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中共七常委的"六四经历" 很少人提及
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和“六四”有着神秘联系，官方有刻意掩盖的痕迹。2013年3月，习近平上台之后，彭丽媛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的微博和照片一度出现于微博，但很快被删除。
流传海外的相关照片的说明是“青年歌唱家彭丽媛在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照片的署名是WXSUN，而大陆网站军事记者孙礼的新浪微博网址，含有这个汉语拼音名字。
根据美联社2013年3月2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记者孙礼说，几年前他用手机拍下了1989年的解放军画报封底上的这幅照片，漫不经心地放在微博上，然后很快就删除了。
中国音乐学院退休教授王范地的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王范地对美联社说：“她（彭丽媛）是体制内的人，如果军队要她演唱，她不得不去。”“重要的是未来发生什么。”
王范地当时可能对于中共还有幻想，直到2017年12月8日他离世。他的妻子、“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说，丈夫临终前仍叮嘱要坚持平反“六四”，还事件真相和死难者公道。
1989年“六四”时，彭丽媛刚和习近平结婚两年，两人是1987年在厦门结的婚。可以想像，习当时跟定中央，强硬对学潮维稳，彭丽媛应该也会受到习的影响。
“文革一代”当权注定不会解禁“六四”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35周年，在习近平进入正式成为独裁者的第三任期之后，人们对于他“平反六四”，已没有想像。然而，在习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时，人们还曾将他与其前任相比，认为他可能有新的想法和对“六四”持更开放的态度。
1989年以来，中共官方主要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指称“六四事件”；同时一直维持“（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定性。而到官媒新华社2021年11月16日公布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三个历史决议，当中对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和天安门屠杀，用97个字带过，并以“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等词汇为其定性。
这说明，官方对于“六四”，一切都没有变。中共官方媒体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中共的当权者，也一直有意维护着。
其实，从现在这代领导人的出身和成长于文革时期的背景，也基本可以判定，他们不可能有真正开放的胸怀，让民众拥抱政治自由，或者说还原历史真相。
中共高层中有不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涌进大学的，但之前的10年文革期间，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毛泽东思想，那个时代红色意识形态的癫狂，给他们留下深深的烙印。
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读小学刚毕业，因运动冲击习家而中止初中学习，1969年到陕西省梁家河当知青，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
文革后，17岁的李强在中学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后在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农机系农机化专业学习。
赵乐际1974年在青海当知青，1975年8月返回城市。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赵乐际于1977年2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文革期间，王沪宁父亲挨斗，为了防止三个儿子在外面混日子，经常将他们关在家里，要求他们抄写《毛选》。王沪宁本来也是工农兵学员，1972年至1977年被推荐在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
1973年3月，17岁的蔡奇下工劳动，在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当知青。1975年获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
文革后，1978年，16岁的丁薛祥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燕山大学）。
文革期间，1975年7月，李希就在家乡云屏公社担任干部，开始步入官场。
也就是说，七名政治局常委，大多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或者有“工农兵学员”的学历。他们在文革中，曾经受过苦，特别是习近平还受过较严重的迫害，但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旦他们掌握权力，被灌输入中共极左意识形态，就像魔鬼一样控制了他们，这就注定了“六四”不可能解禁。
今年3月28日，吉利汽车创办人李书福在车上接受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洪直播采访谈创业。聊得兴起时，李书福提到他开雪柜厂，“‘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六四’之前，我们电冰箱的牌子叫‘北极花’。”‘六四’发生以后，这一切都停止了。”
这样几句话，就导致直播一度遭到封禁，这是能说明“六四”仍然高度敏感的最新例子。
中共之罪不能一抹了之
“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在“六四”十五周年时曾写道，她上百次的向人们叙述着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流干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难不仅仅是我个人、我一家的，那是整个民族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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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流传海外的相关照片的说明是“青年歌唱家彭丽媛在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照片的署名是WXSUN，而大陆网站军事记者孙礼的新浪微博网址，含有这个汉语拼音名字。
根据美联社2013年3月2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记者孙礼说，几年前他用手机拍下了1989年的解放军画报封底上的这幅照片，漫不经心地放在微博上，然后很快就删除了。
中国音乐学院退休教授王范地的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王范地对美联社说：“她（彭丽媛）是体制内的人，如果军队要她演唱，她不得不去。”“重要的是未来发生什么。”
王范地当时可能对于中共还有幻想，直到2017年12月8日他离世。他的妻子、“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说，丈夫临终前仍叮嘱要坚持平反“六四”，还事件真相和死难者公道。
1989年“六四”时，彭丽媛刚和习近平结婚两年，两人是1987年在厦门结的婚。可以想像，习当时跟定中央，强硬对学潮维稳，彭丽媛应该也会受到习的影响。
“文革一代”当权注定不会解禁“六四”
今年是“六四”流血事件的35周年，在习近平进入正式成为独裁者的第三任期之后，人们对于他“平反六四”，已没有想像。然而，在习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时，人们还曾将他与其前任相比，认为他可能有新的想法和对“六四”持更开放的态度。
1989年以来，中共官方主要使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指称“六四事件”；同时一直维持“（政治）动乱”与“（反革命）暴乱”的定性。而到官媒新华社2021年11月16日公布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三个历史决议，当中对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和天安门屠杀，用97个字带过，并以“政治风波”和“反对动乱”等词汇为其定性。
这说明，官方对于“六四”，一切都没有变。中共官方媒体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中共的当权者，也一直有意维护着。
其实，从现在这代领导人的出身和成长于文革时期的背景，也基本可以判定，他们不可能有真正开放的胸怀，让民众拥抱政治自由，或者说还原历史真相。
中共高层中有不少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涌进大学的，但之前的10年文革期间，人们只能死记硬背毛泽东思想，那个时代红色意识形态的癫狂，给他们留下深深的烙印。
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读小学刚毕业，因运动冲击习家而中止初中学习，1969年到陕西省梁家河当知青，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
文革后，17岁的李强在中学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后在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农机系农机化专业学习。
赵乐际1974年在青海当知青，1975年8月返回城市。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赵乐际于1977年2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文革期间，王沪宁父亲挨斗，为了防止三个儿子在外面混日子，经常将他们关在家里，要求他们抄写《毛选》。王沪宁本来也是工农兵学员，1972年至1977年被推荐在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
1973年3月，17岁的蔡奇下工劳动，在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当知青。1975年获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
文革后，1978年，16岁的丁薛祥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现燕山大学）。
文革期间，1975年7月，李希就在家乡云屏公社担任干部，开始步入官场。
也就是说，七名政治局常委，大多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或者有“工农兵学员”的学历。他们在文革中，曾经受过苦，特别是习近平还受过较严重的迫害，但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旦他们掌握权力，被灌输入中共极左意识形态，就像魔鬼一样控制了他们，这就注定了“六四”不可能解禁。
今年3月28日，吉利汽车创办人李书福在车上接受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洪直播采访谈创业。聊得兴起时，李书福提到他开雪柜厂，“‘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六四’之前，我们电冰箱的牌子叫‘北极花’。”‘六四’发生以后，这一切都停止了。”
这样几句话，就导致直播一度遭到封禁，这是能说明“六四”仍然高度敏感的最新例子。
中共之罪不能一抹了之
“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在“六四”十五周年时曾写道，她上百次的向人们叙述着儿子王楠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流干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难不仅仅是我个人、我一家的，那是整个民族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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