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石刻記錄秦始皇絕密任務 專家:宛如引爆核子
看到董珊的質疑，劉釗驚出壹身冷汗。
壹位是北京大學教授，壹位是復旦大學教授，關於壹塊石頭，兩位古文字學家各執己見。那是青海瑪多縣海拔4300米高原上的壹塊石頭，刻著37個篆書文字，2025年6月時公之於世，引發軒然大波。劉釗贊同這是壹塊秦朝石刻，董珊則提出，第壹個字就寫錯了。
董珊說，根據秦朝“書同文”後的統壹規范，“皇”字上面的“白”字，中間壹橫應該懸空，不與左右相接。而石刻中的“皇”，與今天的寫法近似。
作為古文字學家，劉釗當然知道這條規范，但是否會有例外？“如果他說得對，我就要重新站隊。”時隔近壹年，劉釗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在存世的秦代石刻裡，“昆侖石刻”是壹個異類。秦始皇統壹天下後，數次出巡，在全國立下柒處刻石，原物幾乎都已毀壞湮滅，現存於世的只有山東岱廟的泰山刻石殘塊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琅琊台刻石殘塊，均殘斷嚴重，文字漫漶。而“昆侖石刻”完全不同。它不是秦始皇出巡時所立，而是皇帝派遣的壹位伍大夫，在執行采藥任務途中留下的私人記錄。
就是這37個字，記錄了壹個史書上從未記載的歷史瞬間。壹個被秦始皇派出執行絕密任務的使者，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臨時起意，刻下自己的使命，隨即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約2200年後，這塊石頭被後人發現，引發壹場喧騰的學術爭鳴，眾網民也喧嘩其間。近日，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出版《發現“昆侖石刻”》壹書，首次完整講述了這場爭鳴的始末。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正射影像圖 圖/國家文物局
石刻線描圖
“宛如引爆壹顆原子彈！”
“昆侖石刻”的發現，並非刻意搜尋所得，而是來自壹場田野調查的意外收獲。
青海瑪多縣，平均海拔4300多米，在青藏高原並不算高，但帶給人的高原反應卻非常強烈，有“鬼門關”之稱。瑪多縣的鄂陵湖、扎陵湖壹帶，河湖共存，是黃河源頭所在。2020年7月，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侯光良帶領團隊來到這裡，考察黃河源區。
出發前他心裡拿不准，時至今日，穿行於214國道的游客都不願夜宿在這裡，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會有古代人類活動遺跡嗎？
7月5日，天氣晴好，考察團隊向扎陵湖北岸進發。他們很快在湖岸發現了細石器遺存，信心陡增。團隊擴大調查范圍，隨後在北岸緩坡上發現了石棺葬，這種葬俗流行於距今叁千年左右的青銅時代。
車輛繼續前行。壹塊巨大且突兀的岩石，在平緩的草地上格外顯眼。高原腹地常能見到岩畫，侯光良心想：地勢如此特殊，會不會有岩畫？走近壹看，壹塊半橢圓形岩石上，果然浮現出彎彎曲曲的線條。他仔細辨認，不是岩畫，竟是壹面篆字石刻，起首第壹個字，赫然是篆書“皇”字。
“這太震撼了，宛如引爆壹顆原子彈！”侯光良後來追憶道，“腦袋壹下子暈了，似乎失去意識，整個人幾乎都處於極度亢奮狀態。”
侯光良將石刻記錄下來，上報相關部門，但石刻的真實身份，並未立即揭曉。
