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六四"在中国是个禁忌,但总有人会记得
民间历史学家没有那么精英主义。他们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或受益于独立的智库或资助者，他们写地方上的故事或特定主题的文章：农民工、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宗教迫害的对象、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用已故作家王小波的话，他们写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有想法的人得益于技术的帮助。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说过一句有名的俏皮话：试图控制互联网就像试图“把果冻钉在墙上”，但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互联网。然而，技术在记忆的持久性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胡杰和艾晓明用数码电影摄像机拍摄纪录片，这种花销他们负担得起，数码文件还可以上传到网上。这些片子在中国也许被屏蔽了，但据信有数千万中国人使用VPN软件绕过政府的网络控制，看到他们拍的纪录片。
更简单的技术也非常有效。《记忆》是一本独立的历史杂志，它以地下出版物的现代形式，就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发表范围广泛的文章。每期的文章被整理成一个PDF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朋友和支持者。这些人再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之类的短信服务把文件转发出去。每期杂志都在海外网站上存档，中国国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VPN访问这些网站。
至于天安门事件，草根历史学家廖亦武刚刚用英文出版了一本采访集，书名是《子弹和鸦片：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的真实故事》(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这本书对我们如何看待“六四”提出了挑战。（我写了序言。）虽然抗议活动通常被描绘成浪漫的学子进行的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但廖亦武告诉人们，做出最大牺牲的是北京的工人阶级：为了保护学生及其代表的事业，工人们站到了坦克前。
上周五，总部位于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New Century Press)发表了以前未发表过的绝密文件，是中共在大屠杀两周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记录。文件显示了高层官员怎样对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俯首帖耳，许诺支持他使用武力、罢免温和派领导人赵紫阳的决定。
历史也是用最细微的动作书写的。每年春天，我都会去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公墓，向两名“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表示敬意：1989年6月3日至4日夜间被军队开枪打死的21岁的吴向东，以及六年后在悲痛中去世的父亲吴学汉。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我认识性格活泼的徐珏，她是向东的母亲、学汉的妻子。警察有时护送她去墓地，有时干脆试图阻止她前往。她通常会成功地来到墓地，并总会在她丈夫的墓前摆上27朵鲜花。
刻在学汉墓碑后面的四行诗像是一种密码，解释了他的死因和徐珏的习惯做法：
“八枝马蹄莲
九朵黄菊花
六枝白郁金香
四朵红玫瑰”
八、九、六、四。年、月、日。1989年6月4日。
两年前，徐珏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在她去世后的两年里，每年我都去了墓地，我觉得应该有人来摆花。每次，那27多花都已经摆好了，整整齐齐地绑在一起。有人记得。总会有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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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这些有想法的人得益于技术的帮助。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说过一句有名的俏皮话：试图控制互联网就像试图“把果冻钉在墙上”，但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互联网。然而，技术在记忆的持久性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胡杰和艾晓明用数码电影摄像机拍摄纪录片，这种花销他们负担得起，数码文件还可以上传到网上。这些片子在中国也许被屏蔽了，但据信有数千万中国人使用VPN软件绕过政府的网络控制，看到他们拍的纪录片。
更简单的技术也非常有效。《记忆》是一本独立的历史杂志，它以地下出版物的现代形式，就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发表范围广泛的文章。每期的文章被整理成一个PDF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朋友和支持者。这些人再通过电子邮件或微信之类的短信服务把文件转发出去。每期杂志都在海外网站上存档，中国国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VPN访问这些网站。
至于天安门事件，草根历史学家廖亦武刚刚用英文出版了一本采访集，书名是《子弹和鸦片：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的真实故事》(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这本书对我们如何看待“六四”提出了挑战。（我写了序言。）虽然抗议活动通常被描绘成浪漫的学子进行的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但廖亦武告诉人们，做出最大牺牲的是北京的工人阶级：为了保护学生及其代表的事业，工人们站到了坦克前。
上周五，总部位于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New Century Press)发表了以前未发表过的绝密文件，是中共在大屠杀两周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记录。文件显示了高层官员怎样对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俯首帖耳，许诺支持他使用武力、罢免温和派领导人赵紫阳的决定。
历史也是用最细微的动作书写的。每年春天，我都会去北京西郊的八宝山公墓，向两名“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表示敬意：1989年6月3日至4日夜间被军队开枪打死的21岁的吴向东，以及六年后在悲痛中去世的父亲吴学汉。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我认识性格活泼的徐珏，她是向东的母亲、学汉的妻子。警察有时护送她去墓地，有时干脆试图阻止她前往。她通常会成功地来到墓地，并总会在她丈夫的墓前摆上27朵鲜花。
刻在学汉墓碑后面的四行诗像是一种密码，解释了他的死因和徐珏的习惯做法：
“八枝马蹄莲
九朵黄菊花
六枝白郁金香
四朵红玫瑰”
八、九、六、四。年、月、日。1989年6月4日。
两年前，徐珏因癌症去世，享年77岁。在她去世后的两年里，每年我都去了墓地，我觉得应该有人来摆花。每次，那27多花都已经摆好了，整整齐齐地绑在一起。有人记得。总会有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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