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鲍彤:六四是邓小平针对赵紫阳的政治清算
表面上看，是赵紫阳离开北京后，4月24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向李鹏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学生抗议情况，并认定学生行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活动。
4月25日，李鹏和杨尚昆再向邓小平汇报。随后，邓小平将北京学生抗议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但鲍彤认为，从4月17日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在背后操纵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试图缓和局势的措施，一再被邓小平否定。包括赵紫阳4月22日提出的三点缓和意见，也在关键时刻被推翻。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不要按原计划去朝鲜访问，但邓小平让他放心去，甚至告诉他“回来以后军委主席还是你的”。鲍彤认为，这是邓小平用来稳住赵紫阳的手段。
结果赵紫阳前脚刚离开北京，邓小平后脚就通过杨尚昆召见李鹏，把学生抗议定性为“动乱”，并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李锡铭和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所作的汇报。
鲍彤认为，李锡铭和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是邓小平授意的。其中一个证据是，北京市委在4月24日汇报时称“中央有黑手”。这是一种僭越的说法。如果没有更高层授意或暗示，作为省级机构的北京市委，不可能如此直接地指责中央内部有人操纵学生运动。
另一个证据是，北京市委在向中央常委会汇报当晚，就召开北京二十多所大学校长会议，提出要制止“动乱”。当时李鹏还未正式向邓小平汇报，中共中央也尚未将学生抗议定性为“动乱”。如果没有更高层授意，北京市委不可能擅自作出如此强烈的负面定性。
况且，当时部分学生已经返回学校，形势正在趋于平息。鲍彤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动乱”一词，是为了进一步激怒学生。
果然，《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后，学生异常愤怒，重新进入天安门广场。
学生抗议再起 未能逃过武力镇压
1989年4月至5月，北京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反腐败、新闻自由和民主改革。许多市民、知识分子和工人加入支持，参与人数一度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5月中旬，部分学生展开绝食抗议，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当时正值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大量外国媒体聚集北京，使事件受到全球瞩目。
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中共当局调动军队和坦克进入北京市区。军队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主要道路上与民众发生冲突，并开枪驱散人群，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实际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官方公开数字。
六四事件已过去多年。外界谈起这段历史时，常有人认为，当年学生过于激进，不善于妥协，未能与中共内部改革派相向而行，最终导致镇压和政治改革受挫。
也有部分当年学生反思，怀疑自己是否过于意气用事。还有人认为赵紫阳也有责任，如果他当时留在北京，而不是访问朝鲜，李鹏就不会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北京市委的汇报也不会产生后来的结果，邓小平或许就不会被误导，六四事件也许不会发生。
但按照李肃转述的鲍彤观点，邓小平因赵紫阳主张高规格悼念胡耀邦，与自己的意愿相违，从而心生不满。同时，邓小平担心赵紫阳日后会清算自己拿下胡耀邦的责任，因此决定先下手为强。
鲍彤核心判断：六四是邓小平针对赵紫阳的政变
鲍彤认为，邓小平不惜激化与学生的矛盾和对立，冒着中共分裂的风险，动用正规军向学生和百姓开枪，制造六四血腥镇压，以便名正言顺地拿下赵紫阳。
在鲍彤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步步加强对抗，把事情闹大，让赵紫阳犯更大的“错误”，从而为拿下赵紫阳找到充足借口。因此，鲍彤认为邓小平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政变。
李肃进一步解释，鲍彤认为，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全世界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内部出现“赫鲁晓夫”。所谓“赫鲁晓夫”指的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他在斯大林去世后，于1956年苏共党内做了一个秘密的报告，揭露并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迫害。鲍彤认为，这正是中共高层最恐惧的政治剧本：接班人在前任身后进行清算。
