候，祖父母的朋友逢年过节往来，我还真见过那种老“右派”——就因为在某个特殊的时期，被组织和领导鼓励着提了几句意见，后来事情一“起变化”，就被打倒了几十年。甚至直到我童年时代，祖父母送走了那些访客，还要叹息一句，“他是个摘帽右派，这辈子过得可苦了。”
我记得当时我还问，说既然都“摘帽”了，为什么还是卸不掉那种重担？记得当时大人看我的眼神就很复杂而惶恐。不知道怎么跟我解释。后来我自己长大渐渐明白了，在那个年代，现实往往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你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个事儿、走错一小步，你可能这辈子就完了，任你之后怎么道歉、忏悔、甚至恳切的“接受改造”，你这辈子其实都摘不下被扣在你头上的那顶帽子。而这个帽子绝不仅仅是体制给你的，哪怕体制给你摘了帽子，你周围的同事、邻居甚至亲人，都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你，那样的眼光，其实就是“抓特务”。
所以就像我说的，我不会去看《抓特务》这个电影，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勾起了我这些不那么好的回忆。而我觉得，正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名字，要告别这种思维，我们才要从自己身上开始，告别那种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就把人一棒子打死，舆论宣判死刑的行为习惯。
因为一个地狱的时代，不单单是环境给每个人的，也是每个人赋予那个环境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宽容、不宽恕到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也不能原谅，那我们就无从要求但我们说错某句话时，社会能放过我们。
韩红这次确实撞了公共情绪的窗口，她也道歉了，就这样结束吧。杀人不过头点地，还要怎样呢？
一百年前，上世纪20年代，鲁迅和林语堂有过一场关于“费尔泼赖”（Fair Play）的争论。
林语堂先生留学过英国，觉得英国人在私德上很宽容，于是就撰文提倡英国式的绅士风度，他认为中国人最缺的就是这个，对于下野的段祺瑞等前民国官僚，应该像足球场上对待下场的球员一样尊重并放过，主张“不打落水狗”。
而鲁迅先生随即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针锋相对地提出：“落水狗”不仅要打，而且应该痛打。因为在当时的鲁迅看来，那些所谓的“落水狗”本质上是咬人的恶犬，等它们一旦爬上岸来，抖抖身上的水，只会变本加厉地反咬一口。所以必须趁着对方落水的机会，除恶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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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 3 人参与评论了, 我也来说几句吧
所以那篇文章，我觉得韩红触碰这个霉头，倒霉是倒霉，但多少也有点活该。
但我为什么又说，既然韩红道了歉，我觉得大众应该点到为止呢？
因为我觉得，社会不应该因为某人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哪怕只是触犯了大众的某个情绪，就把人一棍子敲死。我们应当有“错误退出机制”。
冯小刚那部引发争议的《抓特务》，原著《无悔追踪》中有个情节，主角肖大力之所以盯上冯静波，就是因为后者的一次跟邻居的寻常聊天，谈到了山炮的射程。肖大力觉得冯只是一个老师，不应该知道这么专业化的军事问题，于是就盯了“抓特务”抓了整整三十多年。
当然，在小说中，肖大力是公安干警，而冯静波真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特务，从一句话里找出嫌疑，并无悔追踪了几十年，表现了我公安干警洞悉一切、锲而不舍的精神。
但在现实中，如果他不是警察、而你也不是特务，你真遇到这么一个人，因为你一句话说的不合适，就对你穷追猛打、死咬到底了几十天、几个月、甚至几十年，你想想这个事儿会有多么的恐怖和痛苦？
而这种恐怖和痛苦，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单纯是文学创作。我记得直到我小时候，祖父母的朋友逢年过节往来，我还真见过那种老“右派”——就因为在某个特殊的时期，被组织和领导鼓励着提了几句意见，后来事情一“起变化”，就被打倒了几十年。甚至直到我童年时代，祖父母送走了那些访客，还要叹息一句，“他是个摘帽右派，这辈子过得可苦了。”
我记得当时我还问，说既然都“摘帽”了，为什么还是卸不掉那种重担？记得当时大人看我的眼神就很复杂而惶恐。不知道怎么跟我解释。后来我自己长大渐渐明白了，在那个年代，现实往往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你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个事儿、走错一小步，你可能这辈子就完了，任你之后怎么道歉、忏悔、甚至恳切的“接受改造”，你这辈子其实都摘不下被扣在你头上的那顶帽子。而这个帽子绝不仅仅是体制给你的，哪怕体制给你摘了帽子，你周围的同事、邻居甚至亲人，都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你，那样的眼光，其实就是“抓特务”。
所以就像我说的，我不会去看《抓特务》这个电影，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勾起了我这些不那么好的回忆。而我觉得，正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名字，要告别这种思维，我们才要从自己身上开始，告别那种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就把人一棒子打死，舆论宣判死刑的行为习惯。
因为一个地狱的时代，不单单是环境给每个人的，也是每个人赋予那个环境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宽容、不宽恕到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也不能原谅，那我们就无从要求但我们说错某句话时，社会能放过我们。
韩红这次确实撞了公共情绪的窗口，她也道歉了，就这样结束吧。杀人不过头点地，还要怎样呢？
一百年前，上世纪20年代，鲁迅和林语堂有过一场关于“费尔泼赖”（Fair Play）的争论。
林语堂先生留学过英国，觉得英国人在私德上很宽容，于是就撰文提倡英国式的绅士风度，他认为中国人最缺的就是这个，对于下野的段祺瑞等前民国官僚，应该像足球场上对待下场的球员一样尊重并放过，主张“不打落水狗”。
而鲁迅先生随即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针锋相对地提出：“落水狗”不仅要打，而且应该痛打。因为在当时的鲁迅看来，那些所谓的“落水狗”本质上是咬人的恶犬，等它们一旦爬上岸来，抖抖身上的水，只会变本加厉地反咬一口。所以必须趁着对方落水的机会，除恶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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