3年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受瑪多縣有關部門邀請，調查壹處被盜嚴重的吐蕃時期遺址，隨後在附近考察時，在當地工作人員的帶領下見到這處刻石。根據“己卯”以及秦篆字體，他逐漸判斷出，這是壹處秦朝刻石。
2025年6月8日，仝濤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公布了這壹發現，指出這是秦始皇遣使采藥的直接證據。他在文中首次公布了識讀結果：“皇帝／使伍／大夫臣翳／將方士／采樂昆／陯翳以／廿六年叁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壹百伍拾／裡。”
仝濤解讀刻字：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伍大夫翳率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長生不老藥，於叁月己卯日到此，再前行約壹百伍拾裡（到達此行終點）。他判斷，這是秦始皇統壹中國後唯壹仍存於原址的刻石，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壹處秦刻石，實證了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
壹石激起千層浪。“秦始皇”“采藥昆侖”“長生不老”……這些充滿傳說色彩的字眼自帶流量，不僅學界立即展開討論，相關話題也迅速登上網絡熱搜，引發網民熱烈參與。
壹段熱鬧非凡的戲劇性歷程，由此開啟。
調查工作現場 圖/國家文物局
“壹眼假”與“壹眼真”
首先激起的聲浪，是強烈的質疑，在文章發布當天便洶湧而來。有網絡粉絲數量頗多的學者措辭犀利，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判定為造假。
隨後，壹些更為冷靜的聲音，提出了石刻文字中的疑點。比如，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叁月沒有己卯日，歷法對不上；“采藥”不見於西漢之前的文獻，秦代或許沒有這個固定詞……也有公眾質疑：秦朝西部邊境在甘肅臨洮附近，石刻位置已在國境之外，秦使為何能夠前往？
參與討論的學界人物，先是歷史、古文字專業學者，緊接著，各學科的專業人士都參與進來。就在幾乎壹邊倒地宣判昆侖石刻可疑時，壹個不壹樣的聲音出現了。
聲音出自復旦大學教授劉釗。作為古文字學界的權威學者，劉釗第壹時間收到了大量的咨詢。經過對網傳照片壹天多的研究，6月10日，劉釗就發了條朋友圈，初步支持昆侖石刻的真實性。此後，他兩次在“古文字微刊”公眾號中發表文章，從古文字角度給出詳細論證。
劉釗的觀點雖然有力，成為彼時最具專業性的聲音，但並未壹錘定音，反而引發大量商榷。“我正反兩方的意見都看，隨時可以改變立場。我要是錯了，必須承認。”劉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隨即，真有壹個頗具分量的反對意見出現了。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專家董珊指出，石刻中第壹個字“皇”字，寫法有問題。他說：“據裡耶簡《更名方》，統壹文字之後的皇字‘白’形之橫畫，與邊框不連，作懸中壹短橫。這件青海石刻……與規定寫法明顯不同。”董珊對照迄今所見的真偽無疑的秦刻銘，“皇”都遵循規定，沒有例外。他認為這反映秦統壹文字後，在字體上具有相當的嚴格性。
這個質疑極其專業且精准，劉釗也拾分重視：“不得不說，董珊先生的意見，是迄今為止疑偽意見中最高級的質疑。”董珊曾跟劉釗攻讀碩士學位，有師生之誼，但是遇到學術問題，就沒有了師生之別，唯以學術為依歸。
