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厂里的民主实验:工厂里的26张反对票
工厂里的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刘伟伟的镜头和工厂的监控摄像头重叠了。他成了工厂里一个移动的监控摄像头。他一进车间，本来闲聊的工人立刻闭嘴，手上的动作也加快了。他拍管理层开生产会，大家轮流发言，彬彬有礼。黄姐说：“平时都是要吵架的，恨不得把笔丢出去。现在大家都变得很民主。”
工厂的监控只关注生产劳动，监控摄像头刘伟伟却侵入了工人的私人生活。他拍工人怎么吃午饭。一半的工人去园区外的快餐店吃饭，汤粉，炒粉，猪脚饭，粿条汤，几乎没人吃饭超过15块钱。另一半人带饭，他拍大家排着队用微波炉。拍女工的午饭，炒青菜铺在米饭上面，酱色菜汤浸湿米饭。
午休时间，工厂熄灯，机器的声音也停了。昏暗中，有人趴在工位上睡，有人垫些纸皮，躺在机器空隙的地上睡。刘伟伟统计了想躺着午休的工人名单，自掏腰包买了折叠床。与之交换，他找了使用过床的工友们，讲他们午休时做的梦。
他随身揣着三包玉溪，见哪个工人抽烟，就上去递两根，问几个问题：今天过得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他搞明白了很多工友的“黑话”，比如“两箱油”代指轿车。工友们大多住工厂宿舍和厂边的城中村，有车的一年只烧两箱油，一趟回家，一趟返厂。
他对工资也感兴趣，他问工人：你每个月挣多少钱，工资够不够花，花在哪儿？
刘伟伟天天和工友一块上班，一块加班，中秋节一起过，年也一起过。吃完年饭唱K，他拍下了她们唱歌跳舞的样子，拍下他们喝醉的样子。过节时工友会把孩子带进厂里，他拍下小朋友们的脸。
他在工厂的拍摄越来越轻松，越来越熟练，但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2025年4月，他整理硬盘时，一计算，素材积累到了22TB，约等于两万两千多GB的影像内容。这些视频素材里面的内容，几乎包含了所有聚鑫员工，除了上厕所以外在工厂所有场景的身影。他播放视频素材，看到工人们的手，缠着绷带的手指，手指上的伤痕；看到他们的脸，一张一张清晰的脸。
这张脸可能会进入影院，进入IMAX影厅的大银幕。它会被巨大化。油光、眼屎、头皮屑、吐沫星子，会变成观众面前巨大的细节。
电脑前的刘伟伟感到恐惧。这不是“注视”，甚至不是“凝视”，刘伟伟冒冷汗了，“这是剥削。”
中午12点到1点半是午休时间，挑修组的工人吃完饭后趴在桌上休息
错位
刘伟伟把这件事定义为一场“拍摄事故”。在他看来，问题有两层：一层关于伦理，封闭工厂里，工人很难自由离开工位，也很难自由拒绝镜头，摄像机对人造成了心理上和空间上的压迫；另一层关于法律，如果工人并未在充分知情和自愿同意的基础上被拍摄，清晰可辨的脸、身体、声音和生活细节就涉及侵犯了工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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