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XXX:20世紀初的審查、刪減、排版
在編輯主義與反動主義之間：邁向排版的辯證解讀
將審查權屈服於詩意的安排，《II DEC》表明審查並不壹定與文學背道而馳。正如本文所示，審查機制可以作為文學排版體系的不可分割部分被挪用。正如魯迅《藥》和張舍我《請填空白》中□的使用展示了塗黑標記的非審查性，王獨清動員X符號揭露官方審查實踐的局限性。這些排版標記本身包含非審查和反審查潛能，證明了排版意義構建的不確定性。事實上，通過利用排版的這種表達性和解釋性的模糊性，作家們成功地將文學從審查中拯救出來。
然而，在《II DEC》中 X 的喧鬧組裝程度上，它鮮明地凸顯了審查的常規化（且常被隱藏）過程，同時也威脅要使審查機器更加壯觀。魯迅因此對王獨清訴諸排版戲劇性表示不滿：
至於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壹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裡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
魯迅嘲諷詩人的戲劇傾向，質疑了創世會所倡導的所謂革命文學。魯迅認為王居於上海國際租界，暴露了那些自稱“革命”作家的共同矛盾：盡管他們性格激進，卻被物理上從革命現場帶走。廣州與上海之間的地理距離，正對應於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隔離。使的批評尤為犀利的是，他將詩人對字體的游戲與“電影的字幕”與“醬園招牌”進行了類比。因此，他暗示了《II DEC》中引人注目的排版技巧。最終只是將大規模起義的激進性融入了討好群眾的媒體吸引或商業化的視覺陳詞濫調。
魯迅對“革命文學”被雇傭兵吞並的擔憂，得到了詩人卞之琳（1910–2000）的呼應。在壹篇題為《XX禮贊》的文章中，他諷刺地指出，作家和譯者可以通過在手稿中加入X字來提升版稅，出版商也能從中受益。據卞之琳所說，“報紙或雜志中X的數量越多，銷量就越好。”因此，卞指出市場能夠內化並利用國家審查。正是這種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勾結（而非對立），催化了X標對中國文本世界的接管。別忘了，1934年魯迅評論審查改革時，X標仍是新進口商品。然而，僅僅拾年後，對卞來說，X已成為中國文化的內在部分——用他的話說，是“國寶”。他戲謔當時“拉丁化漢字”運動，開玩笑地提出了“漢字XX化”。
中國出版物中X的自然化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排版意義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到目前為止，文章主要聚焦於不確定性如何讓作者顛覆排版的審查規范。然而，這種文學顛倒的潛力也可能被字體的不確定性所削弱。X符號的普遍存在最終使這種印刷符號成為國家與市場之間無害的互利紐帶，從而抵消了王獨清詩中那些X符號的不羈。
或許更根本的是，X標記的反動再吞並已根植於王獨清零散的塗黑行為中。詩人無法徹底推翻審查機構，試圖成為體制中的異類。然而，在正常化力量的推動下，異常現象依然存在，重新體現了常態。王氏揭露審查失敗既挑釁又平庸：歸根結底，審查從未展現其全面性。相反，部分審查帶來的寒蟬效應使任何部分起義都被視為革命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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