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人、2600所、76% 报告揭中国看守所虐待问题
数字背后：50万人、2600所、76%的暴力--新报告揭示中国看守所普遍存在虐待问题https://t.co/7roCnULAnE—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June 18, 2026
资料照片：中国警察在新疆大阪城乌鲁木齐第三拘留所前站岗。(2021年4月23日)
每年有逾50万人在中国的看守所度过等待审判的漫长时光。他们分布于全国2600多所羁押设施，平均羁押期长达六个月，部分政治案件更延续数年。一份本周发布的调查报告以数字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处境：76%曾遭受暴力，73%被阻止会见律师，24%在数月乃至数年的关押期间几乎从未走出室外。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6月16日发布报告《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对84名曾遭羁押的中国公民及外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涵盖中国19个省或直辖市、至少58处场所。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所揭示的虐待与恶劣处境，并非个别设施的孤立现象，而是具有系统性与普遍性。
“这份报告想要填补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信息缺口，”保护卫士中国事务主任劳拉·哈斯(Laura Harth)在接受美国之音(VOA)采访时表示。“自习近平执政以来，许多曾经公开可查的信息被陆续下架，被定性为国家机密。尽管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我们掌握的信息却越来越少。”
美国之音就报告内容向中国驻美大使馆寻求置评，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73%：律师成为第一道门槛
对于许多被羁押者而言，与外界的第一道联系--律师--往往在踏入看守所前便已被切断。这份报告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
阻挠的方式多种多样。报告记录了警方以虚假姓名登记被羁押者信息、令律师无从查找当事人下落的情况；也有警方向当事人施压，迫使其解聘自行委任的独立律师，改由听命于当局的值班律师代替。即便律师最终获准会面，实质障碍依然存在——被羁押者被固定于审讯椅上无法自由移动，或由铁栏将双方隔开，令律师难以让当事人清晰阅览案卷文件。
“律师会见难，是中国刑事辩护的一个老问题了，”长期研究中国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学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滕彪告诉美国之音。“经过一些改革，比90年代之前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案件、人权案件或政治性案件里，阻挠情况更为严重。”
滕彪指出，律师会见受阻对有效辩护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律师无法及时见到当事人，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保护其程序性权利，对于在法庭上进行有效辩护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铁窗之后》的报告亦强调，即便阻止律师会见在某些情形下合乎中国现行法律，这一做法仍在国际法框架下难以成立。根据联合国相关人权准则，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不得设定任何例外。报告指出，中国法律允许当局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完全剥夺当事人的律师会见权，而这恰恰与国际规范直接抵触。
报告中一名受访者表示，刚被关押的头几个月，根本不被允许见律师；另一名受访者则反映，其律师始终未获准查阅庭审中的关键证据。
76%：暴力来自三个方向
报告记录的暴力，来自看守所内三类不同施暴者：警察与审讯人员、管教人员以及被称为“牢头狱霸”的在押人员头目。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上述三类施暴者中至少一类的暴力对待。
一名受访者描述了警方审讯期间所受的对待：“他们给我戴上头套，用点燃的香烟烫我的腿，在审讯时击打我的腰部。”另一名受访者回忆起绝食抗议期间被强制灌食的经历，写道自己被“大字型扣在铺板上”，被“野蛮灌输”，审讯人员“强行撬开牙齿，插入塑料管子”，并因此“被开口器翘掉两颗门牙”。
与此同时，76%的受访者表示曾与“牢头狱霸”同仓。滕彪指出，牢头狱霸并非在押人员之间的自发现象，背后往往有看守所方面的默许乃至主动安排。“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没有看守所领导的默许或直接安排，想当牢头狱霸是不太可能的。”
他进一步解释，牢头狱霸的存在与看守所承担辅助侦查职能密切相关：“看守所利用牢头狱霸来获取对侦查有用的情报和线索。所谓‘特勤人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耳目’，他们本身也是被关押人员，但同时为公安机关提供情报。”
