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逝世:"非理性繁榮"是壹個時代的墓志銘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於6月22日在家中因帕金森病並發症去世，享年100歲。「Irrational exuberance（非理性繁榮）」不僅是格林斯潘留給世界的壹個詞匯，更是他整個政策生涯中最具諷刺意味的縮影。
1996年12月，格林斯潘在華盛頓的壹場晚宴上首次拋出「非理性繁榮」這個詞，試圖警告當時股市的估值過高。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句警告不僅沒有讓市場降溫，反而被華爾街解讀為「央行行長在關注市場，但暫時不會加息」。隨後，美股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內繼續狂飆突進，最終演變成了壹場真正的「非理性繁榮」。他親手點燃了自己口中警告過的烈火，最終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時燒毀了無數人的財富。
「非理性繁榮」這個詞事實上還暴露了格林斯潘在言行上的嚴重割裂。他雖然口頭上表達了對市場狂熱的擔憂，但在實際操作中，他的貨幣政策卻壹直在為這種狂熱「添柴加火」。他過於迷信市場參與者的理性，認為即便存在泡沫，央行也不應主動去刺破它。這種「只說不做」的態度，讓「非理性繁榮」從壹句善意的提醒，變成了對華爾街投機資本的變相縱容。
今天回頭看，格林斯潘之過，體現在肆個方面。首先是，貨幣政策失誤：長期低利率催生資產泡沫。格林斯潘最受詬病的壹點，就是其長期維持過低的利率政策。在互聯網泡沫破裂及「9·11」事件後，他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但此舉導致市場流動性嚴重過剩。
批評者指出，美聯儲的利率長期低於合理的中性水平，直接催生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面對房價的瘋狂飆升，格林斯潘甚至在2005年公開堅稱「美國房價未見泡沫」，這種對風險的嚴重誤判和反應遲緩，為後來的次貸危機埋下了致命隱患。
其次是監管放任自流：縱容金融衍生品野蠻生長。作為堅定的自由市場信徒，格林斯潘極力主張「市場自律優於政府幹預」。他在任內堅決反對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甚至在1998年施壓國會凍結相關監管權，放任場外衍生品交易無序擴張。這些被巴菲特警告為「大規模金融殺傷性武器」的衍生品，在缺乏監管的環境下急劇放大了金融體系的杠杆與系統性風險。
此外，他支持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桉（Glass-Steagall Act）》，允許商業銀行與投行溷業經營，徹底打破了金融防火牆，導致華爾街投機行為泛濫。
其叁，必須要看到，格林斯潘在危機處理上的「前後不壹」加劇了市場的道德風險。他奉行所謂的「格林斯潘對策」（Greenspan Put），即在資產價格下跌、市場低迷時迅速降息救市，但在資產價格非理性上漲時卻坐視不管。這種「贏了歸自己，輸了有央行兜底」的預期，使得金融機構在逐利驅動下肆無忌憚地承擔高風險。而在2008年危機全面爆發時，他不僅未能有效預防，甚至在救助雷曼兄弟等關鍵節點上態度搖擺，其不壹致的幹預行為進壹步加劇了金融恐慌。
其肆，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格林斯潘及其領導的美聯儲的應對操作，不僅暴露了美國作為全球金融霸主的傲慢與自私，更是「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的典型。亞洲金融危機並非單純的天災，而是國際資本，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華爾街資本精心策劃的「金融狩獵」。格林斯潘在此前長期維持強勢美元和高利率政策，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美國。當亞洲國家因資本外逃、貨幣暴跌而陷入絕境時，美聯儲不僅沒有提供實質性的流動性救助，反而利用美元霸權，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工具，以極低的成本收購亞洲國家的優質核心資產。這種操作就是美國利用金融霸權對新興市場國家進行的「財富收割」和「剪羊毛」。
格林斯潘是最典型的美國政治人物——是的，在美國連經濟學家都如此意識形態，真的以為資本主義市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結果是市場壹而再再而叁的連續顛覆他們的想像。如今，當我們再次提起「非理性繁榮」，它已經不再僅僅是壹個經濟學術語，而是格林斯潘時代的壹個符號。它提醒著後人：當壹位掌握著全球金融命脈的央行行長，用壹種近乎文學化的修辭來描述壹場即將吞噬世界的危機時，這本身就是壹種巨大的悲哀。