隨後，經過仔細研究，劉釗找到幾個例外。比如出土於西安的高奴銅石權，以及國家博物館館藏的始皇詔拾六斤銅權等，“皇”字有時寫作舊字形，甚至同壹篇銘文中，“皇”字新舊字形並用。在湖北雲夢縣出土的龍崗秦簡中，他找到與昆侖石刻中“皇”字壹模壹樣的寫法，該簡牘的時代已到秦末。
劉釗對此解釋：秦的“書同文”政策是循序漸進推行，並非壹蹴而就，除皇帝詔書外，民間執行並不嚴格。而昆侖石刻是伍大夫翳帶有“到此壹游”性質的私人刻畫，出現不規范的書寫，可以理解，並不能作為疑偽的鐵證。這壹解釋，得到了董珊的贊同。
如今談及對昆侖石刻的感受，劉釗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最初是壹種直覺：“壹眼真。”從字體到文本，讓他油然而生熟悉之感，“看慣了這些字，也對秦漢時期的文本比較熟悉，我覺得壹定是真的”。
左圖：劉釗制作的昆侖刻石文字與秦漢字體對照表 圖/古文字微刊
右上圖：《發現“昆侖石刻”》，劉釗著 圖/受訪者提供
右下圖：秦篆“皇” 圖/國家文物局
在劉釗看來，造假這樣壹篇文獻，難度極高。他舉了壹個例子：石刻中以“到”字表示抵達，而非古文中更常用的“至”。語言學界此前普遍認為，“到”替換“至”，發生在唐宋時期。昆侖石刻發現後，語言學者最新研究認為，“到”對“至”的替換早在秦代口語中就已基本完成。
“這個研究是在昆侖刻石發現之後才開始的，如果是造假的話，這個人居然都能預先在學界研究之前，就知道秦代喜歡用‘到’不用‘至’？那這個人是什麼水平？這不可想象。”劉釗說。
眾聲喧嘩：
社交網絡時代的疑古狂歡
社交網絡助推了昆侖石刻的討論，熱度之高在劉釗記憶中歷史罕見。能相提並論的，或許只有拾幾年前的曹操墓真假之爭。
質疑者分成幾類。最外圍的是“經驗主義者”，他們憑借個人經驗斷言，昆侖石刻是電鑽刻的。劉釗不客氣地回應，“只有搞地質的人、研究岩畫的人，或者會用現代科技檢測石頭殘留物的人，才有資格判斷”。
其次是“美學派”。他們從書法角度評判，刻文長短不齊、歪歪扭扭，“寫得很丑”。劉釗說，我們習慣性認為古代留下的書寫，都是規范而美觀的書法作品，其實也有很多隨意的書寫。而且昆侖石刻的鑿刻條件艱苦，不能對字體多加苛求。
讓劉釗無奈的，還有站在文獻本位立場的質疑，提出史書未記載“昆侖采藥”，所以不可能存在。“有些歷史學者缺乏壹個觀念：當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發生矛盾時，壹般情況下，只能讓傳世典籍去對標出土文獻，而不是相反。出土文獻的文本，肯定比傳世文獻更真。”劉釗說，這種例子在秦簡等出土文獻中比比皆是。
網絡討論的激化，是壹種普遍的時代症候。傳播學中有“後真相”的概念，指出在數字通信革命到來後，客觀事實對公眾意見的影響，顯著弱於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情緒的影響力超越事實。網絡空間的情緒蔓延廣而快，比事實更早到達，是必然規律。
當意見領袖發出高度懷疑的論斷，擁躉迅速跟進，質疑聲浪層層疊加。劉釗坦言：“討論非常激烈，我跟朋友也吵得壹塌糊塗。”
壹個典型案例是“癢癢撓事件”。在爭鳴不休之際，壹位網民惡作劇式地公布了壹項“新發現”——“新見昆侖‘不求人’”。不求人，就是癢癢撓。這當然是戲謔之說，但他真的制作出了壹件黃銅癢癢撓，仿照昆侖石刻的句式和用詞，刻上“西出昆侖尋不求人”等字。
面對這種惡作劇，劉釗沒有不屑壹顧，而是逐字拆解。偽造銘文中，在傳世秦詔版和昆侖石刻中已有的文字，問題不大，但其余文字立刻就露出了馬腳。“西”“出”“尋”“求”肆字，與秦朝帛書、秦簡、封泥等出土文獻中的文字對比，都不合規范。文本也經不起推敲，比如“西出昆侖”，並非指向西抵達昆侖，而是從昆侖向西出發。
劉釗在書中專辟壹節剖析這件“癢癢撓”，這種認真大有深意。“這個事兒必須批判。它隱含的意思是：昆侖刻石就那麼幾個字，沒什麼不能造的。我不是為了批駁這個癢癢撓，而是為了糾正這種觀念和思維。”他警惕的是，眾聲喧嘩中專業的邊界被消解，糾正的方式是耐心做科普。
