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有创新精神,中国经济为何还是一团糟
国家级通信实验室也在附近建立了一座先进研究中心。
过去十年，当地政府推动传统铜产业转型升级，为新兴科技企业生产高端零部件。鹰潭的技术布局开始见到成效。2025年，鹰潭人均GDP已超过省会南昌，而十年前它的人均GDP还比省会低四分之一。
不过，房地产低迷和地方政府自2010年代初积累的大量债务，依然拖累着当地经济。
这两个世界看似相距甚远，却在中国许多地方并存，也共同构成了整个中国经济的现实。
高盛预计，到2029年，高端制造业每年将稳定贡献约1个百分点的实际GDP增长。但房地产行业崩塌带来的拖累同样还将持续数年。
房地产危机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拉低了约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
近年来，中国经济明显放缓，始终未能完全摆脱新冠疫情封控措施带来的冲击和后遗症。持续三年的工业品价格通缩直到今年3月才结束，而结束的原因并非需求复苏，而是美国与伊朗战争引发的油价上涨推高了国内能源价格。
中国工厂正在大规模生产先进电动车并出口海外，但中国消费者却因疫情和房地产危机留下的阴影，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带来的不安全感，而不愿增加支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安远远指出，现代经济史上从未有哪个大型国家一边全力押注高端科技投资，一边同时应对经济放缓和地方债务危机。
未来几年，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冲击虽然会逐渐减弱并最终消失，但新的增长引擎同样十分脆弱，已经面临电动车需求减弱、长期贸易战以及能源危机等多重考验。
尽管如此，习近平仍在押注新的增长模式能够在旧模式彻底崩塌前迅速接棒。
这是一场高风险赌博。
旧增长模式最初形成于中国沿海地区，随后扩散到内陆。
东部发达地区的工厂雇佣来自内陆的低收入农民工，而这些农民工由于无法在大城市获得户籍，往往把收入投入家乡房地产市场。
在持续二十年的房地产繁荣时期，即便最小的县城也建起大量高层住宅。每年有数千万建筑工人为此工作，大量消耗低端工业产品。高速铁路也延伸到了最贫困的县域。
这一切投资都依赖地方政府举债。
有统计显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达到约6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43%。相比之下，美国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仅为12%。
最贫困地区往往最依赖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大规模建设住房、公路和桥梁。
这种模式让西南部贵州省拥有令人惊叹的基础设施，包括世界最高桥梁——高达626米的花江峡谷大桥。但与此同时，当地也背负了难以偿还的巨额债务。
这些昂贵的公共工程至今几乎没有产生足够收入来偿还债权人。
如今，投资正集中流向范围更窄、增长更快的创新产业。
习近平每次提出新的科技目标，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核聚变能源等领域实现全球领先，全国数百座城市都会迅速响应，投资相关项目。
过去12年，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累计募集资金约6870亿元。
政府背景基金管理机构掌握的资金规模去年增至近4000亿元，比2024年增加75%。
去年12月，中国又成立规模1000亿元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投资航空航天、半导体、脑机接口和量子技术。
许多地方政府，包括小城市，也开始利用财政收入和地方国企资金设立类似基金。
各地纷纷建设“高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创新企业。
斯坦福大学的让·奥伊表示，这些科技企业被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够创造税收收入，帮助地方政府摆脱债务困境。
在等待属于自己的“DeepSeek时刻”期间，中央政府则不断放宽债务偿还要求，为地方政府争取时间。
有时，这种模式确实能取得成功。
北京、杭州、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拥有吸引人才和资本的能力。预计全国约70%的人工智能投资将流向这四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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