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新加坡的中國焦慮:我們是誰,該怎麼辦?
《給阿嬤的情書》大火，同時激發了海外華人的情感共鳴。對於海外華人來說，這不僅是看電影，更是壹次集體回憶。很多人帶著家裡的「僑批」實物去觀影，認為影片還原了祖輩「下南洋」的苦難與堅守，引發了強烈的共鳴。但意外的是，這麼壹部講祖孫鄉愁、華僑信義的電影卻讓新加坡的《聯合早報》破防了。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連日來《聯合早報》針對這部電影產出多篇批判文章，上綱上線，煞費苦心把「地緣政治、意識形態斗爭」進行捆綁。《聯合早報》風聲鶴唳的應激反應，是有跡可循的。不久前，退休的李顯龍訪華，特別強調：「新加坡是主權獨立國家，主權不依附於任何國家。中新合作是基於共同利益的朋友協作，而非同宗同源。」這句話不僅是「主權獨立」的常規表述，還刻意主動切割同宗同源的文化紐帶，澹化族群淵源、剝離文化羈絆，其實這反映出新加坡社會沒必要的中國焦慮。當然，這也是小國根深蒂固的生存焦慮與戰略算計。
2026年5月22日，上海市長龔正（右）與到訪的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左）舉行會面。（X@leehsienloong）
但其實，國際格局有壹個很真實的規律：大國強盛，則海外華裔向心力必然回升。近代百年，國力孱弱，海外華人漂泊異鄉、根基不穩，族群向心力自然薄弱。如今中國穩步崛起、實力持續攀升，越來越多海外華人，生出了發自內心的文化歸屬感與民族認同感。這本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卻成了新加坡執政者最大的焦慮來源。
但很顯然，這種刻意為之，終究藏著難以破解的矛盾，透著濃濃的短視。無論如何政策引導、如何稀釋族群結構、如何剝離文化印記，華裔的血脈底色、千年的文化聯結，是永遠洗不掉、改不了的事實。新加坡當下的狀態，是典型的小國博弈困境：既要依托中國發展紅利，又要抱緊西方陣營避險。想兩頭取利，卻不願承擔任何站隊風險；想持續搭乘中國發展快車，又要不斷向西方獻媚表忠，換取安全庇護。
可國際博弈最殘酷的真相就是：沒有任何好處是可以憑空白拿的，所有取舍都要付出對應的代價。美英等西方國家，從來沒有真正接納過新加坡，只是看中了馬六甲海峽的戰略區位，將其當作制衡亞太的前沿棋子。棋子可以被利用，卻永遠無法成為棋手。無論新加坡如何討好依附，終究改變不了被西方當作工具的定位。
2026年3月26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左）與中國政治局常委、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右）在海南博鰲會面。（Facebook@Lawrence Wong)
更能印證這壹邏輯的，還有新加坡新任領導人黃循財的立場。同樣是華裔出身，卻在中日地緣分歧中，公然站隊日方，全程配合西方輿論導向。黃循財在談及東海問題時，公然使用日本對釣魚島的單方面命名「尖閣諸島」， 在中日歷史問題上，「勸中國大度」。這些都踩在中國的紅線上。同時，在科技領域也配合美國對華「卡脖子」。黃循財曾明確表態，絕不容忍任何企業藉助新加坡逃避美國的晶片出口管制，並表示已制定機制方便美國調查指定的新加坡企業。這等於公開宣布在科技戰中配合美國封鎖中國，打破了新加坡以往在科技領域保持的中立姿態。
更能看清楚新加坡固化的小國生存邏輯：不願看到東方大國崛起，生怕自身區位優勢被消解、現有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否定新加坡的生存權，也尊重每個國家自主選擇的外交立場。但我們始終看得清醒：新加坡所有的焦慮、糾結與搖擺，根源都是時代大勢的變遷。
過去數拾年，新加坡靠著馬六甲海峽的咽喉區位，掌控國際貿易航道紅利，依托過往優勢穩賺不賠。同時藉助美國駐軍加持，穩住自身安全格局，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但如今，這份得天獨厚的壟斷優勢，正在被壹步步消解。中國早已跳出單壹航道的局限，搭建全新的海上貿易體系，打通多元國際航運通道。這不是簡單的基建升級，而是地緣貿易格局的重構。曾經被馬六甲海峽壟斷的航運紅利、貿易話語權，正在逐步分流、重新分配。
其實，新加坡心裡深知，西方早已無力全面遏制中國發展。壹邊是自身核心優勢持續流失，壹邊是既定立場無法回頭，進退兩難的局面，才是新加坡真正著急的根源。
大國博弈，拼的是格局與定力；小國博弈，拼的是眼光與取舍。新加坡的發展，明明身處東方大勢之中，恐怕誰都無法否認。血脈文化可以刻意澹化，國家主權可以自我強調，但時代潮流、大勢走向，從來不會以個人意志、小國立場為轉移。所有短視的算計、刻意的切割、被動的搖擺，最終都會在時代大勢面前，迎來答案。
(《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聯合早報》對《給阿嬤的情書》的「過度解讀」並非偶然，而是新加坡小國困境的必然產物。這就像壹個在課堂上努力讀題的「後排學生」，聽到前排兩個「學霸」討論「這道題怎麼這麼簡單」，便誤以為對方在嘲諷自己，於是聲淚俱下地控訴。
從國家領導人到國家媒體的「破防」，放到更大的時代背景下來看，可以發現它們是結構性的。新加坡的心態失衡，正發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節點上。船太小，風浪壹起，必受顛簸。
過去幾拾年，新加坡壹直是「西方體系下的優等生」：講英語、行普通法、擁抱自由貿易、被西方認可為「民主世界的伙伴」。而中國則是那個「體制外的另類」。但如今，中國模式正在成為壹種真實存在的替代選項。當中國越來越自信地講述自己的故事、輸出自己的文化產品時，那些過去靠「對標西方」來定義自己的國家和地區，面臨著壹個尷尬的問題：我們是誰，我該怎麼辦？但，答案從來不在否定別人，而在直面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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