河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湯惠生也注意到這陣的輿論漣漪，他認為這充分證明，網絡自媒體時代的爭訟往往都只是立場問題，而與知識結構、價值判斷和道德衡量無關。在這壹事件中，“好多人認為是‘壹眼假’或‘大開門’，這個說法的後面是指不需要具有專門知識，門檻低，僅憑常識即可參與。其實沒有常識也可以參與話題討論，如同西方偽史說壹樣，立場勝過常識，觀點先於辯論”。
網絡時代的學術爭鳴，本可以是好事。傳播學中有“認知盈余”的說法，大量個體參與討論，可能匯聚成集體智慧，但前提是參與者具備基本的知識儲備和理性態度。昆侖石刻的討論中，壹些情緒化表達淹沒了專業聲音，導致時間被虛擲，真相被延宕。
塵埃尚未落定：未完的追問
在各個角度爭論不休之時，壹些來自民間和文獻的新證據出現了，從不同方向推向石刻真偽的最終答案。
2025年6月底，媒體采訪到牧民多傑南傑，他在大約40年前就看到了這塊石頭，就在他家牧場內。如果石刻是當代偽造，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就已經被偽造了。
還有壹條關鍵線索來自清代文獻。秦漢史學家王子今指出，清代地理學者的記述中，河源地區存在“昔人所刻篆文”。他認為很有可能就是此次發現的秦刻石，或與“伍大夫翳采藥昆侖”行程相關的其他地點，這條線索或許“有益於澄清今人偽刻之說”。
民間證據與學術論證兩條線索開始合攏。2025年9月15日，國家文物局召開專題新聞發布會，正式確認該石刻為秦代石刻，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官方根據學界討論意見公布了釋文，與仝濤最初的釋讀有部分差異，最重要的壹處，是將“廿六年”修正為“卅柒年”，歷法問題遂迎刃而解。故宮博物院專家熊長雲表示，秦始皇卅六年因“熒惑守心”預感時日無多，卅柒年派使者采藥，正合其時心態。
更關鍵的是實驗室證據。國家文物局組織兩次實地考察，確認刻石岩性為石英砂岩，耐磨性高、抗風化能力強。經高精度信息增強技術驗證，刻痕可見明顯鑿刻痕跡，采用平口工具，符合時代特征。礦物和金屬元素的分析，排除了現代合金工具的可能。刻痕內部和表面均含有風化次生礦物，經歷了長期風化，排除了近期新刻。
劉釗解釋道：“文字刻痕內的‘石銹’，與岩石其他部位‘石銹’的化學元素壹致。說明不可能是新近刻的。”
但仍然有壹種觀點質疑：不是現代人偽造，有沒有可能是古人偽造的？比如漢代、唐代人所為。劉釗認為，要拿出證據說話，如果循此邏輯，所有出土文物都可以隨意質疑，商代可以質疑為周代仿造，周代可以質疑為秦漢仿造，這是壹種“不講理”。昆侖石刻的字體、文本，以及文本反映的內容和思想文化，都與秦朝密切相關，最大可能屬於秦朝文物。
官方的塵埃落定，並不意味著學術探索的終結。
伍大夫翳究竟是誰？他走的路線是從鹹陽出發，還是從隴西郡集結，沿唐蕃古道西進？海拔4300多米，他怎麼翻越的？他為什麼要在扎陵湖畔刻字？還有最重要的問題：在秦朝，“昆侖采藥”究竟是壹種怎樣的政治和文化行為？圍繞這塊石頭的追問，還在繼續。
對於劉釗來說，這場爭論留下的意外收獲，是對今天如何做學術的壹次重新審視。網絡聲音洶湧，泥沙俱下，但劉釗也看到不少專業有效的信息，其中壹些是來自學術圈之外有專業能力的人士。他認為要特別警惕的，是網絡時代學者受流量和粉絲裹挾的問題。