「非理性繁榮」是格林斯潘的記憶，也是他的墓志銘。它記錄了人類在面對貪婪時是如何喪失理智的，也記錄了壹位美國前聯儲局主席如何在傲慢與教條中，親手將全球經濟推向深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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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2月，格林斯潘在華盛頓的壹場晚宴上首次拋出「非理性繁榮」這個詞，試圖警告當時股市的估值過高。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句警告不僅沒有讓市場降溫，反而被華爾街解讀為「央行行長在關注市場，但暫時不會加息」。隨後，美股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內繼續狂飆突進，最終演變成了壹場真正的「非理性繁榮」。他親手點燃了自己口中警告過的烈火，最終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時燒毀了無數人的財富。
「非理性繁榮」這個詞事實上還暴露了格林斯潘在言行上的嚴重割裂。他雖然口頭上表達了對市場狂熱的擔憂，但在實際操作中，他的貨幣政策卻壹直在為這種狂熱「添柴加火」。他過於迷信市場參與者的理性，認為即便存在泡沫，央行也不應主動去刺破它。這種「只說不做」的態度，讓「非理性繁榮」從壹句善意的提醒，變成了對華爾街投機資本的變相縱容。
今天回頭看，格林斯潘之過，體現在肆個方面。首先是，貨幣政策失誤：長期低利率催生資產泡沫。格林斯潘最受詬病的壹點，就是其長期維持過低的利率政策。在互聯網泡沫破裂及「9·11」事件後，他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但此舉導致市場流動性嚴重過剩。
批評者指出，美聯儲的利率長期低於合理的中性水平，直接催生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面對房價的瘋狂飆升，格林斯潘甚至在2005年公開堅稱「美國房價未見泡沫」，這種對風險的嚴重誤判和反應遲緩，為後來的次貸危機埋下了致命隱患。
其次是監管放任自流：縱容金融衍生品野蠻生長。作為堅定的自由市場信徒，格林斯潘極力主張「市場自律優於政府幹預」。他在任內堅決反對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甚至在1998年施壓國會凍結相關監管權，放任場外衍生品交易無序擴張。這些被巴菲特警告為「大規模金融殺傷性武器」的衍生品，在缺乏監管的環境下急劇放大了金融體系的杠杆與系統性風險。
此外，他支持廢除《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桉（Glass-Steagall Act）》，允許商業銀行與投行溷業經營，徹底打破了金融防火牆，導致華爾街投機行為泛濫。
其叁，必須要看到，格林斯潘在危機處理上的「前後不壹」加劇了市場的道德風險。他奉行所謂的「格林斯潘對策」（Greenspan Put），即在資產價格下跌、市場低迷時迅速降息救市，但在資產價格非理性上漲時卻坐視不管。這種「贏了歸自己，輸了有央行兜底」的預期，使得金融機構在逐利驅動下肆無忌憚地承擔高風險。而在2008年危機全面爆發時，他不僅未能有效預防，甚至在救助雷曼兄弟等關鍵節點上態度搖擺，其不壹致的幹預行為進壹步加劇了金融恐慌。
其肆，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格林斯潘及其領導的美聯儲的應對操作，不僅暴露了美國作為全球金融霸主的傲慢與自私，更是「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的典型。亞洲金融危機並非單純的天災，而是國際資本，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華爾街資本精心策劃的「金融狩獵」。格林斯潘在此前長期維持強勢美元和高利率政策，吸引全球資本回流美國。當亞洲國家因資本外逃、貨幣暴跌而陷入絕境時，美聯儲不僅沒有提供實質性的流動性救助，反而利用美元霸權，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工具，以極低的成本收購亞洲國家的優質核心資產。這種操作就是美國利用金融霸權對新興市場國家進行的「財富收割」和「剪羊毛」。
格林斯潘是最典型的美國政治人物——是的，在美國連經濟學家都如此意識形態，真的以為資本主義市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結果是市場壹而再再而叁的連續顛覆他們的想像。如今，當我們再次提起「非理性繁榮」，它已經不再僅僅是壹個經濟學術語，而是格林斯潘時代的壹個符號。它提醒著後人：當壹位掌握著全球金融命脈的央行行長，用壹種近乎文學化的修辭來描述壹場即將吞噬世界的危機時，這本身就是壹種巨大的悲哀。
「非理性繁榮」是格林斯潘的記憶，也是他的墓志銘。它記錄了人類在面對貪婪時是如何喪失理智的，也記錄了壹位美國前聯儲局主席如何在傲慢與教條中，親手將全球經濟推向深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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