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地产时代 中国地方政府从"卖地"到"做股东"转型
地方政府正在从“卖地者”变成“投资者”,从“地主”变成“股东”。但这场转身并不那么容易。 https://t.co/CFY1dhhf1Q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June 19, 2026 2026年1月,一家成立不到两年的草根企业拿到了9000万元人民币(1330万美元)。
张雪机车,2024年4月才注册,紮根重庆,创始人张雪曾一度四处筹措700万元(103万美元),垫付员工工资。而摩托车,一个又小又老的赛道,在多数创投机构眼里,是一个避之不及的高风险标的。
但浙江省政府主要出资成立的省属国企“浙创投”领投了它的A轮,投后估值10.9亿元人民币。
两个月后,法国车手驾驶张雪机车的赛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级组别中力压欧美日品牌夺冠,领先优势近4秒——中国摩托车企业首次在这项赛事中登顶,此后更是拿下六个分站赛冠军。
张雪机车一夜破圈,浙创投也跟着出了名。舆论的惊讶不在于一家企业拿了融资,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趋势,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从“卖地”转向“做股东”。
这不是一个孤例。中国土地出让收入连年下滑,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21万亿元,增速-12.2%,而土地出让金占其中八成以上。卖地的钱越来越少,地方政府的目光,正在从土地转向股权。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章逸飞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将其概括为:土地财政退潮下,地方由“以地引资”转向“基金招商”的被动探索。
换言之,地方政府正在从“卖地者”变成“投资者”,从“地主”变成“股东”。但这场转身并不那么容易。
从“卖地”到“做股东”
学者章逸飞将股权财政的优势概括为“可持续与机制转变”。
土地财政是一次性出让、不可再生,卖一块少一块;股权财政是循环投资,可增值退出再投入。更关键的是,财政资金可以撬动社会资本,培育产业、重塑税基,并能为高研发风险的领域分担风险。
安徽合肥是最常被提起的例子。2008年,当地家电产业正受制于“缺屏”之痛,显示面板依赖进口,整条产业链受制于人。合肥市政府决定:投资彼时低迷的京东方,当时它还是中国显示屏制造巨头,现在则是显示屏出货量的全球第一。
这不是“卖地引资”,政府不是出让一块地等企业来建厂,而是以股东身份下注,把财政资金变成企业股权。
后来的结果是:退出与分红据估算实现超140亿元帐面收益,显示面板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合肥从家电生产基地变成了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每一笔投资退出后的收益,又反哺下一轮产业布局,长鑫存储、蔚来汽车,都是在这个循环中陆续完成投资。
政府角色从“地主”变成了“投资人”。土地财政的逻辑是“以地引资”:政府出让土地,企业拿地建厂,政府获得出让收入和后续税收。股权财政的逻辑是“基金招商”:政府以股东身份下注,企业获得资本和产业资源,政府获得股权增值、税收和就业。
合肥之外,深圳以深创投为核心,受托管理政府引导基金近1600亿元,投资项目1700余个,助推274家企业上市;苏州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基金体系,从天使轮到成长期到成熟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基金组合。
这些城市的共同点是:财力雄厚、产业基础好、专业人才充足,有能力在风险与收益之间找到平衡。
填不上的缺口
但章逸飞博士也指出了另一面:股权财政的整体经济拉动力,远不及与房地产相连的土地财政,且难以覆盖公益性投资。
换言之,它更多是锦上添花,很难雪中送炭。
中国政府的预算体系有“四本账”。第一本是一般公共预算,主要靠税收;第二本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大头是土地出让收入,也就是“卖地收入”。
外界经常把目光放在这第二本账上,因为它曾经是地方政府最充裕的钱袋子。但在房地产持续萎缩的情况下,这部分收入连年下降,其中八成以上是土地出让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也因中央对地方债的严控而受到限制。
卖地的钱少了,借钱的路也窄了,地方政府的目光于是转向了第三本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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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张雪机车,2024年4月才注册,紮根重庆,创始人张雪曾一度四处筹措700万元(103万美元),垫付员工工资。而摩托车,一个又小又老的赛道,在多数创投机构眼里,是一个避之不及的高风险标的。
但浙江省政府主要出资成立的省属国企“浙创投”领投了它的A轮,投后估值10.9亿元人民币。
两个月后,法国车手驾驶张雪机车的赛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中量级组别中力压欧美日品牌夺冠,领先优势近4秒——中国摩托车企业首次在这项赛事中登顶,此后更是拿下六个分站赛冠军。
张雪机车一夜破圈,浙创投也跟着出了名。舆论的惊讶不在于一家企业拿了融资,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趋势,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从“卖地”转向“做股东”。
这不是一个孤例。中国土地出让收入连年下滑,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21万亿元,增速-12.2%,而土地出让金占其中八成以上。卖地的钱越来越少,地方政府的目光,正在从土地转向股权。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章逸飞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将其概括为:土地财政退潮下,地方由“以地引资”转向“基金招商”的被动探索。
换言之,地方政府正在从“卖地者”变成“投资者”,从“地主”变成“股东”。但这场转身并不那么容易。
从“卖地”到“做股东”
学者章逸飞将股权财政的优势概括为“可持续与机制转变”。
土地财政是一次性出让、不可再生,卖一块少一块;股权财政是循环投资,可增值退出再投入。更关键的是,财政资金可以撬动社会资本,培育产业、重塑税基,并能为高研发风险的领域分担风险。
安徽合肥是最常被提起的例子。2008年,当地家电产业正受制于“缺屏”之痛,显示面板依赖进口,整条产业链受制于人。合肥市政府决定:投资彼时低迷的京东方,当时它还是中国显示屏制造巨头,现在则是显示屏出货量的全球第一。
这不是“卖地引资”,政府不是出让一块地等企业来建厂,而是以股东身份下注,把财政资金变成企业股权。
后来的结果是:退出与分红据估算实现超140亿元帐面收益,显示面板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合肥从家电生产基地变成了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每一笔投资退出后的收益,又反哺下一轮产业布局,长鑫存储、蔚来汽车,都是在这个循环中陆续完成投资。
政府角色从“地主”变成了“投资人”。土地财政的逻辑是“以地引资”:政府出让土地,企业拿地建厂,政府获得出让收入和后续税收。股权财政的逻辑是“基金招商”:政府以股东身份下注,企业获得资本和产业资源,政府获得股权增值、税收和就业。
合肥之外,深圳以深创投为核心,受托管理政府引导基金近1600亿元,投资项目1700余个,助推274家企业上市;苏州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基金体系,从天使轮到成长期到成熟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基金组合。
这些城市的共同点是:财力雄厚、产业基础好、专业人才充足,有能力在风险与收益之间找到平衡。
填不上的缺口
但章逸飞博士也指出了另一面:股权财政的整体经济拉动力,远不及与房地产相连的土地财政,且难以覆盖公益性投资。
换言之,它更多是锦上添花,很难雪中送炭。
中国政府的预算体系有“四本账”。第一本是一般公共预算,主要靠税收;第二本是政府性基金预算,大头是土地出让收入,也就是“卖地收入”。
外界经常把目光放在这第二本账上,因为它曾经是地方政府最充裕的钱袋子。但在房地产持续萎缩的情况下,这部分收入连年下降,其中八成以上是土地出让金。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也因中央对地方债的严控而受到限制。
卖地的钱少了,借钱的路也窄了,地方政府的目光于是转向了第三本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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