伍大夫翳在扎陵湖畔刻下這37個字時，大概從未想過，這壹筆竟會引發壹場兩千多年後的學術大討論。流量內外，眾聲喧嘩，面對壹塊石頭，不同的人讀出了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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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位是北京大學教授，壹位是復旦大學教授，關於壹塊石頭，兩位古文字學家各執己見。那是青海瑪多縣海拔4300米高原上的壹塊石頭，刻著37個篆書文字，2025年6月時公之於世，引發軒然大波。劉釗贊同這是壹塊秦朝石刻，董珊則提出，第壹個字就寫錯了。
董珊說，根據秦朝“書同文”後的統壹規范，“皇”字上面的“白”字，中間壹橫應該懸空，不與左右相接。而石刻中的“皇”，與今天的寫法近似。
作為古文字學家，劉釗當然知道這條規范，但是否會有例外？“如果他說得對，我就要重新站隊。”時隔近壹年，劉釗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在存世的秦代石刻裡，“昆侖石刻”是壹個異類。秦始皇統壹天下後，數次出巡，在全國立下柒處刻石，原物幾乎都已毀壞湮滅，現存於世的只有山東岱廟的泰山刻石殘塊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琅琊台刻石殘塊，均殘斷嚴重，文字漫漶。而“昆侖石刻”完全不同。它不是秦始皇出巡時所立，而是皇帝派遣的壹位伍大夫，在執行采藥任務途中留下的私人記錄。
就是這37個字，記錄了壹個史書上從未記載的歷史瞬間。壹個被秦始皇派出執行絕密任務的使者，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臨時起意，刻下自己的使命，隨即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約2200年後，這塊石頭被後人發現，引發壹場喧騰的學術爭鳴，眾網民也喧嘩其間。近日，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出版《發現“昆侖石刻”》壹書，首次完整講述了這場爭鳴的始末。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正射影像圖 圖/國家文物局
石刻線描圖
“宛如引爆壹顆原子彈！”
“昆侖石刻”的發現，並非刻意搜尋所得，而是來自壹場田野調查的意外收獲。
青海瑪多縣，平均海拔4300多米，在青藏高原並不算高，但帶給人的高原反應卻非常強烈，有“鬼門關”之稱。瑪多縣的鄂陵湖、扎陵湖壹帶，河湖共存，是黃河源頭所在。2020年7月，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侯光良帶領團隊來到這裡，考察黃河源區。
出發前他心裡拿不准，時至今日，穿行於214國道的游客都不願夜宿在這裡，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會有古代人類活動遺跡嗎？
7月5日，天氣晴好，考察團隊向扎陵湖北岸進發。他們很快在湖岸發現了細石器遺存，信心陡增。團隊擴大調查范圍，隨後在北岸緩坡上發現了石棺葬，這種葬俗流行於距今叁千年左右的青銅時代。
車輛繼續前行。壹塊巨大且突兀的岩石，在平緩的草地上格外顯眼。高原腹地常能見到岩畫，侯光良心想：地勢如此特殊，會不會有岩畫？走近壹看，壹塊半橢圓形岩石上，果然浮現出彎彎曲曲的線條。他仔細辨認，不是岩畫，竟是壹面篆字石刻，起首第壹個字，赫然是篆書“皇”字。
“這太震撼了，宛如引爆壹顆原子彈！”侯光良後來追憶道，“腦袋壹下子暈了，似乎失去意識，整個人幾乎都處於極度亢奮狀態。”
侯光良將石刻記錄下來，上報相關部門，但石刻的真實身份，並未立即揭曉。