劳拉则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结构性缺陷。她表示，在保护卫士的调查访谈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议题。牢头狱霸被赋予了管控其他被羁押者的非正式权力，通过恐吓和身体暴力维持所谓的'纪律'。“显然，这种制度不仅严重违反法律和法律标准，而且一旦这些人被赋予过多权力--甚至任何权力--就极易滋生滥用职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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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中国警察在新疆大阪城乌鲁木齐第三拘留所前站岗。(2021年4月23日)
每年有逾50万人在中国的看守所度过等待审判的漫长时光。他们分布于全国2600多所羁押设施，平均羁押期长达六个月，部分政治案件更延续数年。一份本周发布的调查报告以数字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处境：76%曾遭受暴力，73%被阻止会见律师，24%在数月乃至数年的关押期间几乎从未走出室外。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6月16日发布报告《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对84名曾遭羁押的中国公民及外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涵盖中国19个省或直辖市、至少58处场所。报告指出，调查结果所揭示的虐待与恶劣处境，并非个别设施的孤立现象，而是具有系统性与普遍性。
“这份报告想要填补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信息缺口，”保护卫士中国事务主任劳拉·哈斯(Laura Harth)在接受美国之音(VOA)采访时表示。“自习近平执政以来，许多曾经公开可查的信息被陆续下架，被定性为国家机密。尽管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我们掌握的信息却越来越少。”
美国之音就报告内容向中国驻美大使馆寻求置评，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73%：律师成为第一道门槛
对于许多被羁押者而言，与外界的第一道联系--律师--往往在踏入看守所前便已被切断。这份报告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曾被阻止会见律师。
阻挠的方式多种多样。报告记录了警方以虚假姓名登记被羁押者信息、令律师无从查找当事人下落的情况；也有警方向当事人施压，迫使其解聘自行委任的独立律师，改由听命于当局的值班律师代替。即便律师最终获准会面，实质障碍依然存在——被羁押者被固定于审讯椅上无法自由移动，或由铁栏将双方隔开，令律师难以让当事人清晰阅览案卷文件。
“律师会见难，是中国刑事辩护的一个老问题了，”长期研究中国人权与刑事司法的学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滕彪告诉美国之音。“经过一些改革，比90年代之前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案件、人权案件或政治性案件里，阻挠情况更为严重。”
滕彪指出，律师会见受阻对有效辩护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律师无法及时见到当事人，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保护其程序性权利，对于在法庭上进行有效辩护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铁窗之后》的报告亦强调，即便阻止律师会见在某些情形下合乎中国现行法律，这一做法仍在国际法框架下难以成立。根据联合国相关人权准则，获得法律协助的权利不得设定任何例外。报告指出，中国法律允许当局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完全剥夺当事人的律师会见权，而这恰恰与国际规范直接抵触。
报告中一名受访者表示，刚被关押的头几个月，根本不被允许见律师；另一名受访者则反映，其律师始终未获准查阅庭审中的关键证据。
76%：暴力来自三个方向
报告记录的暴力，来自看守所内三类不同施暴者：警察与审讯人员、管教人员以及被称为“牢头狱霸”的在押人员头目。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上述三类施暴者中至少一类的暴力对待。
一名受访者描述了警方审讯期间所受的对待：“他们给我戴上头套，用点燃的香烟烫我的腿，在审讯时击打我的腰部。”另一名受访者回忆起绝食抗议期间被强制灌食的经历，写道自己被“大字型扣在铺板上”，被“野蛮灌输”，审讯人员“强行撬开牙齿，插入塑料管子”，并因此“被开口器翘掉两颗门牙”。
与此同时，76%的受访者表示曾与“牢头狱霸”同仓。滕彪指出，牢头狱霸并非在押人员之间的自发现象，背后往往有看守所方面的默许乃至主动安排。“在中国这样的制度下，没有看守所领导的默许或直接安排，想当牢头狱霸是不太可能的。”
他进一步解释，牢头狱霸的存在与看守所承担辅助侦查职能密切相关：“看守所利用牢头狱霸来获取对侦查有用的情报和线索。所谓‘特勤人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耳目’，他们本身也是被关押人员，但同时为公安机关提供情报。”
劳拉则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结构性缺陷。她表示，在保护卫士的调查访谈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议题。牢头狱霸被赋予了管控其他被羁押者的非正式权力，通过恐吓和身体暴力维持所谓的'纪律'。“显然，这种制度不仅严重违反法律和法律标准，而且一旦这些人被赋予过多权力--甚至任何权力--就极易滋生滥用职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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