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德国华人性侵案受害者首度发声:想问问他 为什么
当王琳结束交换学习、向Tong Z.索要她寄存的行李时，他再次开车到机场接机，并突然提出，回程时他需要中途到老板家一趟，让王琳在车上等他。她如果累了，“可以在车上好好睡一觉”。王琳顿觉事有蹊跷，最后独自打车离开。
从2023年11月起到2024年9月，Tong Z.与张大鹏在Telegram上交换了逾2000条信息。Tong Z.声称，他通常给受害女性服用“底料”（镇静药品），她们在20分钟内就会睡着。他还指导张大鹏如何偷拍性侵过程："你可以带一台GoPro和一部手机，以备腾不出手的情况下使用。"
Tong Z.在两人的聊天过程中透露，他偷拍女性之后，会把视频放一两年，再拿出来威胁受害人。"（她们）哭着哀求我删掉，但从没想到要报警，"他说，某个被他威胁的女孩曾在被迫与他发生关系时痛哭，而她的哭声让他感到“非常兴奋”。
2024年11月，德国警方逮捕了张大鹏，并在他的电子设备中发现了Telegram群组，识别出Tong Z.等多名身在德国的嫌疑人。次月，德国警方对Tong Z.实施抓捕，在他的住处搜出了避孕套、女性内衣、注射器与放置在床箱里的处方镇静药品，以及资料总量超过2TB的硬盘。警方搜查硬盘后发现，他为每名受害者建立了文件夹。除了在德国多处住所偷拍、在邻居家浴室安装隐藏镜头之外，他在波兰和丹麦旅行期间偷拍了旅伴的私密照片，还曾在中国拍摄了一名熟人的淋浴视频，并在Telegram上传播。Tong Z.曾在群组中声称自己共侵犯了18名女性，德国当局调查核实了11名偷拍与性侵受害者。
德国法庭认定，Tong Z.作案的动机来源自其“蔑视女性人格尊严的心态”。
“他这个蔑视女性人格的特点，可能是藏得很深的，”Ivy说，“我肯定是没有感受到。如果我感受到这个就不会跟他交往了。”在交往过程中，Ivy曾多次与Tong Z.讨论女性主义话题。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话不投机，但Ivy当时以为，Tong Z.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不过是“平均男人的水平”。
两人分手的导火索，也正是在性别意识上的分歧。当时Ivy与Tong Z.一起看中国电视剧《亲爱的小孩》，讨论了女主角在怀孕、生产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的情节。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中国生育率已经这么低了，为什么这种片子还能放出来，然后我一下就火了，”Ivy回忆说，“他这句话给我的感受是，他关注宏大叙事大于个人痛苦。在他这个宏大叙事里面，女性的痛苦是不被看见的。”
案情公开后，Ivy在新闻报道当中读到，Tong Z.曾对张大鹏说“80%的女性在被强奸后不会声张”，她感到不寒而栗：“哪怕我让他一起去跟我读一些女性主义内容，他看到的东西，跟我是不一样的东西。他在利用这些知识去犯罪。”正是Tong Z.的这番言论，令她下定决心接受访问，以受害者的身份公开发声，希望唤起公众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思考。
在Ivy的心头，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挥之不去：“我真的很想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呢？”
权力型性侵者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格罗斯（A. Nicholas Groth）在1979年出版的经典着作《强奸犯的心理》中，剖析了性侵者的心理特征与犯罪动机。格罗斯认为，性侵害主要有三大动机，即权力、愤怒与性。他从而将性侵成人的加害者分成三类，权力型、愤怒型和虐待型。
台湾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教授林明杰对作者表示，德国华人性侵系列案件中的加害者或属于权力型的性侵者。这类人视性侵为一种对受害者实行支配、征服、控制的方法。他们在生活中性与非性方面常有不够格感，而人际沟通能力通常又较差、少有表达个人情绪的渠道，性变成了自我认知和自尊的核心议题。权力型性侵者的犯罪通常是有预谋的，不过加害者很少过度使用暴力，他们幻想受害者最初虽会抵抗，但最终仍会感谢和欣赏。他们通过犯罪来追求性能力的重新肯定，以此寻回权力感。
权力型性侵者又可细分为权力再肯定型（power reassurance）与权力断言型（power assertiveness）。前者主要以性侵行为来减轻内在的性不够格感，从被害人身上寻求自己的男子气概，犯罪时或多或少处在焦虑的状态中。后者则主要以性侵行为来表现其力量、控制和支配，认为有权在性上让受害人“乖乖听话”，此类加害人往往带有更严重的暴力攻击性和反社会人格，也不畏惧与受害人发生搏斗。
