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加劇競爭?"高考神話破滅"下的中國青年
來自東北的詩雨初中曾因成績壓力，度過壹段痛苦時期，“到高壹的時候就稍微有點生病了，然後他們（家長）可能有感覺到不能太高壓”。如今她的想法是“船到橋頭自然直”，“大家出路都差不多，所以我就也沒那麼特別的拚命吧”。
深圳壹名復讀生楊同學從小的認知也是“要內卷，要狠狠學習”，甚至曾被爸爸特地帶去深圳龍華的叁和人才市場，看那裡打零工、領日薪、吃廉價掛面度日的人處境。楊同學記得父親的提醒：“這個社會是在極其嚴厲地懲罰那些不願意讀書與讀不成書的人。”
因為讀了不擅長的理科，楊同學的高壹生活在家長的高度期待和自我的極度內耗之中度過：“很想學好，但就是不會，而他們的壓力又讓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那壹年我非常痛苦。”無法忍受這種生活的楊同學，曾經選擇放縱，高考成績幾乎是全校墊底，最終照家裡的意思復讀。
復讀這壹年來，楊同學看到同屆的朋友上大學，許多人渾渾噩噩，“高考並沒有讓他們改變人生飛黃騰達”。反而那些沒念高中、去念中專的人，有的創業成功，有的自行求職，“也能過得很瀟灑”；楊同學表示：“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比我好得多。”
少子化讓高考壓力不減反增
跟前壹年相比，今年的高考報考人數減少了45萬人，這已經是連續第贰年下跌。不過，這並不是單純由少子化導致的結果。
今年的考生是2007至2008年出生的壹代，那時候中國出生人口還沒有顯著下滑。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大約有20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1500多萬至1700多萬上下浮動，直到2019年才開始壹路降低，去年落到僅有792萬。
學者劉燁說，考生減少較有可能的解釋是“復讀”的人變少。“這也不應被誤解為中國年輕人更不重視高考的信號。我認為，大學名額增多，也代表更多學生能在第壹次就考上，所以復讀的人就比較少。”
即使是出生率大幅下降之後的時代，也不代表高考競爭會比較不激烈。劉燁判斷，家長反而可能更集中資源與心力在孩子身上，讓壓力不減反增。
Yulia對政府和整個社會拋出質問：“我們吃飯要狼吞虎咽，不然晚自習會遲到扣分，調休只調不休，大家都在超負荷運轉。大家都在努力往上爬，可是好像忘記了總有人要在腳底下被踩著，為什麼不可以輕松壹點，所有人都可以到山頂上呢？”
壓力的出口與青年發聲
不同於往年的高考，今年有幾段“插曲”格外引發輿論關注。
多家媒體報道，壹名山東考生在步出考場接受媒體采訪時，對社會議題公開“喊話”，她主張應將“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8歲”。在中國，“性同意”、或稱“合意性交”的法定年齡是14歲，但部分民眾認為這個門檻太低。
隨著話題發酵，不少網友贊許高中生有想法、敢於表態；然而，在微博、抖音上，影片卻被刪除下架，甚至傳出這個學生被“開盒”（意指個資被揭露、起底），引發更多爭議。
學生公開表達意見能帶來的實質效果有限，但中國的年輕人沒有停止探問與發聲。學者的研究也關注到年輕女性扮演的角色。劉燁觀察指出，相較男性同儕，女性明顯更在意社會正義，也有越來越多人反抗父權體制下的婚育期待。
劉燁表示：“如果說高考所承諾的功績主義已經消退，那麼最迫切追問要用什麼來取而代之的人，正是中國的年輕女性。我可以大膽斷言，中國的未來就掌握在她們手中。”
談到高考生的喊話，Yulia形容她感到“很悲哀”，“連民生問題，都要讓壹群還沒有完全步入社會的高考考生來說出來”。她曾想過以後要成為政治家，又覺得自己“太微小，改變不了什麼”，甚至因當前的中國感到“政治抑郁”。
雖然未來還很遙遠，但Yulia期待自己可以到國外念研究所。“我還是想努力生活的，每個人都發壹點聲，改變壹下社會環境，”她說。
