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壁的自由:TA們在外媒做中國新聞
獨立媒體“莽莽”日前發布報道《碰壁的自由：TA們在外媒做中國新聞》，報道聚焦壹群曾經或正在外媒工作的華人新聞人，記錄他們在做中國報道時的困境。多位受訪者坦言，外媒的對中國的報道正不斷收窄，地緣政治、貿易戰、芯片競爭等宏大議題占據主導，而關於中國普通人和社會民生的深度故事越來越難以呈現。
來自公權力的阻力是第壹重障礙。警方常在記者抵達前就對受訪者施壓，用"叛國""勾結境外勢力"等話術制造恐懼；采訪後還可能追加撤稿電話，迫使報道夭折。受訪者因接觸外媒而獲罪的案例,更讓這種威懾真實可感。
第贰重困境來自記者自身的顧慮。受訪者遭遇網暴、被牽連的經歷，讓許多華人新聞人將“保護受訪者”內化為首要原則，寧願放棄選題。與此同時，願意受訪的人越來越少，采訪資源萎縮，社會類議題因缺乏壹手素材而難以為繼
第叁重濾網則來自外媒編輯部本身。編輯更青睞能體現“威權”與“對抗”的典型中國敘事，普通人的故事常被認為"不值得做"，或被強行塞進預設的西方框架。這種簡化最終導向壹種“邪惡中國”的刻板印象，讓讀者把對中國政府的敵意轉向中國人。流量壓力、出稿速度和國際政治氣候，也都在加固這張濾網。
留下來的華人記者還要承擔切身的職業代價：政審、約談、簽證刁難乃至被驅逐，以及官方媒體點名和網絡暴力。但即使屢屢碰壁，他們中仍有人堅持講述中國故事，他們有人寄望於中文獨立媒體，有人珍視采訪中不期而遇的善意，相信只要還有人真誠相信自己，這份工作就仍有意義。
以下是文章內容節選：
“我不再相信‘在外媒做中國報道’這回事了。”王安然說。
王安然曾在壹家國際媒體從事中國報道多年，如今已經離職。談及過往，她難掩失望：外媒的對華報道正日益收窄，中美貿易戰、芯片競爭、台海局勢等議題占據了中國版面的主要篇幅。而她渴望書寫的、關於中國普通人與社會的深度故事，卻愈發難以報道。近壹兩年來，她察覺到這種趨勢愈發嚴重。
長期無法報道真正關心的內容，讓她逐漸失去了職業意義感，並產生嚴重倦怠。她直言：“這件事對我來說已經失去了價值，我也不再認為自己適合繼續做中國報道了。”
外媒中，和她有類似感受的華人新聞工作者不在少數。曾在壹家美國主流媒體工作的Julian，也經歷過類似的幻滅。早年在中國媒體實習時，他深切體會過遭遇審查的痛苦。他滿懷期望，以為轉身投入外媒就能擁抱新聞自由，但現實並非如此。他說，“以前覺得，有些報道在國內做不了，那就去外媒做。後來發現外媒也做不了，就會有壹種無路可去的感覺。”
面對撤稿請求，部分外媒會酌情應允；但按照新聞報道准則，采訪完成後的材料通常不能撤回。Julian的編輯就有幾次堅持發稿。這時，Julian 會陷入愧疚之中：“受訪者付出了很多時間、真心和信任……我本來可以更好地保護TA們，卻沒能做到。”
他並非不認同新聞獨立性，“受訪者說撤稿就撤稿”在他看來同樣站不住腳。讓他難以釋懷的，是編輯對於受訪者的冷漠：TA們未曾在受訪者身上投入過情感與勞動，卻可以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和新聞倫理來壓人；而像他這樣身處第壹線、對受訪者付出真誠與專業努力的記者，卻不得不在窘境中進退兩難。
想要保護受訪者的，並不止Julian壹人。對於許多華人新聞工作者而言，這份顧慮已逐漸內化為自我規訓。除了新聞本身的公共價值，受訪者可能面臨的風險，也成了TA們在擇定選題前不得不權衡的變量。如果評估認定報道風險過高，可能危及受訪者的安全，許多選題在起步階段就會被直接放棄。
前法新社中方助理Singha告訴莽莽，離開法新社之後，她察覺到自己以往的工作給許多受訪者帶來了潛在麻煩。也是從那時起，她開始將確保受訪者不受牽連作為工作的首要原則。至於報道最終能否順利完成，被放在了次位。
即便選題能通過編輯部的篩選，也往往會受到其特定議程的幹預。記者傅曉華曾受壹家英國財經媒體之約，撰寫有關京東入駐歐洲的報道。按照他的理解，這原本應是壹篇基於商業數據的經濟新聞，寫京東的得與失。但在編輯過程中，編輯要求他轉向另壹個敘事框架：將京東的歐洲擴張與當時香港人抗議中國在倫敦新建大使館的事件並置，呈現為共產黨政治力量正在進入英國日常生活的壹部分。
