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主角》火了,唱秦腔的人还在等待"主角时刻"
新京报记者郭懿萌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军
看到戏服被投进锅炉时,同超心都要碎了。他撇过了头,眼里噙满泪水。直到导演喊“咔”,他的眼泪还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电视剧《主角》里,同超饰演周存仁一角,是主角忆秦娥四位师父中的一位。而现实生活中,63岁的同超也和秦腔相伴了50年。看着戏服着火,即使是在拍戏,同超的心也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像是我的命被扯去了一样。”
5月,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彦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
据西安日报消息,《主角》在央视一套单集最高收视率达4.487%,在西北地区的实时收视率超过10%,其中西安本地峰值高达15.1%,相当于每10台开机电视有1台在播放这部剧。
这部电视剧热播的同时,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拉到大众视野。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四位与秦腔息息相关的人,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今年4月,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在甘肃秦安县演出,王星媛在《杨门女将》里饰演穆桂英。图源: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
秦腔就是我们身体里流的血
讲述人:同超,63岁,一级演员,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艺术指导
我1963年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现高陵区),1975年12岁时考上县里的高等戏校。那时候戏校只收60个学生,7000人报考。
学戏苦得很,腿功、把子功、毯子功这些基本功对柔韧性、耐力要求很高,刚开腿的时候教室里鬼哭狼嚎的。
这些还不够,饥饿是最难扛的。我们一天只有两顿饭,全是稀饭和棒子面发糕。我们是农村的娃,背粮学戏,家里没有那么多粮让我带。半夜饿得不行,几个男生溜到厨房偷吃的,和电视剧里忆秦娥小时候一样。
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最苦的事。真正苦到骨子里的是另一件事——在我上戏校的第二年,母亲去世了。
她病了很久。去世前一天是个周日,我回家看母亲。在我准备返校时,母亲朝父亲很艰难地招手说:“给我5块钱。”
父亲给了她5元。她把我的手拉过来,把钱放在我手心里,然后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攥紧,含着眼泪跟我说:“娃呀,我娃好好学,一定要学个把式。”把式在陕西话里,就是要学到最好的意思,母亲希望我能成为主角。
我哭着回到了戏校。第二天练功时,哥哥来了,穿着一双白布包着的鞋。我一看,知道母亲不在了。那一年我13岁,天塌了。
我不想学戏了,跑回了家。父亲给我做工作,说考这个学校不容易,而且这是我母亲的遗愿。我咬着牙,又回去了。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一天三趟功。别人睡觉,我在练功场。下乡演出时,我就找人家碾完麦子的场地,在那儿练。
练功消耗大,容易饿,晚上饿了我就喝凉水,把肚子喝胀。我有个师兄拉板胡,我们约定谁起得早就把对方叫醒一起练。
14岁时,我“倒仓”了,进入青春期,嗓子变得嘶哑,像个破锣。唱不了戏,老师也不愿意教我:“你别干秦腔了,唱秦腔就凭好嗓子,你学了也演不成。”
我不服。老师不教,我就跟着同学学。我知道,一旦失败就只能转行幕后或改演武丑行当。17岁时,嗓子出来了,那时正好青海湟中县(现湟中区)要成立秦腔团,来西安招人,我成功考上了。那一年,离母亲去世整整4年。她给我的5元,我一直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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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戏服被投进锅炉时,同超心都要碎了。他撇过了头,眼里噙满泪水。直到导演喊“咔”,他的眼泪还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电视剧《主角》里,同超饰演周存仁一角,是主角忆秦娥四位师父中的一位。而现实生活中,63岁的同超也和秦腔相伴了50年。看着戏服着火,即使是在拍戏,同超的心也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像是我的命被扯去了一样。”
5月,电视剧《主角》在央视热播。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彦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
据西安日报消息,《主角》在央视一套单集最高收视率达4.487%,在西北地区的实时收视率超过10%,其中西安本地峰值高达15.1%,相当于每10台开机电视有1台在播放这部剧。
这部电视剧热播的同时,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拉到大众视野。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四位与秦腔息息相关的人,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今年4月,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在甘肃秦安县演出,王星媛在《杨门女将》里饰演穆桂英。图源: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
秦腔就是我们身体里流的血
讲述人:同超,63岁,一级演员,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艺术指导
我1963年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现高陵区),1975年12岁时考上县里的高等戏校。那时候戏校只收60个学生,7000人报考。
学戏苦得很,腿功、把子功、毯子功这些基本功对柔韧性、耐力要求很高,刚开腿的时候教室里鬼哭狼嚎的。
这些还不够,饥饿是最难扛的。我们一天只有两顿饭,全是稀饭和棒子面发糕。我们是农村的娃,背粮学戏,家里没有那么多粮让我带。半夜饿得不行,几个男生溜到厨房偷吃的,和电视剧里忆秦娥小时候一样。
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最苦的事。真正苦到骨子里的是另一件事——在我上戏校的第二年,母亲去世了。
她病了很久。去世前一天是个周日,我回家看母亲。在我准备返校时,母亲朝父亲很艰难地招手说:“给我5块钱。”
父亲给了她5元。她把我的手拉过来,把钱放在我手心里,然后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攥紧,含着眼泪跟我说:“娃呀,我娃好好学,一定要学个把式。”把式在陕西话里,就是要学到最好的意思,母亲希望我能成为主角。
我哭着回到了戏校。第二天练功时,哥哥来了,穿着一双白布包着的鞋。我一看,知道母亲不在了。那一年我13岁,天塌了。
我不想学戏了,跑回了家。父亲给我做工作,说考这个学校不容易,而且这是我母亲的遗愿。我咬着牙,又回去了。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一天三趟功。别人睡觉,我在练功场。下乡演出时,我就找人家碾完麦子的场地,在那儿练。
练功消耗大,容易饿,晚上饿了我就喝凉水,把肚子喝胀。我有个师兄拉板胡,我们约定谁起得早就把对方叫醒一起练。
14岁时,我“倒仓”了,进入青春期,嗓子变得嘶哑,像个破锣。唱不了戏,老师也不愿意教我:“你别干秦腔了,唱秦腔就凭好嗓子,你学了也演不成。”
我不服。老师不教,我就跟着同学学。我知道,一旦失败就只能转行幕后或改演武丑行当。17岁时,嗓子出来了,那时正好青海湟中县(现湟中区)要成立秦腔团,来西安招人,我成功考上了。那一年,离母亲去世整整4年。她给我的5元,我一直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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