3年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受瑪多縣有關部門邀請，調查壹處被盜嚴重的吐蕃時期遺址，隨後在附近考察時，在當地工作人員的帶領下見到這處刻石。根據“己卯”以及秦篆字體，他逐漸判斷出，這是壹處秦朝刻石。
2025年6月8日，仝濤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公布了這壹發現，指出這是秦始皇遣使采藥的直接證據。他在文中首次公布了識讀結果：“皇帝／使伍／大夫臣翳／將方士／采樂昆／陯翳以／廿六年叁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壹百伍拾／裡。”
仝濤解讀刻字：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伍大夫翳率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長生不老藥，於叁月己卯日到此，再前行約壹百伍拾裡（到達此行終點）。他判斷，這是秦始皇統壹中國後唯壹仍存於原址的刻石，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壹處秦刻石，實證了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
壹石激起千層浪。“秦始皇”“采藥昆侖”“長生不老”……這些充滿傳說色彩的字眼自帶流量，不僅學界立即展開討論，相關話題也迅速登上網絡熱搜，引發網民熱烈參與。
壹段熱鬧非凡的戲劇性歷程，由此開啟。
調查工作現場 圖/國家文物局
“壹眼假”與“壹眼真”
首先激起的聲浪，是強烈的質疑，在文章發布當天便洶湧而來。有網絡粉絲數量頗多的學者措辭犀利，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判定為造假。
隨後，壹些更為冷靜的聲音，提出了石刻文字中的疑點。比如，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叁月沒有己卯日，歷法對不上；“采藥”不見於西漢之前的文獻，秦代或許沒有這個固定詞……也有公眾質疑：秦朝西部邊境在甘肅臨洮附近，石刻位置已在國境之外，秦使為何能夠前往？
參與討論的學界人物，先是歷史、古文字專業學者，緊接著，各學科的專業人士都參與進來。就在幾乎壹邊倒地宣判昆侖石刻可疑時，壹個不壹樣的聲音出現了。
聲音出自復旦大學教授劉釗。作為古文字學界的權威學者，劉釗第壹時間收到了大量的咨詢。經過對網傳照片壹天多的研究，6月10日，劉釗就發了條朋友圈，初步支持昆侖石刻的真實性。此後，他兩次在“古文字微刊”公眾號中發表文章，從古文字角度給出詳細論證。
劉釗的觀點雖然有力，成為彼時最具專業性的聲音，但並未壹錘定音，反而引發大量商榷。“我正反兩方的意見都看，隨時可以改變立場。我要是錯了，必須承認。”劉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隨即，真有壹個頗具分量的反對意見出現了。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古文字專家董珊指出，石刻中第壹個字“皇”字，寫法有問題。他說：“據裡耶簡《更名方》，統壹文字之後的皇字‘白’形之橫畫，與邊框不連，作懸中壹短橫。這件青海石刻……與規定寫法明顯不同。”董珊對照迄今所見的真偽無疑的秦刻銘，“皇”都遵循規定，沒有例外。他認為這反映秦統壹文字後，在字體上具有相當的嚴格性。
這個質疑極其專業且精准，劉釗也拾分重視：“不得不說，董珊先生的意見，是迄今為止疑偽意見中最高級的質疑。”董珊曾跟劉釗攻讀碩士學位，有師生之誼，但是遇到學術問題，就沒有了師生之別，唯以學術為依歸。
