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厂里的民主实验:工厂里的26张反对票
“普通工人为了自己的肖像权搞一次投票，可能是很少见的事”。
艺术家刘伟伟在深圳一家工厂里拍了一部纪录片。拍到400多天、积累了22TB素材后，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镜头已经越过了最初的拍摄对象，记录下大量工人的脸、手、工作、吃饭、午休和聊天。拍摄经过了厂长特许，但工人们并没有明确允许他的拍摄。当然，他们也没有拒绝他的拍摄。
怎么办？刘伟伟决定发起一场投票：由被拍摄的工人来决定，这些已经拍下来的素材，能不能继续被制作成纪录片。
2025年6月15日，聚鑫工厂101位员工参与了投票。投票前有公示、讨论、答疑；投票当天，每位员工核验身份、领取投票卡，匿名投票。深圳公证处到场监督并记录流程，两位律师和一位纪录片导演向工人说明相关权利、传播路径和潜在后果。
艺术家理解的投票，关乎纪录片拍摄制作的伦理，法律界限，也关乎公民的权利。但在工厂，投票变成了另一件事。当权利被郑重地交到工人手中，他们会怎样理解并使用它？
珍贵的一票
2025年6月15日早上8点，投票即将开始。
投票地点在聚鑫工厂车间，有101位员工到场。工友们有的很新奇，溢出仿佛做坏事前的偷笑。有的一脸倦容揉着眼睛。几名30岁左右的女工排队时亲昵地打闹着，窃窃私语，你打我一拳，我点你一下。领到投票卡的，有人皱着眉头读，有人头凑在一起讨论，有人把投票卡当扇子扇风。
艺术家刘伟伟告诉工人，自己在这里拍了400多天，积累了22TB素材，“除了你们睡觉、上厕所没拍，基本你们生活中所有的细节我都拍下来了。”
“我打算把我拍摄的视频素材做成一个纪录片。相当于我前面400多天买了很多金属粉末，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把它加工成金属零件了。一旦加工成零件，意味着它会进入更大的市场。你们的脸，你们的身影，你们的信息，是有可能放在公众场合的……我想征求厂里所有人的意见，你们同不同意我把这拍了400多天的素材，转化成为公开的、公共的纪录片。”
刘伟伟发言结束，大家笑容敛起，没人说话。
深圳公证处的两位工作人员一早到了聚鑫工厂。他们穿着白衬衫西裤，胸前挂着深圳公证处工作牌。工友拿着身份证，展示给公证人员，人和证件核实无误后，交上身份证复印件，签字，领取一根笔和一张投票卡。另一个公证员架起摄像机，监督并拍摄下领取投票卡的过程。
公证员凑在刘伟伟身旁，低声说：“我们做投票的，你们这种，很少看到过。村里面，村政府，选举那些我们做的比较多一些。”
接下来是民事律师张奇发言，他被请来解释什么是肖像权和隐私权。张奇第一句话就给刘伟伟定了性：“我来介绍刘伟伟在拍摄过程中有可能侵害到大家人格权相关的法律问题。”
张奇说，肖像权不只是正脸，只要别人能通过视频辨认出你，就是你的肖像。工厂不是公共场所，公开使用工人的影像，原则上需要明确同意。工作、吃饭、休息、聊天、和家人打电话，都涉及隐私。
他说，刘伟伟和工厂领导一起问工友同意不同意，工友考虑到工作，只能说同意——这是非自愿的同意。公开投票的意义，就是希望大家不受外界影响，做出自己内心真实、主观的判断。
最后，张奇提醒大家，哪怕今天投票通过了，大多数人都同意刘伟伟将素材制作成纪录片，后期制作中，每个人仍然有权提出异议，比如要求删掉自己的画面、打码，或者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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