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蘭西公學院的陽台上 望見不妥協的靈魂
“我們曾經在那個小房間裡的擁抱和親吻，是我在冰冷的實驗室裡唯壹的慰藉。”
“壹想到我們可能會被分開，我就渾身發抖……我是如此需要你的撫摸、你的親吻，需要我們那間把世界隔絕在外的小房間裡，感受到你的身體緊貼著我的身體。 我活著，似乎只為了那些能夠完全屬於你的時刻。”
這樣的話還有很多，此處也沒有必要過度引用，但這些瑪麗寫給朗之萬的情書充滿了女性覺醒和人性欲望的真實記錄，讓我們看到瑪麗不是教科書裡那個沒有情感、只會盯著放射性元素的“科學石雕”，而是壹個有血有肉、會嫉妒、會瘋狂陷入熱戀、極度渴望愛人的撫摸、親吻與肉體溫存的真實女性。這些真實的字句，恰恰讓她的形象變得更加完整和感人。
但又壹次好景不長，才壹年左右的時間，到了1911年，瑪麗的信被朗之萬的妻子截獲並曝光給了媒體，霎時引起了巨大的丑聞，小報甚至用“波蘭蕩婦”這樣的話來侮辱她。更加糟糕的是，1911年底正是她第贰次獲得諾貝爾獎（化學獎）的時間節點，社會上的保守勢力和科學界的道學家們也有了讓她放棄的討論，瑞典科學院的成員甚至寫信給她，說到：
“如果你來參加頒獎典禮，瑞典科學院將感到非常尷尬，請你留在法國，等風波平靜之後再說 ……”,
此時深陷在輿論漩渦和壓力中的波蘭女子瑪麗，又壹次展示出她的堅韌和對於自己內心的遵從，她回信說：
“我認為我的科學工作與我的私生活之間沒有聯系。我不能接受對於私人生活的毀謗和歪曲來評估科學工作價值的方式 ……”,
她在1911年底仍然頂著所有的風暴，以壹種極其高傲的姿態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從瑞典回來之後，她和朗之萬的戀情由於社會的壓力不得不中斷，她本人更因為長期的疾病和由風波帶來的精神壓力閉門謝客壹年之久。
後來走出陰霾的瑪麗變得更加忠於自己的內心，不屑於和社會和科學界的虛偽為伍，她並沒有向社會妥協做壹個唯唯諾諾的“失足寡婦”，躲在拉丁區的實驗室裡閉門思過，而是用自己的方式繼續科學創造和生活。
到了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她意識到 X光拍照對於醫療檢查的重要性，不但考取了卡車駕駛執照並自學了汽車維修，而且親自開著裝有X光設備的卡車奔赴前線，為傷兵做當時仍是拾分稀少的 X 光拍照檢查傷口。她帶著17歲的大女兒伊雷娜（伊雷娜和她的丈夫——也就是瑪麗的女婿在1935年因發現人工放射性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冒著德軍的炮火，把20輛X光車和200個戰地放射科站點直接開到了最危險的戰壕邊緣。她還親自培訓了150名女性放射技師，讓X光車可以常年頂著炮火在凡爾登、馬恩河等最危險的戰區之間穿梭。據統計，僅這 20 輛車就為前線數拾萬名剛剛從戰壕裡抬下來的重傷員進行了緊急篩查，幫軍醫在感染爆發前的黃金時間內取出了彈片。
戰爭結束後，由於她拯救了無數法國士兵，法國政府上上下下感到無比羞愧。為了挽回面子，政府提出要給她頒發法國最高榮譽——法國榮譽軍團勳章（Légion d'honneur）。但居裡夫人的回應居然是：直接拒絕。這是她對主流世俗社會、對那些曾試圖用道德審判毀滅她的官僚政客和科學界的假道學，進行的壹場最不妥協的“精神反擊”，她用自己的行為實踐著個體生命的自由表達的權力。
左圖：今日的居裡夫婦博物館，這裡是居裡夫人中後期工作、研究長達20年的地方，也是她的女兒和女婿發現人工放射性的誕生地，現時是居裡研究所的壹部分。右圖：拉丁區的藝術氛圍無處不在，拉丁區的小巷和街心花園還像著壹百年前那樣平靜和優雅，好像瑪麗·居裡和朗之萬剛剛結束壹天的工作從這裡走過，興沖沖地走向他們的愛巢。| 圖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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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想到我們可能會被分開，我就渾身發抖……我是如此需要你的撫摸、你的親吻，需要我們那間把世界隔絕在外的小房間裡，感受到你的身體緊貼著我的身體。 我活著，似乎只為了那些能夠完全屬於你的時刻。”