隨後，經過仔細研究，劉釗找到幾個例外。比如出土於西安的高奴銅石權，以及國家博物館館藏的始皇詔拾六斤銅權等，“皇”字有時寫作舊字形，甚至同壹篇銘文中，“皇”字新舊字形並用。在湖北雲夢縣出土的龍崗秦簡中，他找到與昆侖石刻中“皇”字壹模壹樣的寫法，該簡牘的時代已到秦末。
劉釗對此解釋：秦的“書同文”政策是循序漸進推行，並非壹蹴而就，除皇帝詔書外，民間執行並不嚴格。而昆侖石刻是伍大夫翳帶有“到此壹游”性質的私人刻畫，出現不規范的書寫，可以理解，並不能作為疑偽的鐵證。這壹解釋，得到了董珊的贊同。
如今談及對昆侖石刻的感受，劉釗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最初是壹種直覺：“壹眼真。”從字體到文本，讓他油然而生熟悉之感，“看慣了這些字，也對秦漢時期的文本比較熟悉，我覺得壹定是真的”。
左圖：劉釗制作的昆侖刻石文字與秦漢字體對照表 圖/古文字微刊
右上圖：《發現“昆侖石刻”》，劉釗著 圖/受訪者提供
右下圖：秦篆“皇” 圖/國家文物局
在劉釗看來，造假這樣壹篇文獻，難度極高。他舉了壹個例子：石刻中以“到”字表示抵達，而非古文中更常用的“至”。語言學界此前普遍認為，“到”替換“至”，發生在唐宋時期。昆侖石刻發現後，語言學者最新研究認為，“到”對“至”的替換早在秦代口語中就已基本完成。
“這個研究是在昆侖刻石發現之後才開始的，如果是造假的話，這個人居然都能預先在學界研究之前，就知道秦代喜歡用‘到’不用‘至’？那這個人是什麼水平？這不可想象。”劉釗說。
眾聲喧嘩：
社交網絡時代的疑古狂歡
社交網絡助推了昆侖石刻的討論，熱度之高在劉釗記憶中歷史罕見。能相提並論的，或許只有拾幾年前的曹操墓真假之爭。
質疑者分成幾類。最外圍的是“經驗主義者”，他們憑借個人經驗斷言，昆侖石刻是電鑽刻的。劉釗不客氣地回應，“只有搞地質的人、研究岩畫的人，或者會用現代科技檢測石頭殘留物的人，才有資格判斷”。
其次是“美學派”。他們從書法角度評判，刻文長短不齊、歪歪扭扭，“寫得很丑”。劉釗說，我們習慣性認為古代留下的書寫，都是規范而美觀的書法作品，其實也有很多隨意的書寫。而且昆侖石刻的鑿刻條件艱苦，不能對字體多加苛求。
讓劉釗無奈的，還有站在文獻本位立場的質疑，提出史書未記載“昆侖采藥”，所以不可能存在。“有些歷史學者缺乏壹個觀念：當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發生矛盾時，壹般情況下，只能讓傳世典籍去對標出土文獻，而不是相反。出土文獻的文本，肯定比傳世文獻更真。”劉釗說，這種例子在秦簡等出土文獻中比比皆是。
網絡討論的激化，是壹種普遍的時代症候。傳播學中有“後真相”的概念，指出在數字通信革命到來後，客觀事實對公眾意見的影響，顯著弱於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情緒的影響力超越事實。網絡空間的情緒蔓延廣而快，比事實更早到達，是必然規律。
當意見領袖發出高度懷疑的論斷，擁躉迅速跟進，質疑聲浪層層疊加。劉釗坦言：“討論非常激烈，我跟朋友也吵得壹塌糊塗。”
壹個典型案例是“癢癢撓事件”。在爭鳴不休之際，壹位網民惡作劇式地公布了壹項“新發現”——“新見昆侖‘不求人’”。不求人，就是癢癢撓。這當然是戲謔之說，但他真的制作出了壹件黃銅癢癢撓，仿照昆侖石刻的句式和用詞，刻上“西出昆侖尋不求人”等字。
面對這種惡作劇，劉釗沒有不屑壹顧，而是逐字拆解。偽造銘文中，在傳世秦詔版和昆侖石刻中已有的文字，問題不大，但其余文字立刻就露出了馬腳。“西”“出”“尋”“求”肆字，與秦朝帛書、秦簡、封泥等出土文獻中的文字對比，都不合規范。文本也經不起推敲，比如“西出昆侖”，並非指向西抵達昆侖，而是從昆侖向西出發。
劉釗在書中專辟壹節剖析這件“癢癢撓”，這種認真大有深意。“這個事兒必須批判。它隱含的意思是：昆侖刻石就那麼幾個字，沒什麼不能造的。我不是為了批駁這個癢癢撓，而是為了糾正這種觀念和思維。”他警惕的是，眾聲喧嘩中專業的邊界被消解，糾正的方式是耐心做科普。
