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干活了?官场陷"躺平" 干活怕被查 不干又挨罚…
中国官场近年正面临严峻的系统性困境。过去，中国官员习惯依赖大举借债与大兴土木，来冲刺经济数据，以此作为升官的跳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且地方债务居高不下，中共当局开始严惩这类“劳民伤财”的行为。这种政策转变使得许多中国官员陷入“拚经济恐因债务面临调查，不作为又会被惩处”的两难之中，进而引发基层消极怠工或数据造假的乱象。
《华尔街日报》27日报导，昔日政治新星、前山东省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的政治起落，正是这场官场风暴的最具代表性案例。江敦涛于2019年上任后，大举举债投资高阶制造与夜生活经济，其政策成功让淄博在2023年凭借“烧烤热”爆红全国。当时中国官媒曾大肆赞誉其大胆亲商，他也因此屡获升迁至重庆市副市长。
然而，这些政绩背后却是濒临崩溃的财政。到了2022年，淄博市的债务暴增至约1080亿元人民币(约新台币5059亿元)，足足是2018年的2倍。今年4月，中共当局指控他“急功近利、盲目蛮干”，在未经适当评估下滥设基金与大搞面子工程，最终将其开除党籍并移送法办。他昔日宣称“不举债的政府是不作为的政府”的理念，如今成为抵触北京永续成长政策的铁证。
江敦涛的落马加剧了中国官僚体系内部的恐惧。为求自保，中国官员出现两种极端的应对方式。部分官员抱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心态，消极怠工并故意推迟决策，只为等待高层发出更明确的指示。另一方面，为了迎合上意且避免承担风险，部分官员则大搞虚假的面子工程与数据造假。
例如，中国西南部某副市长为求速效，盲目批准钛金属厂，导致大量协议最终无法落实；中部耒阳市官员则浮报婴儿推车工业园区的产值，对外号称有60家企业进驻，实则不到5家。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共当局就惩处近16万名涉及政策不作为、鲁莽或欺瞒的官员，人数较前一年暴增16％。
分析人士指出，基层无所适从的另一个主因，在于北京近年将硬性的经济成长指标，改为“高品质发展”或“改善企业信心”等软性目标，这些模糊的政策口号让基层难以量化与执行。面对基层的混乱与瘫痪，中共当局目前的解决方式，是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派出“中央指导组”四处视察，并发布明列72种正面与74种负面行为的规范指南，试图强硬逼迫党员顺从执政理念，而非仅专注于保护自身的仕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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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27日报导，昔日政治新星、前山东省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的政治起落，正是这场官场风暴的最具代表性案例。江敦涛于2019年上任后，大举举债投资高阶制造与夜生活经济，其政策成功让淄博在2023年凭借“烧烤热”爆红全国。当时中国官媒曾大肆赞誉其大胆亲商，他也因此屡获升迁至重庆市副市长。
然而，这些政绩背后却是濒临崩溃的财政。到了2022年，淄博市的债务暴增至约1080亿元人民币(约新台币5059亿元)，足足是2018年的2倍。今年4月，中共当局指控他“急功近利、盲目蛮干”，在未经适当评估下滥设基金与大搞面子工程，最终将其开除党籍并移送法办。他昔日宣称“不举债的政府是不作为的政府”的理念，如今成为抵触北京永续成长政策的铁证。
江敦涛的落马加剧了中国官僚体系内部的恐惧。为求自保，中国官员出现两种极端的应对方式。部分官员抱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心态，消极怠工并故意推迟决策，只为等待高层发出更明确的指示。另一方面，为了迎合上意且避免承担风险，部分官员则大搞虚假的面子工程与数据造假。
例如，中国西南部某副市长为求速效，盲目批准钛金属厂，导致大量协议最终无法落实；中部耒阳市官员则浮报婴儿推车工业园区的产值，对外号称有60家企业进驻，实则不到5家。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共当局就惩处近16万名涉及政策不作为、鲁莽或欺瞒的官员，人数较前一年暴增16％。
分析人士指出，基层无所适从的另一个主因，在于北京近年将硬性的经济成长指标，改为“高品质发展”或“改善企业信心”等软性目标，这些模糊的政策口号让基层难以量化与执行。面对基层的混乱与瘫痪，中共当局目前的解决方式，是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派出“中央指导组”四处视察，并发布明列72种正面与74种负面行为的规范指南，试图强硬逼迫党员顺从执政理念，而非仅专注于保护自身的仕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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