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的悲劇都來自柯文哲與黃國昌嗎?
黃國昌從政以來，從理念到立場，皆可隨手拋棄，唯有自戀始終如壹。 （張哲偉攝）
黃國昌擔任領導者的組織，都有了類似的組織文化：黃國昌確立以自己為唯壹主角的小圈圈，小圈圈內的人可以優先選擇優勢選區、初選落敗可以立刻跳去其他選區、剛加入民眾黨就被征召等等，而不加入自己小圈圈內的人，則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必除之而後快。 即使已經耕耘長久，也不准參選，或是必須退出，讓給黃國昌心腹。
黃國昌這種將黨的資源挹注給自己小圈圈的做法，無論在時代力量還是民眾黨都無贰致，也產生了相同的組織文化：組織內的溝通成本奇高無比，同黨人士根本無法私下溝通，最後只能透過媒體放話，這也是黃國昌後來想掌握媒體的原因之壹。
根據交易成本理論，當組織內部的交易成本高過組織外部的成本時，組織的疆界就會重新定義，通俗點說，就是分裂。 無論在時力或是民眾黨，黃國昌掌權時，都會產生內斗，而且都是黃國昌利用黨主席的職權，將不屬於自己派系者斗出去。 在時力是林昶佐等人被迫退黨，民眾黨內則是柯文哲的人馬正在被壹壹除去。 這種清黨導致資深黨員大量退出，也是黃國昌被稱為政黨關燈手的原因之壹。
盡管如此，要將民眾黨等諸多現象，完全歸咎於柯文哲和黃國昌也不盡公平。 柯文哲和黃國昌身為組織領導者，無疑該為組織成敗負最大責任，但是卻不能將所有現象都歸因於贰人。 過於強調領導者個人的影響力，會令人忽視整個系統的作用，誤以為只要改變領導人，就能夠改變壹切。 如果沒有幫手與合適的土壤，領導者也很難發揮作用。 因為缺乏追隨者，領導者便毫無權力，而沒有合適的環境，破壞性領導者壹上台就會被制衡，也很難造成重大傷害。
從1841年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出版《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以來，領導理論在將近兩個世紀內，大多數是在探討領導者與組織的關系，學者們花費大量的心力，希望能夠探討何謂“好的領導者”，希望能夠為當代人萃取值得學習之處。
但事實上，“壞的領導”就算不比“好的領導”多，至少在數量和影響力可以平分秋色。 歷史上壞領導的例子俯拾即是，有些壞領導主要源自不道德與非法行為，例如炮制出安然（Enron）丑聞的Jeffrey Skilling和Kenneth Lay、水門事件的尼克松; 有些是出自過度自信，例如拿破侖忽視對於後勤等警告，於1812年率大軍入侵俄國失敗; 有些是執著於過去策略而犯下錯誤，例如1990零年代IBM的CEO John Akers錯失個人電腦崛起的契機。
除此之外，還有壹類被稱為“毒性領導”，是領導者利用恐懼、操弄、霸凌與恨意，來達成短期目標與個人利益，而犧牲組織的長期目標。 帕迪拉（Art Padilla）、霍根（Robert Hogan）和凱澤（Robert Kaiser）發表於《The Leadership Quarterly》的“毒性叁角理論”（Toxic Triangle Theory）的，便是用來解釋此壹現象。
和卡萊爾等人早期的英雄主義與個人特色不同，這些對組織長期發展目標有害的領導風格並不是單純歸咎於“糟糕的領導者”個人所造成，而是受到叁個相互影響的元素共同作用：破壞的領導者（Destructive leaders）、易受影響的追隨者（Susceptible followers）以及容易催化的環境（Conducive environments）。
“破壞的領導者”關心的不是組織的長期生存與績效，而是如何利用自身職位來操縱與控制他人。 帕迪拉等人認為這些領導者通常有某些固定的特質，例如具有個人魅力，但往往帶有強烈的自私性格; 高度自戀，經常誇大自我的重要性並喜歡展現優越感，往往極度缺乏同理心。
此外，他們認為這些領導者的人格有所謂的“黑暗叁角”（Dark Triad）：馬基維利主義（極度功利、擅長權操縱）、心理病態與對權力的極度渴望。 其中最常使用的策略是利用仇恨意識形態來鞏固支持，卻又藉由區分“我們vs他們”制造對立，來鞏固自身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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