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 她們走進德國華人迷奸案的庭審現場
國外媒體報道《性侵10名女性的學生被判24年監禁》
如果僅從Tong Z. 的“自我敘事”去理解,似乎他的親密關系障礙和孤獨感是導向他的個體犯罪的重要原因。歐美的學術論文中有大量關於匿名犯罪網絡群體的研究,孫謙查閱了資料,發現很多專家都提到壹點——“共同犯罪、共同保守秘密,會使得群組成員迅速建立連接,而且會產生更強烈的歸屬感,形成壹個共同體,彼此之間互相模仿、互相支持。”
但當只討論施害者的心理結構時,也會面對公眾和自我的質疑:這會不會是在為他們開脫?孫謙在采訪中反復聽到在德中國社群中的女性這樣反問:“中國女性在德國也會面對孤獨的問題呀,那她們怎麼沒有去迷奸男性呢?”
這種警惕並非沒有道理。而且孫謙認為,面對這樣惡劣而廣泛的厭女暴力網絡,繼續追問個別施害者是否“孤獨”,多少顯得有些失焦。“個體的心理困境或許存在,但它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這種痛苦最終會轉化為針對女性的系統性暴力。也不能解釋,這些暴力為何從男性流向女性,最終變成規模性地對女性的下藥、侵犯和羞辱。”
隨著調查的推進,孫謙從壹些犯罪心理學家和法學專家那裡接觸到另壹種解釋路徑:問題不在於施害者是否孤獨,而在於當壹些人主觀感受到失權、無力或被輕視時,可能會試圖通過極端和扭曲的方式重新奪回掌控;而在厭女文化和群體鼓勵的作用下,這種對掌控的渴望,最終會落到女性身體之上。
這也讓孫謙想到德國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的理論,她在報道中引用了弗洛姆《逃避自由》壹書中的內容,“當壹個人在感到自己孤獨、無力、焦慮、被世界壓迫,而又找不到積極的方式去建立聯系和創造生活時,他就可能轉向破壞性,通過摧毀外部對象,來消除自己面對世界時的無力感,獲得壹種假性的力量感。”
孫謙說,作為女性,她在接觸這些案件時,第壹反應總是會本能地代入受害者的視角;也正因為如此,她很難理解這些男性為何會犯下這樣的罪行。試圖從施害者的心理機制出發去理解案件,對她來說是反直覺的,她需要和自己的直觀反應做壹些心理斗爭。但在和不同的專家討論之後,她越來越覺得,這樣的理解是必要的,其意義所在正是了解這種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群體性的惡和全球性厭女
為了調查迷奸案背後的加密聊天軟件群組,孫謙和張漫盈兩名記者各自進入了多個“代駕群”和“迷奸藥群”,在伍花八門的群組裡臥底了拾多天,這些群規模最大的有幾萬人,群內聊天和更新頻率很高,壹小時內就會刷屏壹百多條信息:
“得不到,就下藥”
“尋求滿油代駕”
關於“迷奸口香糖”:“從外表看,你絲毫看不出這會是迷奸藥”,“很多跑黑車的司機會常備,有時候拉壹些女白領,尤其是出差的女白領,遞給她們口香糖,吃了之後,很快起效,5分鍾之內暈倒。隨便開到壹個荒郊野外,在車裡就能完事兒,車震完就回來。”
壹位在加密聊天軟件觀看“偷拍資源”的男性告訴她們,很多人最初都是從色情片的廣告進到加密聊天軟件的偷拍群中,接下來是迷奸群、性虐待群,難度不斷升級,最後還有壹些私密的小群,要通過內部的群邀請鏈接才能進去,入群條件是要成為它的消費者。
張漫盈經歷了類似“脫敏”的過程。剛進這些群時,她覺得很壓抑,很受沖擊,很“有工傷”。她在壹個資源群內看到被迷暈的受害女性的照片,這名女生的眼神已經渙散,不像是正常人的狀態,那幅畫面讓張漫盈至今心有余悸,“非常非常恐怖。”
但因為每天都要瀏覽這些內容,張漫盈不得不抽離出來,把它當成壹份工作去進行。她想象那些犯罪男性的心理過程,“在壹個幾千人的大群裡,當大家都在發買油、代駕、迷奸自己的女性伴侶時,他們就會覺得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對於犯罪的容忍程度就會逐漸提高,底線則不斷被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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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從Tong Z. 的“自我敘事”去理解,似乎他的親密關系障礙和孤獨感是導向他的個體犯罪的重要原因。歐美的學術論文中有大量關於匿名犯罪網絡群體的研究,孫謙查閱了資料,發現很多專家都提到壹點——“共同犯罪、共同保守秘密,會使得群組成員迅速建立連接,而且會產生更強烈的歸屬感,形成壹個共同體,彼此之間互相模仿、互相支持。”
但當只討論施害者的心理結構時,也會面對公眾和自我的質疑:這會不會是在為他們開脫?孫謙在采訪中反復聽到在德中國社群中的女性這樣反問:“中國女性在德國也會面對孤獨的問題呀,那她們怎麼沒有去迷奸男性呢?”
