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学博士,为何选择在县级养老院当"护理员"
75岁的老郭是我在田野调查里关系最好的老人。他因为一次中风而半身不遂，从乡下搬进城里养老院的六人间，熟悉的日常生活也被迫中断。床尾的一张女儿买来的小方桌上，放着台历、报纸、收音机、药瓶、酱菜、水杯和碗筷，老郭平时就在这里吃饭、看报。每天中午和下午他会去门外的走廊坐一会儿，跟人闲话几句，看看窗外的天空和车水马龙。老郭几乎不出养老院，一年到头待在九楼。
我们的养老机构非常强调它的安全性，有围墙、自动化的铁栅栏大门、监控摄像头以及门口的保安。
当家属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时，便默认对方应该担负起保证老人生命安全的责任，于是机构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通常会采取规避风险、任务导向的“消极照护”，而非强调自主的“积极照顾”。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护理员也通常禁止老人走出自己看管的范围。工作人员在查房时，总会叮嘱老人多坐轮椅，行走时尽量使用助步器，会说“安全第一，不能摔跤”，“千万不要逞英雄了”。有时候，护理员对老人的小心翼翼甚至令我觉得有些滑稽。
比如说，一个80多岁的老人吃完沙琪玛，起身拿扫把清理掉在地上的残渣，护理员看到后立马制止她：“你干什么啦，我会扫的呀！”老人说：“我来扫，我也会的。”护理员阿姨就带点训斥的语气说：“你不会的！你只要吃！”然后拿过扫把，自己扫了起来。
机构和家属期待老人能够安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老人因此缺少那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机会，不用做家务，在走廊上锻炼身体也可能被制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
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匮乏是最明显的。这很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老了、没用，将自己看作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强化了老年人脆弱的身体感。
有时候周末我会跟外公说想把他从养老院里接出来，但他会懒，可能是一个人在养老院里面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事情干，身体和习惯就会局限在那里，觉得走出去也麻烦。就像养老里其他老人说的，“在这里坐懒掉了”。
在养老院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同一个空间、同一套管理制度下进行。机构的节奏与个人的节奏一定会产生不协调，有的老人抱怨还未睡饱就要起床，有时毫无睡意却也不得不服从纪律躺在床上。
一日三餐成了养老院里的老人唯一需要等待的“事件”。有好几次，我特地看了一下时间，从开始盛饭到收碗筷只有15-20分钟。这本来是一段大家可以悠闲用餐、彼此交流的集体时光，但在机构的节奏之下被大幅压缩了。
在其中一个养老院护理区时，我常常被分配到给重度失能老人喂食的任务。起初，我总是舀起一勺食物，吹一吹凉，送到老人口中，等他慢慢吞咽下去。但当看到其他护理员很快的喂好了老人，我也难免感受到了速度的压力——一个班组的护理员得在全体老人用餐完毕且回收碗筷后才能开始吃饭，谁也不想当拖后腿的那一个。
当老人一旦无法进食、大小便失禁或出现失智症状，他就得从养老区“升级”到护理区。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家属都意识到，这次是真的迈入人生的最后一程了——已经失去了生活，只能日复一日地活着。
这不仅意味着离开原本熟悉的社交关系，与一些更加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相伴，也面临着社会性的进一步丧失。就像一位老人形容的：“住在楼下的人还有些滋味，到了上面来我看也没什么意思了，自己做不了主的。”
衰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老年阶段已被大幅延长。1960年代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50多岁，而在2023年，这一年龄提高到了78.6岁。人均寿命的延长，再加上可能会经历一段不健康的失能状态的生命，会带来对照护更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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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属把老人送进养老院时，便默认对方应该担负起保证老人生命安全的责任，于是机构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通常会采取规避风险、任务导向的“消极照护”，而非强调自主的“积极照顾”。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护理员也通常禁止老人走出自己看管的范围。工作人员在查房时，总会叮嘱老人多坐轮椅，行走时尽量使用助步器，会说“安全第一，不能摔跤”，“千万不要逞英雄了”。有时候，护理员对老人的小心翼翼甚至令我觉得有些滑稽。
比如说，一个80多岁的老人吃完沙琪玛，起身拿扫把清理掉在地上的残渣，护理员看到后立马制止她：“你干什么啦，我会扫的呀！”老人说：“我来扫，我也会的。”护理员阿姨就带点训斥的语气说：“你不会的！你只要吃！”然后拿过扫把，自己扫了起来。
机构和家属期待老人能够安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老人因此缺少那种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机会，不用做家务，在走廊上锻炼身体也可能被制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
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匮乏是最明显的。这很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老了、没用，将自己看作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强化了老年人脆弱的身体感。
有时候周末我会跟外公说想把他从养老院里接出来，但他会懒，可能是一个人在养老院里面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什么事情干，身体和习惯就会局限在那里，觉得走出去也麻烦。就像养老里其他老人说的，“在这里坐懒掉了”。
在养老院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同一个空间、同一套管理制度下进行。机构的节奏与个人的节奏一定会产生不协调，有的老人抱怨还未睡饱就要起床，有时毫无睡意却也不得不服从纪律躺在床上。
一日三餐成了养老院里的老人唯一需要等待的“事件”。有好几次，我特地看了一下时间，从开始盛饭到收碗筷只有15-20分钟。这本来是一段大家可以悠闲用餐、彼此交流的集体时光，但在机构的节奏之下被大幅压缩了。
在其中一个养老院护理区时，我常常被分配到给重度失能老人喂食的任务。起初，我总是舀起一勺食物，吹一吹凉，送到老人口中，等他慢慢吞咽下去。但当看到其他护理员很快的喂好了老人，我也难免感受到了速度的压力——一个班组的护理员得在全体老人用餐完毕且回收碗筷后才能开始吃饭，谁也不想当拖后腿的那一个。
当老人一旦无法进食、大小便失禁或出现失智症状，他就得从养老区“升级”到护理区。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家属都意识到，这次是真的迈入人生的最后一程了——已经失去了生活，只能日复一日地活着。
这不仅意味着离开原本熟悉的社交关系，与一些更加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相伴，也面临着社会性的进一步丧失。就像一位老人形容的：“住在楼下的人还有些滋味，到了上面来我看也没什么意思了，自己做不了主的。”
衰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发展，老年阶段已被大幅延长。1960年代的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50多岁，而在2023年，这一年龄提高到了78.6岁。人均寿命的延长，再加上可能会经历一段不健康的失能状态的生命，会带来对照护更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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