傅曉華無法接受這種論調，這也成為他少數直接回絕編輯要求的時刻。“我只是寫壹個商業新聞，這家公司進入英國了，但他要我去講這個公司和共產黨的關系。”他說，“我逐漸感到疲憊，總要符合這些人的想法來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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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公權力的阻力是第壹重障礙。警方常在記者抵達前就對受訪者施壓，用"叛國""勾結境外勢力"等話術制造恐懼；采訪後還可能追加撤稿電話，迫使報道夭折。受訪者因接觸外媒而獲罪的案例,更讓這種威懾真實可感。
第贰重困境來自記者自身的顧慮。受訪者遭遇網暴、被牽連的經歷，讓許多華人新聞人將“保護受訪者”內化為首要原則，寧願放棄選題。與此同時，願意受訪的人越來越少，采訪資源萎縮，社會類議題因缺乏壹手素材而難以為繼
第叁重濾網則來自外媒編輯部本身。編輯更青睞能體現“威權”與“對抗”的典型中國敘事，普通人的故事常被認為"不值得做"，或被強行塞進預設的西方框架。這種簡化最終導向壹種“邪惡中國”的刻板印象，讓讀者把對中國政府的敵意轉向中國人。流量壓力、出稿速度和國際政治氣候，也都在加固這張濾網。
留下來的華人記者還要承擔切身的職業代價：政審、約談、簽證刁難乃至被驅逐，以及官方媒體點名和網絡暴力。但即使屢屢碰壁，他們中仍有人堅持講述中國故事，他們有人寄望於中文獨立媒體，有人珍視采訪中不期而遇的善意，相信只要還有人真誠相信自己，這份工作就仍有意義。
以下是文章內容節選：
“我不再相信‘在外媒做中國報道’這回事了。”王安然說。
王安然曾在壹家國際媒體從事中國報道多年，如今已經離職。談及過往，她難掩失望：外媒的對華報道正日益收窄，中美貿易戰、芯片競爭、台海局勢等議題占據了中國版面的主要篇幅。而她渴望書寫的、關於中國普通人與社會的深度故事，卻愈發難以報道。近壹兩年來，她察覺到這種趨勢愈發嚴重。
長期無法報道真正關心的內容，讓她逐漸失去了職業意義感，並產生嚴重倦怠。她直言：“這件事對我來說已經失去了價值，我也不再認為自己適合繼續做中國報道了。”
外媒中，和她有類似感受的華人新聞工作者不在少數。曾在壹家美國主流媒體工作的Julian，也經歷過類似的幻滅。早年在中國媒體實習時，他深切體會過遭遇審查的痛苦。他滿懷期望，以為轉身投入外媒就能擁抱新聞自由，但現實並非如此。他說，“以前覺得，有些報道在國內做不了，那就去外媒做。後來發現外媒也做不了，就會有壹種無路可去的感覺。”
面對撤稿請求，部分外媒會酌情應允；但按照新聞報道准則，采訪完成後的材料通常不能撤回。Julian的編輯就有幾次堅持發稿。這時，Julian 會陷入愧疚之中：“受訪者付出了很多時間、真心和信任……我本來可以更好地保護TA們，卻沒能做到。”
他並非不認同新聞獨立性，“受訪者說撤稿就撤稿”在他看來同樣站不住腳。讓他難以釋懷的，是編輯對於受訪者的冷漠：TA們未曾在受訪者身上投入過情感與勞動，卻可以用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和新聞倫理來壓人；而像他這樣身處第壹線、對受訪者付出真誠與專業努力的記者，卻不得不在窘境中進退兩難。
想要保護受訪者的，並不止Julian壹人。對於許多華人新聞工作者而言，這份顧慮已逐漸內化為自我規訓。除了新聞本身的公共價值，受訪者可能面臨的風險，也成了TA們在擇定選題前不得不權衡的變量。如果評估認定報道風險過高，可能危及受訪者的安全，許多選題在起步階段就會被直接放棄。
前法新社中方助理Singha告訴莽莽，離開法新社之後，她察覺到自己以往的工作給許多受訪者帶來了潛在麻煩。也是從那時起，她開始將確保受訪者不受牽連作為工作的首要原則。至於報道最終能否順利完成，被放在了次位。
即便選題能通過編輯部的篩選，也往往會受到其特定議程的幹預。記者傅曉華曾受壹家英國財經媒體之約，撰寫有關京東入駐歐洲的報道。按照他的理解，這原本應是壹篇基於商業數據的經濟新聞，寫京東的得與失。但在編輯過程中，編輯要求他轉向另壹個敘事框架：將京東的歐洲擴張與當時香港人抗議中國在倫敦新建大使館的事件並置，呈現為共產黨政治力量正在進入英國日常生活的壹部分。
傅曉華無法接受這種論調，這也成為他少數直接回絕編輯要求的時刻。“我只是寫壹個商業新聞，這家公司進入英國了，但他要我去講這個公司和共產黨的關系。”他說，“我逐漸感到疲憊，總要符合這些人的想法來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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