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的悲劇都來自柯文哲與黃國昌嗎?
如果沒有那些易受影響的追隨者與容易催化的環境，志高才疏的柯黃兩人，也只會停留在台大醫院地下室和中研院的研究室內。 （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順從者中很大的壹部分包含對於藍綠不滿的年輕人，他們對於傳統的藍綠之爭感到不耐，希望能夠支持壹個不同於藍綠的第叁選擇。 這些人通常較缺乏社會經驗，也較容易受到短視頻影響。 但是因為柯文哲自私的人格特質，自私的人也較容易受到兩人吸引。 例如過去的壹項調查顯示，若台灣遭受軍事攻擊，民眾黨支持者是最不願承擔保家衛國責任的群體，甚至超越次高的國民黨甚多，而且既不相信美國，戰爭時又希望美國人犧牲生命保衛台灣等等，都顯現出民眾黨支持者的特色之壹。
這些人呈現出帕迪拉等人所謂的順從者的叁項特征，包括心理需求未滿足、低自我效能感與威權性格。 限於篇幅，我只談其中因為正當性危機而支持威權領袖的特征。
第壹種代表性危機是指某些人認為現有政治系統沒有能夠代表他們的利益或價值。 當小草認為自己不屬於藍綠，對主流價值有難以啟齒的反對，就發生代表性危機。 例如小草也許認為房地產都遭到現有既得利益者綁架，造成房價高漲，讓他們買不起想要地段的房子。 但是小草們又認為政治無比肮髒，到處充滿陰謀，正因為好處都被現有藍綠既得利益者合謀占有，讓他們有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資源與權力，所以小草無法獲得心目中自己該有社經地位，需要壹位能夠代表他們又敢於打破現有利益結構的民粹領袖來帶領他們。
第贰種是權力貶值危機，這是指某些群體的地位下降，被原先地位更低的群體趕過去，讓他們產生不滿，認為必定是社會既得利益者特別青睞其他群體的結果。 很明顯的，當壹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遷時，群體彼此的地位特別容易改變，這時可能會讓地位旁落的群體不滿，他們會覺得社會不公，並且感受到孤立與無能，需要政客為其“討公道”，讓他們恢復他們心中自認該有的地位。 加入政黨個體得以將渺小的自我隱藏進強大的集體大我中，獲得虛假的自豪感，正當化自己的志高才疏，替自己的行為找到借口，從而獲得自以為的正義和自尊。
而催化其生長的環境，除了台灣的政黨內斗之外，也和台灣的經濟發展不均衡有關，導致經濟分配不均。 而全球民粹主義的浪潮、社交媒體產生的過濾泡泡和回音室效應與民進黨昔日提供兩人的政治機會，也在催化這種毒性叁角領導的效應。
總之，誠如帕迪拉等人所說，這不是“壹個大惡人統治壹群好人”的故事，而是整個系統互動的結果，柯文哲和黃國昌固然難辭其咎，應該負最大責任，但是如果我們僅將注意力過度放在兩人身上，反而可能錯失了檢視整個系統，並且真正壓抑毒性叁角在台灣生根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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