這種警惕並非沒有道理。而且孫謙認為,面對這樣惡劣而廣泛的厭女暴力網絡,繼續追問個別施害者是否“孤獨”,多少顯得有些失焦。“個體的心理困境或許存在,但它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這種痛苦最終會轉化為針對女性的系統性暴力。也不能解釋,這些暴力為何從男性流向女性,最終變成規模性地對女性的下藥、侵犯和羞辱。”
隨著調查的推進,孫謙從壹些犯罪心理學家和法學專家那裡接觸到另壹種解釋路徑:問題不在於施害者是否孤獨,而在於當壹些人主觀感受到失權、無力或被輕視時,可能會試圖通過極端和扭曲的方式重新奪回掌控;而在厭女文化和群體鼓勵的作用下,這種對掌控的渴望,最終會落到女性身體之上。
這也讓孫謙想到德國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弗洛姆的理論,她在報道中引用了弗洛姆《逃避自由》壹書中的內容,“當壹個人在感到自己孤獨、無力、焦慮、被世界壓迫,而又找不到積極的方式去建立聯系和創造生活時,他就可能轉向破壞性,通過摧毀外部對象,來消除自己面對世界時的無力感,獲得壹種假性的力量感。”
孫謙說,作為女性,她在接觸這些案件時,第壹反應總是會本能地代入受害者的視角;也正因為如此,她很難理解這些男性為何會犯下這樣的罪行。試圖從施害者的心理機制出發去理解案件,對她來說是反直覺的,她需要和自己的直觀反應做壹些心理斗爭。但在和不同的專家討論之後,她越來越覺得,這樣的理解是必要的,其意義所在正是了解這種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才能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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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調查迷奸案背後的加密聊天軟件群組,孫謙和張漫盈兩名記者各自進入了多個“代駕群”和“迷奸藥群”,在伍花八門的群組裡臥底了拾多天,這些群規模最大的有幾萬人,群內聊天和更新頻率很高,壹小時內就會刷屏壹百多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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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位在加密聊天軟件觀看“偷拍資源”的男性告訴她們,很多人最初都是從色情片的廣告進到加密聊天軟件的偷拍群中,接下來是迷奸群、性虐待群,難度不斷升級,最後還有壹些私密的小群,要通過內部的群邀請鏈接才能進去,入群條件是要成為它的消費者。
張漫盈經歷了類似“脫敏”的過程。剛進這些群時,她覺得很壓抑,很受沖擊,很“有工傷”。她在壹個資源群內看到被迷暈的受害女性的照片,這名女生的眼神已經渙散,不像是正常人的狀態,那幅畫面讓張漫盈至今心有余悸,“非常非常恐怖。”
但因為每天都要瀏覽這些內容,張漫盈不得不抽離出來,把它當成壹份工作去進行。她想象那些犯罪男性的心理過程,“在壹個幾千人的大群裡,當大家都在發買油、代駕、迷奸自己的女性伴侶時,他們就會覺得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對於犯罪的容忍程度就會逐漸提高,底線則不斷被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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