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主角》火了,唱秦腔的人还在等待"主角时刻"
新京报记者郭懿萌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军
看到戏服被投进锅炉时，同超心都要碎了。他撇过了头，眼里噙满泪水。直到导演喊“咔”，他的眼泪还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电视剧《主角》里，同超饰演周存仁一角，是主角忆秦娥四位师父中的一位。而现实生活中，63岁的同超也和秦腔相伴了50年。看着戏服着火，即使是在拍戏，同超的心也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像是我的命被扯去了一样。”
5月，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彦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
据西安日报消息，《主角》在央视一套单集最高收视率达4.487%，在西北地区的实时收视率超过10%，其中西安本地峰值高达15.1%，相当于每10台开机电视有1台在播放这部剧。
这部电视剧热播的同时，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拉到大众视野。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四位与秦腔息息相关的人，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今年4月，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在甘肃秦安县演出，王星媛在《杨门女将》里饰演穆桂英。图源：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
秦腔就是我们身体里流的血
讲述人：同超，63岁，一级演员，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艺术指导
我1963年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现高陵区），1975年12岁时考上县里的高等戏校。那时候戏校只收60个学生，7000人报考。
学戏苦得很，腿功、把子功、毯子功这些基本功对柔韧性、耐力要求很高，刚开腿的时候教室里鬼哭狼嚎的。
这些还不够，饥饿是最难扛的。我们一天只有两顿饭，全是稀饭和棒子面发糕。我们是农村的娃，背粮学戏，家里没有那么多粮让我带。半夜饿得不行，几个男生溜到厨房偷吃的，和电视剧里忆秦娥小时候一样。
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最苦的事。真正苦到骨子里的是另一件事——在我上戏校的第二年，母亲去世了。
她病了很久。去世前一天是个周日，我回家看母亲。在我准备返校时，母亲朝父亲很艰难地招手说：“给我5块钱。”
父亲给了她5元。她把我的手拉过来，把钱放在我手心里，然后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攥紧，含着眼泪跟我说：“娃呀，我娃好好学，一定要学个把式。”把式在陕西话里，就是要学到最好的意思，母亲希望我能成为主角。
我哭着回到了戏校。第二天练功时，哥哥来了，穿着一双白布包着的鞋。我一看，知道母亲不在了。那一年我13岁，天塌了。
我不想学戏了，跑回了家。父亲给我做工作，说考这个学校不容易，而且这是我母亲的遗愿。我咬着牙，又回去了。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一天三趟功。别人睡觉，我在练功场。下乡演出时，我就找人家碾完麦子的场地，在那儿练。
练功消耗大，容易饿，晚上饿了我就喝凉水，把肚子喝胀。我有个师兄拉板胡，我们约定谁起得早就把对方叫醒一起练。
14岁时，我“倒仓”了，进入青春期，嗓子变得嘶哑，像个破锣。唱不了戏，老师也不愿意教我：“你别干秦腔了，唱秦腔就凭好嗓子，你学了也演不成。”
我不服。老师不教，我就跟着同学学。我知道，一旦失败就只能转行幕后或改演武丑行当。17岁时，嗓子出来了，那时正好青海湟中县（现湟中区）要成立秦腔团，来西安招人，我成功考上了。那一年，离母亲去世整整4年。她给我的5元，我一直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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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戏服被投进锅炉时，同超心都要碎了。他撇过了头，眼里噙满泪水。直到导演喊“咔”，他的眼泪还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电视剧《主角》里，同超饰演周存仁一角，是主角忆秦娥四位师父中的一位。而现实生活中，63岁的同超也和秦腔相伴了50年。看着戏服着火，即使是在拍戏，同超的心也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像是我的命被扯去了一样。”
5月，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彦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
据西安日报消息，《主角》在央视一套单集最高收视率达4.487%，在西北地区的实时收视率超过10%，其中西安本地峰值高达15.1%，相当于每10台开机电视有1台在播放这部剧。
这部电视剧热播的同时，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拉到大众视野。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四位与秦腔息息相关的人，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今年4月，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在甘肃秦安县演出，王星媛在《杨门女将》里饰演穆桂英。图源：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
秦腔就是我们身体里流的血
讲述人：同超，63岁，一级演员，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艺术指导
我1963年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现高陵区），1975年12岁时考上县里的高等戏校。那时候戏校只收60个学生，7000人报考。
学戏苦得很，腿功、把子功、毯子功这些基本功对柔韧性、耐力要求很高，刚开腿的时候教室里鬼哭狼嚎的。
这些还不够，饥饿是最难扛的。我们一天只有两顿饭，全是稀饭和棒子面发糕。我们是农村的娃，背粮学戏，家里没有那么多粮让我带。半夜饿得不行，几个男生溜到厨房偷吃的，和电视剧里忆秦娥小时候一样。
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最苦的事。真正苦到骨子里的是另一件事——在我上戏校的第二年，母亲去世了。
她病了很久。去世前一天是个周日，我回家看母亲。在我准备返校时，母亲朝父亲很艰难地招手说：“给我5块钱。”
父亲给了她5元。她把我的手拉过来，把钱放在我手心里，然后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攥紧，含着眼泪跟我说：“娃呀，我娃好好学，一定要学个把式。”把式在陕西话里，就是要学到最好的意思，母亲希望我能成为主角。
我哭着回到了戏校。第二天练功时，哥哥来了，穿着一双白布包着的鞋。我一看，知道母亲不在了。那一年我13岁，天塌了。
我不想学戏了，跑回了家。父亲给我做工作，说考这个学校不容易，而且这是我母亲的遗愿。我咬着牙，又回去了。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一天三趟功。别人睡觉，我在练功场。下乡演出时，我就找人家碾完麦子的场地，在那儿练。
练功消耗大，容易饿，晚上饿了我就喝凉水，把肚子喝胀。我有个师兄拉板胡，我们约定谁起得早就把对方叫醒一起练。
14岁时，我“倒仓”了，进入青春期，嗓子变得嘶哑，像个破锣。唱不了戏，老师也不愿意教我：“你别干秦腔了，唱秦腔就凭好嗓子，你学了也演不成。”
我不服。老师不教，我就跟着同学学。我知道，一旦失败就只能转行幕后或改演武丑行当。17岁时，嗓子出来了，那时正好青海湟中县（现湟中区）要成立秦腔团，来西安招人，我成功考上了。那一年，离母亲去世整整4年。她给我的5元，我一直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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