林明杰分析，使用迷药进行性侵的施害者，应是属于权力再肯定型。“他避开了需要跟她们（受害者）打肉搏战。他本身是很没有自信的人，然后想要操弄成有自信（的样子）。” 而施害者组成网络群组，互相分享技巧和偷拍影像，则又是一个权力采集的过程。他们通过获得其他“同好”的肯定来彼此取暖，累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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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从2023年11月起到2024年9月，Tong Z.与张大鹏在Telegram上交换了逾2000条信息。Tong Z.声称，他通常给受害女性服用“底料”（镇静药品），她们在20分钟内就会睡着。他还指导张大鹏如何偷拍性侵过程："你可以带一台GoPro和一部手机，以备腾不出手的情况下使用。"
Tong Z.在两人的聊天过程中透露，他偷拍女性之后，会把视频放一两年，再拿出来威胁受害人。"（她们）哭着哀求我删掉，但从没想到要报警，"他说，某个被他威胁的女孩曾在被迫与他发生关系时痛哭，而她的哭声让他感到“非常兴奋”。
2024年11月，德国警方逮捕了张大鹏，并在他的电子设备中发现了Telegram群组，识别出Tong Z.等多名身在德国的嫌疑人。次月，德国警方对Tong Z.实施抓捕，在他的住处搜出了避孕套、女性内衣、注射器与放置在床箱里的处方镇静药品，以及资料总量超过2TB的硬盘。警方搜查硬盘后发现，他为每名受害者建立了文件夹。除了在德国多处住所偷拍、在邻居家浴室安装隐藏镜头之外，他在波兰和丹麦旅行期间偷拍了旅伴的私密照片，还曾在中国拍摄了一名熟人的淋浴视频，并在Telegram上传播。Tong Z.曾在群组中声称自己共侵犯了18名女性，德国当局调查核实了11名偷拍与性侵受害者。
德国法庭认定，Tong Z.作案的动机来源自其“蔑视女性人格尊严的心态”。
“他这个蔑视女性人格的特点，可能是藏得很深的，”Ivy说，“我肯定是没有感受到。如果我感受到这个就不会跟他交往了。”在交往过程中，Ivy曾多次与Tong Z.讨论女性主义话题。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话不投机，但Ivy当时以为，Tong Z.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不过是“平均男人的水平”。
两人分手的导火索，也正是在性别意识上的分歧。当时Ivy与Tong Z.一起看中国电视剧《亲爱的小孩》，讨论了女主角在怀孕、生产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的情节。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中国生育率已经这么低了，为什么这种片子还能放出来，然后我一下就火了，”Ivy回忆说，“他这句话给我的感受是，他关注宏大叙事大于个人痛苦。在他这个宏大叙事里面，女性的痛苦是不被看见的。”
案情公开后，Ivy在新闻报道当中读到，Tong Z.曾对张大鹏说“80%的女性在被强奸后不会声张”，她感到不寒而栗：“哪怕我让他一起去跟我读一些女性主义内容，他看到的东西，跟我是不一样的东西。他在利用这些知识去犯罪。”正是Tong Z.的这番言论，令她下定决心接受访问，以受害者的身份公开发声，希望唤起公众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和思考。
在Ivy的心头，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挥之不去：“我真的很想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呢？”
权力型性侵者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格罗斯（A. Nicholas Groth）在1979年出版的经典着作《强奸犯的心理》中，剖析了性侵者的心理特征与犯罪动机。格罗斯认为，性侵害主要有三大动机，即权力、愤怒与性。他从而将性侵成人的加害者分成三类，权力型、愤怒型和虐待型。
台湾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教授林明杰对作者表示，德国华人性侵系列案件中的加害者或属于权力型的性侵者。这类人视性侵为一种对受害者实行支配、征服、控制的方法。他们在生活中性与非性方面常有不够格感，而人际沟通能力通常又较差、少有表达个人情绪的渠道，性变成了自我认知和自尊的核心议题。权力型性侵者的犯罪通常是有预谋的，不过加害者很少过度使用暴力，他们幻想受害者最初虽会抵抗，但最终仍会感谢和欣赏。他们通过犯罪来追求性能力的重新肯定，以此寻回权力感。
权力型性侵者又可细分为权力再肯定型（power reassurance）与权力断言型（power assertiveness）。前者主要以性侵行为来减轻内在的性不够格感，从被害人身上寻求自己的男子气概，犯罪时或多或少处在焦虑的状态中。后者则主要以性侵行为来表现其力量、控制和支配，认为有权在性上让受害人“乖乖听话”，此类加害人往往带有更严重的暴力攻击性和反社会人格，也不畏惧与受害人发生搏斗。
林明杰分析，使用迷药进行性侵的施害者，应是属于权力再肯定型。“他避开了需要跟她们（受害者）打肉搏战。他本身是很没有自信的人，然后想要操弄成有自信（的样子）。” 而施害者组成网络群组，互相分享技巧和偷拍影像，则又是一个权力采集的过程。他们通过获得其他“同好”的肯定来彼此取暖，累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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