鲍彤还认为，邓小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平民百姓开枪，其目的不是拯救中共，而是保住自己的权力。很多中国人习惯把领导人想得伟大，不愿承认他们也可能心胸狭窄、报复心强。人们常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理想主义，是为了实现乌托邦，却不愿承认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要打倒自己的副手和接班人刘少奇。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刘少奇曾表达不满，毛泽东担心刘少奇在自己身后清算自己，于是不惜让全国陷入动乱，并在1969年将刘少奇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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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4月25日，李鹏和杨尚昆再向邓小平汇报。随后，邓小平将北京学生抗议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但鲍彤认为，从4月17日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在背后操纵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试图缓和局势的措施，一再被邓小平否定。包括赵紫阳4月22日提出的三点缓和意见，也在关键时刻被推翻。
当时不少人劝赵紫阳不要按原计划去朝鲜访问，但邓小平让他放心去，甚至告诉他“回来以后军委主席还是你的”。鲍彤认为，这是邓小平用来稳住赵紫阳的手段。
结果赵紫阳前脚刚离开北京，邓小平后脚就通过杨尚昆召见李鹏，把学生抗议定性为“动乱”，并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李锡铭和陈希同代表北京市委所作的汇报。
鲍彤认为，李锡铭和陈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是邓小平授意的。其中一个证据是，北京市委在4月24日汇报时称“中央有黑手”。这是一种僭越的说法。如果没有更高层授意或暗示，作为省级机构的北京市委，不可能如此直接地指责中央内部有人操纵学生运动。
另一个证据是，北京市委在向中央常委会汇报当晚，就召开北京二十多所大学校长会议，提出要制止“动乱”。当时李鹏还未正式向邓小平汇报，中共中央也尚未将学生抗议定性为“动乱”。如果没有更高层授意，北京市委不可能擅自作出如此强烈的负面定性。
况且，当时部分学生已经返回学校，形势正在趋于平息。鲍彤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动乱”一词，是为了进一步激怒学生。
果然，《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后，学生异常愤怒，重新进入天安门广场。
学生抗议再起 未能逃过武力镇压
1989年4月至5月，北京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反腐败、新闻自由和民主改革。许多市民、知识分子和工人加入支持，参与人数一度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5月中旬，部分学生展开绝食抗议，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当时正值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大量外国媒体聚集北京，使事件受到全球瞩目。
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中共当局调动军队和坦克进入北京市区。军队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主要道路上与民众发生冲突，并开枪驱散人群，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实际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官方公开数字。
六四事件已过去多年。外界谈起这段历史时，常有人认为，当年学生过于激进，不善于妥协，未能与中共内部改革派相向而行，最终导致镇压和政治改革受挫。
也有部分当年学生反思，怀疑自己是否过于意气用事。还有人认为赵紫阳也有责任，如果他当时留在北京，而不是访问朝鲜，李鹏就不会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北京市委的汇报也不会产生后来的结果，邓小平或许就不会被误导，六四事件也许不会发生。
但按照李肃转述的鲍彤观点，邓小平因赵紫阳主张高规格悼念胡耀邦，与自己的意愿相违，从而心生不满。同时，邓小平担心赵紫阳日后会清算自己拿下胡耀邦的责任，因此决定先下手为强。
鲍彤核心判断：六四是邓小平针对赵紫阳的政变
鲍彤认为，邓小平不惜激化与学生的矛盾和对立，冒着中共分裂的风险，动用正规军向学生和百姓开枪，制造六四血腥镇压，以便名正言顺地拿下赵紫阳。
在鲍彤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步步加强对抗，把事情闹大，让赵紫阳犯更大的“错误”，从而为拿下赵紫阳找到充足借口。因此，鲍彤认为邓小平实际上发动了一场政变。
李肃进一步解释，鲍彤认为，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全世界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内部出现“赫鲁晓夫”。所谓“赫鲁晓夫”指的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他在斯大林去世后，于1956年苏共党内做了一个秘密的报告，揭露并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迫害。鲍彤认为，这正是中共高层最恐惧的政治剧本：接班人在前任身后进行清算。
鲍彤还认为，邓小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平民百姓开枪，其目的不是拯救中共，而是保住自己的权力。很多中国人习惯把领导人想得伟大，不愿承认他们也可能心胸狭窄、报复心强。人们常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理想主义，是为了实现乌托邦，却不愿承认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要打倒自己的副手和接班人刘少奇。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刘少奇曾表达不满，毛泽东担心刘少奇在自己身后清算自己，于是不惜让全国陷入动乱，并在1969年将刘少奇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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