這樣的話還有很多，此處也沒有必要過度引用，但這些瑪麗寫給朗之萬的情書充滿了女性覺醒和人性欲望的真實記錄，讓我們看到瑪麗不是教科書裡那個沒有情感、只會盯著放射性元素的“科學石雕”，而是壹個有血有肉、會嫉妒、會瘋狂陷入熱戀、極度渴望愛人的撫摸、親吻與肉體溫存的真實女性。這些真實的字句，恰恰讓她的形象變得更加完整和感人。
但又壹次好景不長，才壹年左右的時間，到了1911年，瑪麗的信被朗之萬的妻子截獲並曝光給了媒體，霎時引起了巨大的丑聞，小報甚至用“波蘭蕩婦”這樣的話來侮辱她。更加糟糕的是，1911年底正是她第贰次獲得諾貝爾獎（化學獎）的時間節點，社會上的保守勢力和科學界的道學家們也有了讓她放棄的討論，瑞典科學院的成員甚至寫信給她，說到：
“如果你來參加頒獎典禮，瑞典科學院將感到非常尷尬，請你留在法國，等風波平靜之後再說 ……”,
此時深陷在輿論漩渦和壓力中的波蘭女子瑪麗，又壹次展示出她的堅韌和對於自己內心的遵從，她回信說：
“我認為我的科學工作與我的私生活之間沒有聯系。我不能接受對於私人生活的毀謗和歪曲來評估科學工作價值的方式 ……”,
她在1911年底仍然頂著所有的風暴，以壹種極其高傲的姿態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從瑞典回來之後，她和朗之萬的戀情由於社會的壓力不得不中斷，她本人更因為長期的疾病和由風波帶來的精神壓力閉門謝客壹年之久。
後來走出陰霾的瑪麗變得更加忠於自己的內心，不屑於和社會和科學界的虛偽為伍，她並沒有向社會妥協做壹個唯唯諾諾的“失足寡婦”，躲在拉丁區的實驗室裡閉門思過，而是用自己的方式繼續科學創造和生活。
到了第壹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她意識到 X光拍照對於醫療檢查的重要性，不但考取了卡車駕駛執照並自學了汽車維修，而且親自開著裝有X光設備的卡車奔赴前線，為傷兵做當時仍是拾分稀少的 X 光拍照檢查傷口。她帶著17歲的大女兒伊雷娜（伊雷娜和她的丈夫——也就是瑪麗的女婿在1935年因發現人工放射性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冒著德軍的炮火，把20輛X光車和200個戰地放射科站點直接開到了最危險的戰壕邊緣。她還親自培訓了150名女性放射技師，讓X光車可以常年頂著炮火在凡爾登、馬恩河等最危險的戰區之間穿梭。據統計，僅這 20 輛車就為前線數拾萬名剛剛從戰壕裡抬下來的重傷員進行了緊急篩查，幫軍醫在感染爆發前的黃金時間內取出了彈片。
戰爭結束後，由於她拯救了無數法國士兵，法國政府上上下下感到無比羞愧。為了挽回面子，政府提出要給她頒發法國最高榮譽——法國榮譽軍團勳章（Légion d'honneur）。但居裡夫人的回應居然是：直接拒絕。這是她對主流世俗社會、對那些曾試圖用道德審判毀滅她的官僚政客和科學界的假道學，進行的壹場最不妥協的“精神反擊”，她用自己的行為實踐著個體生命的自由表達的權力。
左圖：今日的居裡夫婦博物館，這裡是居裡夫人中後期工作、研究長達20年的地方，也是她的女兒和女婿發現人工放射性的誕生地，現時是居裡研究所的壹部分。右圖：拉丁區的藝術氛圍無處不在，拉丁區的小巷和街心花園還像著壹百年前那樣平靜和優雅，好像瑪麗·居裡和朗之萬剛剛結束壹天的工作從這裡走過，興沖沖地走向他們的愛巢。| 圖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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