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XXX:20世紀初的審查、刪減、排版
這裡的X指代被劃掉的“紅”，這是共產主義的象征。然而，這種掩蓋行為似乎毫無意義。不僅旗幟被太陽重新染色，1920年代末的讀者也能輕易理解被塗黑的“紅”。因此，X的群體觸及了壹種默契的認知，鞏固了集體情感。每個X都作為每個抗議者的象征，X的集合喚起了對廣州這座城市物理空間的革命性接管。
與此同時，字體大小的逐漸增加代表另壹種接管：占領頁面空間。由於塗黑標記旨在阻礙語言信息的傳遞，其影響力似乎僅限於語義領域。然而，詩人轉向圖形化和語言外的交流方式，通過視覺上用誇張的X標記主導印刷頁面。這樣壹來，詩歌暴露了審查者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審查者動員了X的對抗語義功能，詩人則動用了其語義外的賦能。
這種排版符號的超語義維度在後面的壹節中進壹步顯現。在這裡，詩人動員了X，將革命的多感官強烈體驗與審查者的語義控制對抗起來：
再次暗示紅色，這些X符號從橫幅轉移到其他物質物體。矛盾的是，這場X的洪流不僅展示了共產主義符號的無處不在，也喚起了審查力量的無處不在。詩人以加大的X結束這節詩，提升了這壹從常規審查中進行的獨特刪節實例。這種排版區分讓讀者感受到X所攜帶的超語義信息——其異常的龐大傳達了紅色的壓倒性存在感和“啊，X！”這聲響的強烈震撼。
通過利用排版的感官過剩，詩人將審查的標志轉變為叛亂的媒介。這些對印刷語言超語義潛力的實驗，進壹步體現了詩人推動文學邊界的努力。這種審美抱負也影響了王在1920年代末出版的另壹部詩集《威尼市》。據本人所述，該詩集反映了王獨清在詩歌聲音維度（如節奏和韻律）上的創新。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威尼市》的每首詩都配有藝術家王壹榴（1899–1990）的插圖。文字與圖像的無縫結合，為王獨清的詩歌增添了如畫般的質感。插畫家對鈴聲的聯覺表現，尤其讓人聯想到詩人在《II DEC》中對多感官體驗的排版模擬。
王獨清在1920年代末期的文學和排版實踐中，始終致力於拓展詩歌的表現范圍，體現了現代主義盛行的努力，旨在讓日常語言變得陌生化並革新。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1920至1930年代的日本現代主義和先鋒派詩歌“特別關注通過印刷過程媒介的詩歌語言視覺效果”。例如萩原恭次郎（1899–1938）的詩集《死刑宣告》（Shikei senkoku，1925）以巧妙編排的排版混亂打破了印刷版面的規律布局。王獨清曾在日本受教育，他嘗試了字體的視覺和聲音效果，體現了詩意現代主義的跨國傳承。回想萩原在《死刑宣告》（圖5）中對這壹排版符號的動畫將X標記置於更廣泛的跨國現代主義背景中——這本身可被視為對20世紀初工業印刷技術內化的隱秘審查實踐的反應——反過來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王的排版實驗意義。正如我們將看到的，王將X視為詩歌語言可能性的象征，而非意義構建不可能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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