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德国华人性侵案受害者首度发声:想问问他 为什么
在张大鹏案中，法院认定他有自恋型人格特征，他自视甚高，尤其认为自己比警察更高明。林明杰指出，这可能是心理学上的“反向作用”。个体为了克服内心无法承受的自卑、无能与羞耻感，会在外在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浮夸、傲慢与自大。“就是说他其实是很自卑，但是他为了要克服自己的自卑，他表现出自恋。”
在格罗斯的分析框架中，权力型性侵者通常是在13岁以后，在跟成年妇女交往的过程中曾感觉受挫、被欺压。“他（在少年期后）跟成年妇女的交互是输的，然后他有一个想法，他希望能够把女性赢回来，”林明杰说。在台湾，性侵加害者需要接受强制的身心治疗和辅导教育，以认知行为治疗为核心方法，直到其再犯危险被认定显着降低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格罗斯对性侵施害者的分析框架强调创伤引起的心理病理，虽深刻塑造了治疗实践和执法培训，但也被批评为过于简化，缺乏实证支持。用病理化解释性侵犯罪，仍存有大量争议。批评者指出，这种分析方法掩盖了性别权力不平等、强奸文化、男性社会化模式等性侵的社会根基；强调加害者的心理创伤，也可能转移了对其道德责任的追究，或被用于减轻刑责。
庭审现场
2025年7月，Tong Z.的庭审在柏林西边的第一州法院举行。这所刑事法院坐落在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中，庄严宏伟。
23岁的中国留学生慧倩是Ivy的朋友，在庭审当天特地赶来旁听。
在德国，性侵案受害者可以选择两种法律角色。一是雇用律师，成为刑事案件的共同原告。二是作为证人，配合警方和检方的工作。Ivy选择了后者。而由于Tong Z.的认罪态度良好，检方没有传唤她和其他证人到场，而未被传唤的证人需要回避庭审。
受Ivy之托，慧倩前来旁听庭审，此前她与Tong Z.从未谋面。慧倩走进法庭时，他已坐在被告席上了。庭审房间并不大，慧倩与Tong Z.只相隔约五米，能清楚看到他的侧脸，“白白净净的，戴着眼镜，看着非常斯文，眼睛不是很大。在他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就是比较淡然。”当日Tong Z.穿着素色T恤，戴着耳机聆听翻译内容，全程沉默不语，佝偻着背坐在辩护律师身后的被告席上。
法庭外的楼梯
那场庭审中共有五名法官、三名检方律师、两名被告辩护律师和两名记录员出席。当时，德国华人性侵系列案仍未被广泛报道，包括慧倩在内仅有四名公众旁听，她是其中唯一的华人。除了两名法官和被告之外，其他在场人士都是女性。
当日的庭审主要由检方陈述Tong Z.的犯罪细节，期间检方提交证据册，在法官面前展示相关图片证据并逐个加以详细说明。
当展示到与Ivy相关的证据时，慧倩心中无比沉重，感到快要被隐形的负担压得窒息。“我虽然看不到那个照片，但是我一想到他们现在展示我的好朋友受到侵害的证据，我就特别的难受，”慧倩说，“我觉得很绝望、屈辱。”
庭审期间，慧倩心中百感交集，愤怒、伤心与无力感交错。她不知道旁听者在庭审期间不能使用手机的法庭规则，便随手拿起手机给男友发信息抒发心情，被Tong Z.的辩护律师发现。律师以避免泄露案情为由，要求法庭确认慧倩的身份，她在不得已之下，承认自己是Ivy的朋友。
那一刻，她下意识望向Tong Z.的方向，想观察他听到Ivy的名字时的反应，正好Tong Z.也看向她。“我当时很期待他有什么反应，但他并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Tong Z.首次犯罪时未满21岁，他的审判是在青少年法庭进行的。比起系列案件中的其他被告，法庭对Tong Z.的隐私保护更为严格。慧倩随后获准继续旁听庭审，但她与其他旁听者的笔记都被收走，以免案情在Tong Z.尚未被定罪时就遭到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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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在格罗斯的分析框架中，权力型性侵者通常是在13岁以后，在跟成年妇女交往的过程中曾感觉受挫、被欺压。“他（在少年期后）跟成年妇女的交互是输的，然后他有一个想法，他希望能够把女性赢回来，”林明杰说。在台湾，性侵加害者需要接受强制的身心治疗和辅导教育，以认知行为治疗为核心方法，直到其再犯危险被认定显着降低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格罗斯对性侵施害者的分析框架强调创伤引起的心理病理，虽深刻塑造了治疗实践和执法培训，但也被批评为过于简化，缺乏实证支持。用病理化解释性侵犯罪，仍存有大量争议。批评者指出，这种分析方法掩盖了性别权力不平等、强奸文化、男性社会化模式等性侵的社会根基；强调加害者的心理创伤，也可能转移了对其道德责任的追究，或被用于减轻刑责。
庭审现场
2025年7月，Tong Z.的庭审在柏林西边的第一州法院举行。这所刑事法院坐落在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中，庄严宏伟。
23岁的中国留学生慧倩是Ivy的朋友，在庭审当天特地赶来旁听。
在德国，性侵案受害者可以选择两种法律角色。一是雇用律师，成为刑事案件的共同原告。二是作为证人，配合警方和检方的工作。Ivy选择了后者。而由于Tong Z.的认罪态度良好，检方没有传唤她和其他证人到场，而未被传唤的证人需要回避庭审。
受Ivy之托，慧倩前来旁听庭审，此前她与Tong Z.从未谋面。慧倩走进法庭时，他已坐在被告席上了。庭审房间并不大，慧倩与Tong Z.只相隔约五米，能清楚看到他的侧脸，“白白净净的，戴着眼镜，看着非常斯文，眼睛不是很大。在他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波动，就是比较淡然。”当日Tong Z.穿着素色T恤，戴着耳机聆听翻译内容，全程沉默不语，佝偻着背坐在辩护律师身后的被告席上。
法庭外的楼梯
那场庭审中共有五名法官、三名检方律师、两名被告辩护律师和两名记录员出席。当时，德国华人性侵系列案仍未被广泛报道，包括慧倩在内仅有四名公众旁听，她是其中唯一的华人。除了两名法官和被告之外，其他在场人士都是女性。
当日的庭审主要由检方陈述Tong Z.的犯罪细节，期间检方提交证据册，在法官面前展示相关图片证据并逐个加以详细说明。
当展示到与Ivy相关的证据时，慧倩心中无比沉重，感到快要被隐形的负担压得窒息。“我虽然看不到那个照片，但是我一想到他们现在展示我的好朋友受到侵害的证据，我就特别的难受，”慧倩说，“我觉得很绝望、屈辱。”
庭审期间，慧倩心中百感交集，愤怒、伤心与无力感交错。她不知道旁听者在庭审期间不能使用手机的法庭规则，便随手拿起手机给男友发信息抒发心情，被Tong Z.的辩护律师发现。律师以避免泄露案情为由，要求法庭确认慧倩的身份，她在不得已之下，承认自己是Ivy的朋友。
那一刻，她下意识望向Tong Z.的方向，想观察他听到Ivy的名字时的反应，正好Tong Z.也看向她。“我当时很期待他有什么反应，但他并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Tong Z.首次犯罪时未满21岁，他的审判是在青少年法庭进行的。比起系列案件中的其他被告，法庭对Tong Z.的隐私保护更为严格。慧倩随后获准继续旁听庭审，但她与其他旁听者的笔记都被收走，以免案情在Tong Z.尚未被定罪时就遭到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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