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書"如何更新壹代人:八拾年代的知識啟蒙
“民間檔案館”編者按：
無論過去還是未來，壹代代年輕的生命總是渴望著新的視角，新的思想與事物。1980年代的中國，即是如此。經歷了巨大的思想封閉與匱乏之後的壹代年輕人，因為《走向未來》叢書而打開了眼界，更新了精神，改變了談論中國問題與看待世界的方式。今天的中國，政治與思想再度呈現封閉的傾向，年輕世代同樣面臨著失落與痛苦。回望1980年代的這段歷史，或許對我們有所啟發。
在八拾年代的中國，真正改變時代空氣的，不只有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和對外開放，還有壹批新銳出版物。肆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叢書，便是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壹種。它不是單純的知識普及讀物，而是壹代青年知識分子試圖用現代知識重新解釋中國、重新連接世界、重新打開未來的精神工程。
“小白書”何以成為時代事件
《走向未來》是壹套小開本叢書，由金觀濤、劉青峰等人主編，1984年起由肆川人民出版社陸續推出。原計劃出版100種，實際出版約74種後，就因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而被迫中止。叢書內容，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思想、經濟學、現代化理論等領域，既有譯介，也有原創。白色封面，裝幀樸素，當時的人們習慣稱之“小白書”。這稱呼本身就帶有時代記憶：它不是藏在書齋裡的學術專著，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官方讀本，而是可以被大學生夾在腋下、放進書包、在宿舍和走廊裡傳閱討論的壹套書。
這套叢書的誕生，首先與八拾年代肆川出版界的特殊氣質有關。當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全國仍處在“文革”之後的思想饑饉之中，書店門口排長隊買書並非奇觀。肆川壹批有膽識的出版人不再滿足於出版地方性、通俗性的讀物，開始面向全國組稿，積極尋找能夠回應時代焦慮的新選題。
這種出版膽識並非憑空出現。八拾年代的肆川，並不是壹個普通的內陸省份。趙紫陽從1975年10月到1980年，在這裡擔任省委第壹書記。他主政之下，肆川開啟了壹系列農業與經濟改革，民間流傳著“要吃糧，找紫陽”的贊譽，肆川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壹個試驗場。這對地方的社會氣候也有影響——既然是試驗，地方不再只是中央政策的被動執行者，也可能成為新路徑的發生地。肆川出版社敢於突破地域限制，挺進全國思想市場，也與這種地方氣質相互呼應。
但如果僅視為壹次成功的出版策劃，則顯然低估其歷史意義。《走向未來》真正引發震動，是因為它擊中了八拾年代中國社會最深的精神缺口。
當時的中國，經歷了長期封閉與政治運動，思想極為匱乏。而經由這套書，壹代青年突然置身於壹個陌生的世界面前：現代科學、市場經濟、工業文明，還有信息社會、系統論、控制論、現代化理論，以及宗教改革、科學史、社會結構分析……這些詞語像壹扇扇猛然推開的窗戶，讓人們窺見此前被遮蔽的世界。
青年讀者爭相購買這些“小白書”，並非僅僅為了獲取知識，而是為了尋找壹種新的解釋能力：如何理解中國的過去？如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如何理解西方世界？以及如何想象中國的未來？
劉青峰和金觀濤
第贰次“開眼看世界”的時刻
廢墟之後的知識饑渴，並非八拾年代所獨有。近代中國每壹次大的精神轉向，幾乎都發生在舊的解釋體系被現實撞碎之後。若把《走向未來》叢書放進更長的歷史脈絡中看，很容易讓人想起鴉片戰爭之後壹代士人的“開眼看世界”。那時候，林則徐（1785-1850）組織譯介夷情，魏源（1794-1857）編成《海國圖志》，徐繼畬（1795-1873）寫下《瀛寰志略》，他們所面對的也是壹個突然斷裂的世界：曾經自足的天下秩序，被遠來的艦炮、貿易、條約和海洋國家體系撕開缺口。中國不得不承認，自己並不位於世界中心，外部世界並非想象中的蠻夷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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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過去還是未來，壹代代年輕的生命總是渴望著新的視角，新的思想與事物。1980年代的中國，即是如此。經歷了巨大的思想封閉與匱乏之後的壹代年輕人，因為《走向未來》叢書而打開了眼界，更新了精神，改變了談論中國問題與看待世界的方式。今天的中國，政治與思想再度呈現封閉的傾向，年輕世代同樣面臨著失落與痛苦。回望1980年代的這段歷史，或許對我們有所啟發。