文中受訪者陳宇、小梨、楊同學、詩雨、Yulia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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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深圳壹名復讀生楊同學從小的認知也是“要內卷，要狠狠學習”，甚至曾被爸爸特地帶去深圳龍華的叁和人才市場，看那裡打零工、領日薪、吃廉價掛面度日的人處境。楊同學記得父親的提醒：“這個社會是在極其嚴厲地懲罰那些不願意讀書與讀不成書的人。”
因為讀了不擅長的理科，楊同學的高壹生活在家長的高度期待和自我的極度內耗之中度過：“很想學好，但就是不會，而他們的壓力又讓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那壹年我非常痛苦。”無法忍受這種生活的楊同學，曾經選擇放縱，高考成績幾乎是全校墊底，最終照家裡的意思復讀。
復讀這壹年來，楊同學看到同屆的朋友上大學，許多人渾渾噩噩，“高考並沒有讓他們改變人生飛黃騰達”。反而那些沒念高中、去念中專的人，有的創業成功，有的自行求職，“也能過得很瀟灑”；楊同學表示：“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比我好得多。”
少子化讓高考壓力不減反增
跟前壹年相比，今年的高考報考人數減少了45萬人，這已經是連續第贰年下跌。不過，這並不是單純由少子化導致的結果。
今年的考生是2007至2008年出生的壹代，那時候中國出生人口還沒有顯著下滑。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大約有20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1500多萬至1700多萬上下浮動，直到2019年才開始壹路降低，去年落到僅有792萬。
學者劉燁說，考生減少較有可能的解釋是“復讀”的人變少。“這也不應被誤解為中國年輕人更不重視高考的信號。我認為，大學名額增多，也代表更多學生能在第壹次就考上，所以復讀的人就比較少。”
即使是出生率大幅下降之後的時代，也不代表高考競爭會比較不激烈。劉燁判斷，家長反而可能更集中資源與心力在孩子身上，讓壓力不減反增。
Yulia對政府和整個社會拋出質問：“我們吃飯要狼吞虎咽，不然晚自習會遲到扣分，調休只調不休，大家都在超負荷運轉。大家都在努力往上爬，可是好像忘記了總有人要在腳底下被踩著，為什麼不可以輕松壹點，所有人都可以到山頂上呢？”
壓力的出口與青年發聲
不同於往年的高考，今年有幾段“插曲”格外引發輿論關注。
多家媒體報道，壹名山東考生在步出考場接受媒體采訪時，對社會議題公開“喊話”，她主張應將“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8歲”。在中國，“性同意”、或稱“合意性交”的法定年齡是14歲，但部分民眾認為這個門檻太低。
隨著話題發酵，不少網友贊許高中生有想法、敢於表態；然而，在微博、抖音上，影片卻被刪除下架，甚至傳出這個學生被“開盒”（意指個資被揭露、起底），引發更多爭議。
學生公開表達意見能帶來的實質效果有限，但中國的年輕人沒有停止探問與發聲。學者的研究也關注到年輕女性扮演的角色。劉燁觀察指出，相較男性同儕，女性明顯更在意社會正義，也有越來越多人反抗父權體制下的婚育期待。
劉燁表示：“如果說高考所承諾的功績主義已經消退，那麼最迫切追問要用什麼來取而代之的人，正是中國的年輕女性。我可以大膽斷言，中國的未來就掌握在她們手中。”
談到高考生的喊話，Yulia形容她感到“很悲哀”，“連民生問題，都要讓壹群還沒有完全步入社會的高考考生來說出來”。她曾想過以後要成為政治家，又覺得自己“太微小，改變不了什麼”，甚至因當前的中國感到“政治抑郁”。
雖然未來還很遙遠，但Yulia期待自己可以到國外念研究所。“我還是想努力生活的，每個人都發壹點聲，改變壹下社會環境，”她說。
文中受訪者陳宇、小梨、楊同學、詩雨、Yulia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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