河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湯惠生也注意到這陣的輿論漣漪，他認為這充分證明，網絡自媒體時代的爭訟往往都只是立場問題，而與知識結構、價值判斷和道德衡量無關。在這壹事件中，“好多人認為是‘壹眼假’或‘大開門’，這個說法的後面是指不需要具有專門知識，門檻低，僅憑常識即可參與。其實沒有常識也可以參與話題討論，如同西方偽史說壹樣，立場勝過常識，觀點先於辯論”。
網絡時代的學術爭鳴，本可以是好事。傳播學中有“認知盈余”的說法，大量個體參與討論，可能匯聚成集體智慧，但前提是參與者具備基本的知識儲備和理性態度。昆侖石刻的討論中，壹些情緒化表達淹沒了專業聲音，導致時間被虛擲，真相被延宕。
塵埃尚未落定：未完的追問
在各個角度爭論不休之時，壹些來自民間和文獻的新證據出現了，從不同方向推向石刻真偽的最終答案。
2025年6月底，媒體采訪到牧民多傑南傑，他在大約40年前就看到了這塊石頭，就在他家牧場內。如果石刻是當代偽造，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就已經被偽造了。
還有壹條關鍵線索來自清代文獻。秦漢史學家王子今指出，清代地理學者的記述中，河源地區存在“昔人所刻篆文”。他認為很有可能就是此次發現的秦刻石，或與“伍大夫翳采藥昆侖”行程相關的其他地點，這條線索或許“有益於澄清今人偽刻之說”。
民間證據與學術論證兩條線索開始合攏。2025年9月15日，國家文物局召開專題新聞發布會，正式確認該石刻為秦代石刻，定名為“尕日塘秦刻石”。官方根據學界討論意見公布了釋文，與仝濤最初的釋讀有部分差異，最重要的壹處，是將“廿六年”修正為“卅柒年”，歷法問題遂迎刃而解。故宮博物院專家熊長雲表示，秦始皇卅六年因“熒惑守心”預感時日無多，卅柒年派使者采藥，正合其時心態。
更關鍵的是實驗室證據。國家文物局組織兩次實地考察，確認刻石岩性為石英砂岩，耐磨性高、抗風化能力強。經高精度信息增強技術驗證，刻痕可見明顯鑿刻痕跡，采用平口工具，符合時代特征。礦物和金屬元素的分析，排除了現代合金工具的可能。刻痕內部和表面均含有風化次生礦物，經歷了長期風化，排除了近期新刻。
劉釗解釋道：“文字刻痕內的‘石銹’，與岩石其他部位‘石銹’的化學元素壹致。說明不可能是新近刻的。”
但仍然有壹種觀點質疑：不是現代人偽造，有沒有可能是古人偽造的？比如漢代、唐代人所為。劉釗認為，要拿出證據說話，如果循此邏輯，所有出土文物都可以隨意質疑，商代可以質疑為周代仿造，周代可以質疑為秦漢仿造，這是壹種“不講理”。昆侖石刻的字體、文本，以及文本反映的內容和思想文化，都與秦朝密切相關，最大可能屬於秦朝文物。
官方的塵埃落定，並不意味著學術探索的終結。
伍大夫翳究竟是誰？他走的路線是從鹹陽出發，還是從隴西郡集結，沿唐蕃古道西進？海拔4300多米，他怎麼翻越的？他為什麼要在扎陵湖畔刻字？還有最重要的問題：在秦朝，“昆侖采藥”究竟是壹種怎樣的政治和文化行為？圍繞這塊石頭的追問，還在繼續。
對於劉釗來說，這場爭論留下的意外收獲，是對今天如何做學術的壹次重新審視。網絡聲音洶湧，泥沙俱下，但劉釗也看到不少專業有效的信息，其中壹些是來自學術圈之外有專業能力的人士。他認為要特別警惕的，是網絡時代學者受流量和粉絲裹挾的問題。
伍大夫翳在扎陵湖畔刻下這37個字時，大概從未想過，這壹筆竟會引發壹場兩千多年後的學術大討論。流量內外，眾聲喧嘩，面對壹塊石頭，不同的人讀出了不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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