在八拾年代的中國，真正改變時代空氣的，不只有農村改革、城市改革和對外開放，還有壹批新銳出版物。肆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叢書，便是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壹種。它不是單純的知識普及讀物，而是壹代青年知識分子試圖用現代知識重新解釋中國、重新連接世界、重新打開未來的精神工程。
“小白書”何以成為時代事件
《走向未來》是壹套小開本叢書，由金觀濤、劉青峰等人主編，1984年起由肆川人民出版社陸續推出。原計劃出版100種，實際出版約74種後，就因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而被迫中止。叢書內容，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思想、經濟學、現代化理論等領域，既有譯介，也有原創。白色封面，裝幀樸素，當時的人們習慣稱之“小白書”。這稱呼本身就帶有時代記憶：它不是藏在書齋裡的學術專著，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官方讀本，而是可以被大學生夾在腋下、放進書包、在宿舍和走廊裡傳閱討論的壹套書。
這套叢書的誕生，首先與八拾年代肆川出版界的特殊氣質有關。當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全國仍處在“文革”之後的思想饑饉之中，書店門口排長隊買書並非奇觀。肆川壹批有膽識的出版人不再滿足於出版地方性、通俗性的讀物，開始面向全國組稿，積極尋找能夠回應時代焦慮的新選題。
這種出版膽識並非憑空出現。八拾年代的肆川，並不是壹個普通的內陸省份。趙紫陽從1975年10月到1980年，在這裡擔任省委第壹書記。他主政之下，肆川開啟了壹系列農業與經濟改革，民間流傳著“要吃糧，找紫陽”的贊譽，肆川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壹個試驗場。這對地方的社會氣候也有影響——既然是試驗，地方不再只是中央政策的被動執行者，也可能成為新路徑的發生地。肆川出版社敢於突破地域限制，挺進全國思想市場，也與這種地方氣質相互呼應。
但如果僅視為壹次成功的出版策劃，則顯然低估其歷史意義。《走向未來》真正引發震動，是因為它擊中了八拾年代中國社會最深的精神缺口。
當時的中國，經歷了長期封閉與政治運動，思想極為匱乏。而經由這套書，壹代青年突然置身於壹個陌生的世界面前：現代科學、市場經濟、工業文明，還有信息社會、系統論、控制論、現代化理論，以及宗教改革、科學史、社會結構分析……這些詞語像壹扇扇猛然推開的窗戶，讓人們窺見此前被遮蔽的世界。
青年讀者爭相購買這些“小白書”，並非僅僅為了獲取知識，而是為了尋找壹種新的解釋能力：如何理解中國的過去？如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必要？如何理解西方世界？以及如何想象中國的未來？
劉青峰和金觀濤
第贰次“開眼看世界”的時刻
廢墟之後的知識饑渴，並非八拾年代所獨有。近代中國每壹次大的精神轉向，幾乎都發生在舊的解釋體系被現實撞碎之後。若把《走向未來》叢書放進更長的歷史脈絡中看，很容易讓人想起鴉片戰爭之後壹代士人的“開眼看世界”。那時候，林則徐（1785-1850）組織譯介夷情，魏源（1794-1857）編成《海國圖志》，徐繼畬（1795-1873）寫下《瀛寰志略》，他們所面對的也是壹個突然斷裂的世界：曾經自足的天下秩序，被遠來的艦炮、貿易、條約和海洋國家體系撕開缺口。中國不得不承認，自己並不位於世界中心，外部世界並非想象中的蠻夷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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